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考察和回顾这段历史，鸦片战争的危机在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Macartney Mission）来华之际就已经显现端倪。那次表面上所呈现的只是一个关于中英外交礼仪细节上的冲突：清政府要求马戛尔尼使团行“三跪九叩大礼”觐见乾隆皇帝，而马戛尔尼则要求用觐见英王的礼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双方一时僵持不下。最后，“乾隆皇帝在情绪颇佳时作了让步，同意马戛尔尼在觐见时像对他自己的国王那样单膝下跪，但那种吻君主之手的英国礼节就免了。”（徐中约，2008：125）总之，这一事件看起来非常平常，甚至还谈不上什么外交礼仪的危机，而且，双方都较为体面地收场了。1793年9月14日，觐见顺利完成，双方互赠礼品，乾隆皇帝还甚至亲手为两位使节各斟酒一杯。此后，马戛尔尼还被安排游览、受赏礼品、看戏。但是，后来马戛尔尼与军机大臣和珅就扩展商务和交换使节进行谈判，却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因为在清廷看来，“马戛尔尼是前来祝贺皇帝寿辰的，而他已经这样做了，使命也就完成。既然马戛尔尼已经得到体面的接待，所以应该感恩戴德地满意而归了。”（徐中约，2008：126）
仔细分析马戛尔尼使团这次出使中国，它实际上是正在崛起为海上霸主、工业强国的大英帝国经过精心准备的一次叩问中国大门的行动。从马戛尔尼使团的人员、礼品及其使命就可以看出其意图，使团共有84人，包括“1名机匠、1名画师、1名制图员、1名工匠、6名乐师和一些陆海军官佐”，携带的礼品“价值15610英镑，包括一架天象仪、一些地球仪、机械工具、天文钟、望远镜、测量仪、化学和电机工具、橱窗玻璃、毛毯、伯明翰五金制品、谢菲尔德钢铁和玻璃制品、铜器和韦奇伍德陶器。”（徐中约，2008：123）马戛尔尼使团的主要使命是打开英国与东方的贸易之门，同时全力收集中国的各种情报。
从英国所带礼品清单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其工业革命的成果，其技术的先进性应不可小觑，至少英国与缅甸等“频年入贡者”相比，国力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马戛尔尼却还是被乾隆皇帝同样视为贡使，乾隆在接见马戛尔尼后，赋诗一首：
博都雅昔修职贡，
英吉利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前，
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新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似持盈。（徐中约，2008：125-126）
即便是今天来读此诗作，还能读出乾隆皇帝当时的诗情与雅兴，看来皇帝心情很好，颇有功德圆满的得意与自负。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北京又在广州、澳门等地逗留，最终获取大量情报后于次年9月回到伦敦。
1816年，阿美士德（Amherst）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1773—1857），系名门之后，时任英国外交官，访华结束后，阿美士德曾于1823年至1828年出任印度总督。使团也肩负了马戛尔尼使团一样的使命前来中国进行外交活动，但是同样的问题一再出现，双方就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出现分歧，清政府依旧要求阿美士德勋爵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但阿美士德只愿以“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代替。双方由此在礼数上产生分歧与争执。后来，嘉庆皇帝还是决定在颐和园接见阿美士德，但是，还是因为一些礼数细节和外交沟通的误会，使嘉庆以为英使傲慢，目无圣驾，于是取消陛见。总之，英国的这次高规格的代表团连清朝皇帝的面都没见到，也就没有办法与清政府在官方渠道和平协商和讨论贸易问题。这次外交活动基本归于失败。
对于清朝政府来说，似乎并没有感觉有任何危机的到来，但是，事实上，因为正式外交努力的失败，意味着英国政府所要求的合法贸易无法展开，于是大量的走私鸦片逐渐粉墨登场进入中国，鸦片成为中英贸易的一项大宗商品。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贸易的天平从顺差转变为逆差，“1830-1833间将近有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徐中约，2008：133）由此，开始酝酿出一场战争的风暴。后面，关于鸦片战争的由来、过程和结果，已经广为人知，就不再叙述了。以下，我们重点分析国家危机形态的转化过程。
第一，这场鸦片战争——对于屈辱的中国近代历史而言的一个国家危机在1793年乾隆治下的鼎盛之时，已经潜伏其中了。在1793年至1816乃至更后的19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家危机是处于一种潜危机的形态：即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使之国力迅速提升、科技发展、自由贸易与海外殖民压力迫使其对中国财富有垂涎的野心，有开通中国贸易之门的重要战略需求，其他列强也虎视眈眈；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对此几乎茫然不知，还是沉浸在其固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中，自得于“万国来朝”的想象中，以为英吉利还是弱小蛮夷之辈。其实，谬矣！根据《大国的兴衰》，“到1815年，英国人控制了欧洲绝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控制着海上航路和利润丰厚的转口贸易，在工业化进程中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英国人现在是欧洲最富裕的民族了。”（保罗·肯尼迪，2006：134）由此可见，在两次外交礼仪之争中，特别是后一次的1816年，英国使臣的自信与张扬，因有其国力作后盾，越来越显得不慌不忙阿美士德在接到觐见消息后，从通州连夜赶路在8月29日凌晨抵达北京，但由于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仍未抵达，加上路程颠簸使他疲惫，他坚持要求稍事休息后见中国皇帝，因此与清朝官员发生争吵、不卑不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两个国家力量的对比在悄然发生变化。新崛起的英帝国，具有傲视东方帝国的资本，与其说是来求贸易，不如说是来探虚实阿美士德在北京吃了闭门羹后，在返国途中到访圣赫勒拿岛，与遭放逐的拿破仑进行过数次面谈，阿美士德认为中国表面强大，实际很软弱，要用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拿破仑并不同意，而是说中国是一只睡着的狮子，“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英国使团得其所而归，未失尊严；清廷似乎拥有表面的荣光与尊严，却暴露了软肋，埋下了危机隐患。
