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传播的四层结构
传播，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需要有一定的基本条件才能实现。在人类社会中，按照其实现的条件基础，可以划分为四个层级结构。
要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实现传播，居于最底层的可以说是传播基础结构（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只有在必要的基础建设之上，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信息交流、仪式共享、符号资源交换，才能实现社会复杂系统内的自然传播。传播基础结构包括基本的交通网络、通信网络和终端。例如：古时候的水运体系（运河连接自然水系形成）、陆路网络（如：驿道、驿站、茶马古道）、商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现代社会的包括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的交通网，现代的邮政系统、卫星、电话网、无线通信网、互联网、计算机终端等。
在传播基础结构之上，要实现传播，还需要在传受方之间建立起相互链接，在传播学经典的教程中一般都称为渠道。传播渠道（communication channel）包括实现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交流通路，实现仪式共享的时空营造，实现符号资源交换的方式、路径，社会复杂系统内自然传播的时序、路由、路径。传播渠道往往是在传播基础结构上形成，但是不等同于传播基础结构，它与传播实现的时间和空间有着密切关联，它与传播基础结构中的整体布局、拓扑关系、集散点、结点链接有着密切关系，任何一次成功的传播实现，需要建立在一条通畅的传播渠道之上。
在传播渠道之上，要实现传播，还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媒介（media）具有记录、保存、传送的功能，可以跨越一定的空间地域和时间间隔。媒介包括各种书写、记录的载体，包括羊皮纸、黏土、石头、纸张、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各类新媒体等。我们已经知道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对于媒介的划分，具有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性，他发现媒介有“倚重时间的”和“倚重空间的”两种不同特质的媒介，依赖于不同传播介质进行政治控制的国家或文明就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媒介的特质深刻影响到传播的短期、长期的效果，到今天这已经是传播学者的共识。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型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传播媒介之上的传播内容，在目前的大众媒介里，主要分为新闻、教育、娱乐、服务等类别。内容是人类社会生产出来的，同时又被人类社会消费掉了。对于传受方而言，完成内容的传递，才算是完成了信息传播的过程。
以上探讨了传播得以实现的基础结构体系，总共是四个层级。在这之上，还有一个意义系统，即这些内容究竟包含了什么意义及对人类有何价值。毕竟，不论传播的内容是什么，不论传播的媒介是什么，不论是通过什么路径和渠道，也不论采取了什么样的传播网络、技术手段和工具，最终完成传播的效应和价值，还是需要对传播符号进行意义解读。
第二节 复杂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复杂性与复杂系统
要简单地说清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概念，那就是：复杂性就是指复杂的性质或状态；复杂系统就是复杂的系统，或者说具有复杂性的系统。这样就陷入到一种循环论证的过程，什么也没有说清楚，没有人能够满意这样的解释。但是，要真正说清楚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概念，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由于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是复杂系统，因而，从不同学科研究者的视角出发，概括的复杂性概念本身就是五花八门的。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1999年4月2日的“复杂性研究”专刊集中发表了8篇相关的研究文章，但没有统一的“复杂性”（complexity）的定义，而是采用了“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的名称。
首先，从“复杂”两个字的语义上进行溯源。在汉语中，复杂是由“复”和“杂”复合而组成。《说文解字》对“复”的解释是：“复，行故道也。”由此引申为重复、繁复、反复、往复等意义。《说文解字》对“杂”的解释是：“杂，五彩相会。”本义是指各种衣服集在一起，五彩相合，颜色不纯，引申为混合、掺糅。《辞海》对“复杂”一词的解释是：“1.事物的种类、头绪等多而杂乱；问题复杂；2.在系统论中，同简单相对，表征事物或系统的组织水平的范畴。指事物或系统的多因素性、多层次性、多变性以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整体行为和演化。一般认为，非线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等是复杂性的根源。”在英文中，复杂作为形容词对应的是“complex”，其词源来自拉丁语“complexus”和“complecti”，其字面的解释是编织、缠绕在一起。引申为把许多东西结合到一起。英文的这一词源含义与现实中遇到的复杂系统内那种纠缠不清且盘根错节的关系有某种隐喻性。
其次，根据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人（1990：3-10）的研究，系统可以这样分类：系统分为简单系统与巨系统，巨系统又分为简单巨系统和复杂巨系统，而复杂巨系统又分为一般复杂巨系统和特殊复杂巨系统（如社会系统）。由于钱学森对于系统理论具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而且又善于深入浅出地解答问题，容易为常人理解。所以，在本书中，也就借用他的这个说法，把“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系统”这一社会系统，作为一个“特殊复杂巨系统”，即复杂系统的一种。对于复杂性，钱学森一语道破天机：“所谓复杂性实际上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钱学森，2001：456）。而且，他还从另一个方法论的角度解释“复杂性”，即认为复杂性问题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
本书研究“国家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问题，实质上是研究一个复杂巨系统的复杂性问题，因而，需要应用复杂系统的方法论和因果观去研究和解释问题。
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
