沈东
研究背景
一、变化中的中国电视环境及操作
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相一致的是，中国的媒体也正处于一个转型期。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在观念和操作上都发生了诸多根本性的变化，这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90年代被人们普遍公认的命名是‘转型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
在某种工具理性的引导下，中国的新闻媒介特别是电视媒介，内外都表现出诸多矛盾焦点，打着“正名”的旗号却进行着令人担忧的实践操作。例如过度的娱乐化倾向与电视“民生化”的口号，又如将收视率提升到几近唯一客观标准地位的做法，以及政治管制的有效性和制度管制的局部失效，媒介再现的叙事框架与社会现实的离合，这些问题无不是政治—市场角力的结果。在对媒体的操作实践进行了人类学考察之后，潘忠党认为“非常规的实践比常规化的实践更反映改革的力度……这更多地集中于经营领域”（潘，1997）。但是让人担心的是某些非常规的操作已经通过改变生产机制而开始影响具体的节目文本内容。在传媒机构内部，既有的新闻常规（news routine）也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潘，1997)
二、研究对象
在对中国的新闻改革以及媒介转型的研究中，存在多种视角。这些研究组成了一幅“分省”地图，仍然缺乏一种结合了文本分析、生产机制两者关系的综合方法，特别是对媒介生产缺少一种人类学式的实证的连续性考察。
这种综合的连续性考察，存在几方面的困难。首先是节目文本的离散性质。由于节目内容的多样性以及再现方式的多样性，大多数新闻节目很难找到一种统一的主题框架，从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归类。（Tuchman，1978）而要对文本的生产机制进行研究，介入式的观察又必须是连续的。这是一对不易解决的矛盾。其次是文本的典型性问题。要考察政治—市场力量在节目文本以及生产机制中的对抗—协商关系，文本以及生产文本的机构本身应当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典型特征。这个条件对于一般的节目来说，很难同时满足。再次，文本所反映的问题，应当具有时间跨度，同时又具备制度变迁研究的典型性。
要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在研究方向上，需要作出以下的调整：以个案调查的形式进行连续性的考察，对象应当是主题明确的栏目，而这个栏目本身有典型的政治符号特征，同时又面临着来自市场的压力，同时这个栏目的主题或者关注对象是一个同样经历着内涵变迁的集群。本项研究将研究对象选定为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的《当代工人》栏目。
《当代工人》是1997年创办的周播节目，2004年被归为央视一套的政策保护性栏目。作为每期时长30分钟的专题类节目，《当代工人》到现在已经有10年共四百多期的节目文本，是中央电视台唯一以“工人”为报道主体的栏目。栏目开办之初正处在国企改革的热点时刻，“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等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和媒体文本的关键词。在建构整个社会再现框架，或者说文化主题的时候，这个栏目得到了政治主流的肯定。当年该栏目在节目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户外的大型现场谈话，没有主角没有嘉宾，谈话主体就是在工作现场围坐的普通工人，创造了一种具有现场感的叙事空间。节目制作者对各种事件的定义和叙述，是通过“即兴”的现场谈话完成的。
但是从2001年开始，随着国企改革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以及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对于更深层次政治、经济问题的回避和转移，栏目在内容可能性上受到诸多制约，收视率开始下滑。电视台出于收视率—市场回报的考虑，虽然把这个栏目作为保护性栏目维持下来，但却把播出时间调整到每周二下午，导致该栏目收视率、影响力同时走低。而在栏目的内部，从收视率下滑的那一天开始，同时受到制作人员经济压力、电视台内部的组织压力，栏目开始寻求对于原有话语体系的替代性改造。当然，在改变叙事框架的过程中，“既定新闻原则”时时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节目的制作，如内部节目审查、特定宣传任务等。栏目同时依靠政治“保护”，进行着对话语体系的市场化改造，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陈，2006）本研究认为将“区域历史”换成“电视节目内容”，这样的陈述仍然有效，因此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探讨整个中国电视的问题、映射政治社会变迁的努力也将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三、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运用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的研究方法。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对于“框架”的综合式的定义是：“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惯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并且按常规处理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由此，这些框架就成为大众媒介文本编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了的部分，而且可能在受众解码的形成中发挥关键的作用。”（O"Sulivan，T.，Saunder，D.＆Fiske，J.，1994）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媒介转型的核心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实践活动之变化（潘，1997）。对于这种实践活动的框架分析，需要进行三个层面的考察：（1）框架机制包括组织、媒体及个人；（2）社会实践的意义；（3）实践的社会思想背景。结合影响框架形成的各因素，本项研究考察的对象具体可以分为：
（1）文本。
（2）新闻常规。新闻从业人员通过套用它们而理顺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这个过程称之为“典型化”（typification），是记者构筑社会现实的方式（Tuchman，1978；Berger＆Luckmann，1966）。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视率，电视节目往往突破一些原有的规范，用特别富于刺激性的内容吸引观众，在节目形态上也变动不居。电视节目严重的娱乐化倾向、电视节目表述形式上的“民生化”都是这种突破原有常规的表现。