可见，在国家危机潜伏阶段，国家命运在表明上依然会具有一种兴盛的常态，但是各种微小的迹象会逐步显示出来，并开始清晰和明朗化。正如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一书的《国运逆转：由盛到衰》一节中指出的：所有这些征兆——行政的无能、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普遍的腐败、军队战斗力的衰退、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库的空虚——都反映了所谓“王朝轮回”之现象的内部运作。确实，到1800年时，清王朝统治力量盛极而衰，使国家暴露在内乱外祸的双重灾难面前，这是诸多王朝在其后期的典型特征。（2008：100）
第二，这场国家危机是通过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的事态充分显现的。事实上，到1820年，广州贸易的局面已经悄然逆转：“私商贸易已超过了东印度公司贸易，鸦片已超过了合法货物成为主要的进口货项”。（徐中约，2008：131）这种贸易逆转的背后，实际上有英国当时作为头号工业化的大国对外推行自由贸易的战略意图所在。即便是一种肮脏的交易，鸦片贸易也必然会受到英国海上霸权的保护。鸦片贸易导致国库虚空所发出的强烈信号是：清王朝的国家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第三，这场国家危机的爆发的转折点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39的时候，国家危机已经累积到了各种内外矛盾剧烈斗争，鸦片危害四处流溢，到了不得不禁的地步。林则徐虎门销烟顺应当时的社会需要来解决鸦片流毒，也采取了其他有力的军事防御措施。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到1840年，当英国手中确实握有纵横世界的海上军事霸权和鸦片贸易两张王牌时，就不会再以1793年那样的和平使者身份客客气气的方式叩问中国大门了，而是用坚船利炮直接把门轰开。这个时候，近代中国全面深重的国家危机才刚刚开始充分显现并逐步爆发出来。
清王朝此后的命运，似乎早被英使马戛尔尼在1794年所言中：“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和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新起来。”这段话被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2008）中两度引用，第一次出现在128页，第二次出现在360-361页。
传播与国家危机认知——以2003年中国SARS传播为例
当然，鸦片战争这样的国家危机，事实上是一种称得上“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系统性国家危机，因此，有其历史特殊性，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中国人要想对其进行全面的了解、认知，并不现实；只是危机现实的无情到来，最终让中国人经历了深刻教训。下面，将探讨一般性的传播与国家危机认知的问题。
无论国家危机是什么类型，一旦发生，都可能对全体国民或公众产生危险、危害或损失，都必须加以应对，以便及时化解。国家危机的利益相关者，是本国的公民、各种组织、军队以及政府。在应对危机的第一个基本环节就是对于危机本身的感知、认知及了解。
一个国家的公众对于国家危机的认知体现了国家危机事件或危机状态对公众的现实影响。国家危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危机的感知，而非危机本身。这就导致有时危机本身非常严重，却由于信息闭塞、感觉迟钝、沟通不畅等多种原因，使得公众并未感到危机事态的严重性。相反，有时危机或一个事件本身很不起眼，但经过媒介的传播放大或者经过流言等人际传播方式的传播，会使得人们感觉到仿佛是一场很严重的危机。因此，在考察国家危机的生成演化机制时，必须结合公众对危机的具体感知来分析危机的产生发展过程。
在国家危机处于潜伏状态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知到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对各种危机风险或危机的萌芽状态进行及时全面的监测、预警，由有关部门把这个信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告知公众。以2003年在中国发生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为例，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公众对于危机的认知，对化解危机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这场危机如果能在早期就被公众认知，如果预防非典的知识和信息能在危机乍现时就广泛进行传播的话，那么，也不一定会发展成国家性的危机事件，也许其结果就不会产生国际性的影响。
根据蔡全才的博士论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传播规律及其防制研究》，“中国内地从2002年11月16日出现首例SARS病例以来，至2003年5月29日为止，SARS临床诊断病例累计达5316例。”（蔡全才，2004：50）该论文在对SARS潜伏期的精确测算后，由中国内地SARS发病时间曲线，经过数学模型拟合和平滑处理后，得到一个相对可靠的符合最大似然估计的感染时间曲线，据此判断，中国内地SARS感染时间曲线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感染高峰时间出现在2月4日；第二个感染高峰时间出现在4月19日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