由于对复杂性很难进行定义，科学家和学者往往尝试的是对一般的复杂系统进行某种特征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往往容易获得认可，甚至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共识。根据南非科学哲学家、工程师保罗·西利亚斯（2006：4-5）的总结概括，复杂系统一般都具有如下10个重要的特征。在本书中，根据“传播与国运”系统的对应关系，同样描述、刻画和分析了这一具体的复杂系统的特征。
根据保罗·西利亚斯的论述（2006：3-4），许多系统貌似简单，但仔细考察时却显示出显著的复杂性。另外一些貌似复杂，却可以简单地描述。简单和复杂往往是互相掩饰的。复杂系统呈现出的“复杂”与“简单”的区别，往往与观察者与系统的距离有一定关系，复杂性是系统中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所以复杂性展现在系统自身的层面。无论是在较低层次，还是在更高的层次上，都不可能捕获复杂性的本质。这启示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站在与复杂系统适当的距离去宏观全面地观察其呈现的复杂性，也就是钱学森强调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2001：456）问题。
复杂系统研究的隐喻方法
对于复杂系统的规律研究，主要有隐喻方法、模型方法、数值方法、虚拟方法和综合集成方法。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将在系统层次上借助隐喻的方法，建构系统模型，并进行理论分析。这种隐喻的方法，对复杂系统的模型建构和机理解释，具有化繁为简、触类旁通的效果，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较为常见。
隐喻，对应的英文是metaphor，即通常所说的暗喻，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具有修辞的功能，能够把复杂的情感蕴含在简单的事物类比之中，能够借助文学的感悟，形成生动形象的描述，把对不同时空的事物的相同特质感受，巧妙地传达给读者。在当代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活动中，隐喻的形象性思维特点得到利用，具有了方法论的价值。作为科学方法论，隐喻发挥了启发思维与认知的功能。对此，黄欣荣在《复杂性科学方法论》（2006）中有详细的文献梳理，隐喻的本质特征是“基于相似性或类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之间建立对照关系或对应关系。”（黄欣荣，2006：122）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科学家霍兰特别重视隐喻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说：“丰富的隐喻和类别，是创造性科学和诗歌的核心。”（霍兰，2001，中文版序）
霍兰（2001：228）对隐喻关系存在的条件总结，对于本书的论证思维更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这些条件可以概括为三条：一是存在一个源系统，系统中各元素的相关属性和规则已经建立。二是存在一个目标系统，系统中存在规则，也可能存在事实，它们都是难于理解和解释的。三是存在从源系统到目标系统的转换，这个转换给出了由源系统的推论向目标系统的推论转换的方法。
那么，在本书中，需要我们认知的，并且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去理解和解释的就是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系统——这是目标系统，笔者所要做的就是寻找与其具有“相似性”的为我们熟悉和理解的源系统。
复杂网络中的传播动力学经典模型
有一类复杂系统与人类传播行为密切相关，这就是复杂网络。或者说，有一类包含人类传播行为的复杂系统常常可以通过数学抽象语言进行描述后，其构成形态即为复杂网络。一个典型的网络一般是由节点与连接这些节点的边组成，节点在人类社会中可以代表个人、组织或媒体等分析单位，而边一般代表节点与节点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比如，分析一个简单的信息传播活动，抽象地看，其实质无非是传者到受者之间的关系，即两个节点与一个边；如果这样的传播活动是在整个国家系统中有大量人群每时每刻进行着，那么，这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网络，有无数个节点和大量的边构成。一条热帖信息在互联网上蔓延、某一流行病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传染、某一谣言在地震灾区扩散等，都可以看成是服从一定内在规律的复杂网络传播行为。
复杂网络中的传播动力学就是描述这种传播行为、揭示它的特性、寻找出对其进行有效控制方法的科学。在这一科学研究领域内，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其他相关的研究者，都在共同研究复杂网络中的传播现象，这里所说的传播概念，实际上是前面我们强调的自然传播。《科学》杂志在2009年7月24日出版的第325卷，集中推出了复杂网络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其中，就有与人类传播行为相关的公共舆论、交通问题、反恐、社会生态系统、互联网、流行疫病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都可以借助复杂网络的理论工具进行有效研究和分析。根据周涛、傅忠谦等人（2005：513-518）的文献综述，目前，科学家们总结和探讨了经典传播模型、小世界网络（Watts＆Strogatz，1998）、无标度网络（Barabási＆Réka，1999）的传播特性，这对于本书的研究命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传播学领域中，这些模型的讨论可见于《传播网络理论》一书（彼得·R.芒戈、诺什·S.康特拉克特，2009）。
目前，研究较为广泛且较为深入、完备的是传染病模型，其中最常见的是SIR模型和SIS模型。事实上，廖卫民（2007）已经在一个传播学实证性研究中使用过SIR模型，用以研究网络上的隐私信息被大肆传播的现象。这一传染病模型具有非常强的通用性，因为几乎所有的传播行为在数量规律上均具备一定的同构性，只要是传播行为，不论是谣言还是技术的创新、专利以及娱乐生活方式、金融资讯等等的传播，都可以视为类同某种“疫病”的传播，或者说是类同某种具备扩散性的“任何东西”在复杂网络中的遍历行为遍历是从一个节点出发，到访整个网络中的任何一个节点的行为。
SIR模型是基于所谓的“仓室”（Compartment）概念而构建的，尽管它的基本思想早在1927年就提出来了，但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并不断发展。根据Kermack-McKendrick的SIR仓室模型，针对某类传染病，可以将人群分成以下三类：易感者（Susceptibles）、感染者（Infectives）和移出者（Removed）或者是具有免疫能力的人群，其数量分别记为s（t），i（t）和r（t），表示t时刻时的人数，设β是易感个体在单位时间内被某个染病个体传染的比率，γ是染病个体的康复比率。根据仓室间人群数量流动的关系，可以建立基本的数学模型。
在传染病实际传播中，易感个体只有接触染病个体才能被传染。如果把每个个体用节点代表，两个个体如果可能接触，就在相应的节点之间连一条边，那么就可以自然地将传播模型推广到一般的网络中，而方程组（2-1）可以看成传播网络为完全图完时的特殊情况。如果设S0是初始时间状态的被感染的人群数量，那么对微分方程组（2-1）求解后，可以获得区分疾病流行与否的阈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