（3）政治体系。威廉姆斯（Williams）认为存在三种文化模式：主导的、残余的和新兴的结构。有分析者认为对应中国的媒介转型，这三种结构可以依次对应党和国家的支持、传统儒家道德规范、市场因素的介入。（李，2002）
（4）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在经历了整个9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唯理主义，这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导致了某种普遍的失范(孙，2004)。政府无意放松管制，官方媒介资本的业界与学界代理人则通过调动“入世”政策与话语资源来深化中国传媒产业重组中的市场与资本逻辑（赵，2005）。由于指令型的政治控制依然存在，媒介对于主流话语体系的改造只能通过某种“补偿网络”进行。（潘，1997）
节目文本
一、文本修辞结构——节目形式
在《当代工人》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节目形式曾经发生过很多次改变。这种变化，按制片人和编导的理解，是一个“不断寻找最佳表达方式”的过程。1998年，在开播一年之后，《当代工人》引入了“大谈话”的节目形式，并迅速从原来的杂志型节目过渡到谈话类节目。到2004年上半年，由于收视率一直保持在一个低位，按照部门主任的意见，采用专题纪实方式制作的《当代工人·创业志》又取代了原来的谈话形式。之后由于这种节目形式被认为对于拉动收视率没有明显的作用，栏目又恢复了谈话形式。
此后节目形式一直在“大谈话”、“演播室谈话”以及专题片之间摇摆不定。在2001年到2003年栏目所制作的“五一”或者春节特别节目采用演播室外现场谈话的形式之后，2006年的春节特别节目甚至采用了录播晚会的形式，而半年之后的“五一”特别节目更是把晚会的录制现场搬出了录制棚，在企业现场搭台。而在栏目内部，改版方案也层出不穷。
节目形式，首先确定了一种高夫曼（Goffman）所说的交流过程中的基调（key）及其过程（keying）。高夫曼对框架（frame）及其建构的过程（framing）同基调及其过程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来自于现实，而后者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模拟。同时在对基调的分析中，他提出基调可以为交流双方设定一个基本的情境，比如在演出的过程中，虽然观看演出者明知道这是假的，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安静地观看以及投入情感，而演出是在表演者表演以及观众观看的相互配合中完成的，这一过程又是出于自愿的。（Goffman，1974）因此，高夫曼对于框架和基调的区分，可以被看成是对主题以及主题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同其实现方式、修辞结构之间差别的区分。而节目形式同演出的环境一样，都为节目参与者以及电视观众创造了一个舞台，设定了基本的情境。
在开播一年的时间内，《当代工人》采用的是杂志型的节目形式。其中有有关大型企业的报道，有工人生活的报道，还有技术绝活和才艺表演的内容，在板块的设计和主题的确定上一直处于一种作坊式的生产状态中，这也被认为是一种没有栏目特色的节目样式。在栏目开办将近一年的时候，栏目改版为“大谈话”的形式。这种形式“用外景演播现场打破电视演播室节目的常规，把拍摄地设在生产第一线，在外在形式上将谈话者送回了现实空间，同时又将电视机前的观众拉进了这个现实空间，使得参与谈话的工人师傅‘你们讲给你们听，你们表现给你们看’，因而获得了双向的亲和力；此外它还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空间，在这里，参与者占据的空间界限就是演播现场的空间界限，并随时可以因参与者的加入而扩展”。（吴，马，2003）
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已经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谈话节目方兴未艾。但是当时所有的谈话节目都采用的是演播室内拍摄的方式，节目样式比较单一。而在节目形态上能够突破的一种有效手段，是不同节目形态的重新组合。最终产生了在工厂车间进行拍摄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就站在工人群体中间，节目画面也不回避其他的摄制组工作人员。在谈话方式上，也没有指定专门的嘉宾和领导，所有参加谈话的人员都围绕主持人而坐，在画面上并不体现身份的差别。
这种注重谈话现场的努力，以及在最终节目中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要作用：
（1）增加真实感。新闻节目具有一种极力夸大其真实感的倾向。（Van Dijk，1988）虽然《当代工人》属于社会专题部，在节目的定位上也从来不被认为是一档新闻节目，但非虚构性同样也是专题类节目的一个基本特征，媒体所担当的“喉舌”作用也加强了电视台的权威色彩。但是在提出并制作这种节目形式的编导和栏目负责人看来，传统的电视节目，在剪辑上过于“干净”，真实感反而大打折扣。观众一方面会认为在电视上看到的内容都是经过剪辑、具有宣传目的的；另一方面，大量制作精美、剪辑干净的节目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当代工人》如果在细致程度上和这些节目相比，无法更好地创新，也就无法引起观众的注意。增加一些细节，增加“穿帮”镜头，被认为是有效地增强真实感的一种策略。这种细节上的真实感，也让节目在内容上更具有说服力，直白的宣传意味减少了，从而带来更多的亲近感。
（2）营造公共谈话空间。“公共空间”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哈贝马斯将它发展为“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领域”是指在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达成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哈贝马斯，1999）“脱口秀”这种节目兴起的重要的社会原因就在于在工业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人们的话语空间被分割得越来越小，大众有要求沟通和倾诉的欲望，迫切需要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一个“公共论坛”，脱口秀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人们希望它能够帮助他们知道在这个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孤单、越来越难以沟通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怎样行事。（郭，2006）
2004年开始制作的一批专题纪实类节目，则体现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风格。当时《当代工人》长期处于综合评价体系的末尾处，栏目生存岌岌可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