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宝剑记》曲文看《宝剑记》故事的取材对象
前人论述《宝剑记》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大多成见在胸，在论述之前，胸中已经有一定本《水浒传》存在了，再加上《词谑》中记载有“一事而二十册”的《水浒传》的存在，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宝剑记》情节故事来源于《水浒传》。其实，万历以前版本《水浒传》中的林冲故事现在大都是仅凭推测，由于没有实际的证明，书中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还是不得而知。但是《宝剑记》却有明嘉靖二十八年的刻本实物存在。由此看来，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是存在有想象空间的。
如果按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做法，笔者认为《宝剑记》与《水浒传》之间至少有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宝剑记》取材于《水浒传》林冲故事；第二，《水浒传》林冲故事依据《宝剑记》而作；第三，《宝剑记》故事另有所本，撰作中受到《水浒传》的影响；第四，《水浒传》林冲故事自有渊源，定型过程中受到《宝剑记》影响；第五，《宝剑记》和《水浒传》同源分流，创作过程中彼此有所影响，等等。
但是，对于这几种假设的关系没有必要一一加以讨论，我们只有立足于现有的证据来进行考察，才能得出切实的结论。鉴于《水浒传》的故事形成过程和版本的复杂性，以及嘉靖以前刊本《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不得而知，倒不如从版本和故事较为简单、确切的《宝剑记》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许有以简驭繁的功效，毕竟李开先的《宝剑记》还有明嘉靖二十八年的刻本存在（现存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本文主要立足于《宝剑记》的曲文以及其后戏曲选本中所见《宝剑记》散出的状况，从以下三点略加论述。
（一）从战役的矛盾中看《宝剑记》故事的渊源
在《宝剑记》中有几处写林冲征战立功的战役，但这几处战役发生的地点却颇有矛盾，也许从这些矛盾中可以窥见《宝剑记》故事的来源以及取材状况。
在《宝剑记》第二出【鹧鸪天】中林冲自叙云：林冲早承父业，习读诗书，争奈时遭坎坷，身值乱离。方腊入寇，黄榜招贤，吾乃仗剑投于军门；生擒斩首，次第成功，授我征西统制之职。因见圆情子弟封侯，刑余奴辈为主，小人拨弄威权，盗窃名器，因谏言一本，乃被奸臣拨置天子，坐小官毁谤大臣之罪，谪降巡边总旗。幸蒙张叔夜举荐，做了禁军教师，提辖军务。
而在《宝剑记》第十八出中，林冲在开封府又说道：（白）小官因政和二年，从征西羌，战夺边城，穷追残寇，童贯妒能，汗马功劳独占，谬封王爵。小官具本上奏，结下冤仇。高俅亦被小官劾奏。两家声势相倚，朋党陷害小官。
在这两出场景中林冲所述战役地点有了矛盾：在第二出中林冲说“方腊入寇”，第十八出中说“从征西羌”，一为南方内乱，一为西部外寇，这两处地点大相径庭，有着明显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呢？可能的解释是因《宝剑记》并非是李开先的独创，而是“改其乡前辈所作”，所以在故事情节中难免有矛盾的地方。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李开先）所为南剧《宝剑》、《登坛记》，亦是改其乡先辈之作。”在《宝剑记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予游东国，只闻歌之者多，而章丘尤甚，无亦章人为之耶？或曰：‘坦窝始之，兰谷继之，山泉翁正之，中麓子成之也。’然哉？非哉？”从这些记载可见，李开先《宝剑记》是改编前辈所作，因为是改作，所以在情节中难免有矛盾之处。
那这两种说法中哪一处战役的地点是正确的呢？应该是第二种“从征西羌”是正确的。因为在第八出，鲁智深上场介绍自己时说曾和林冲一起征讨过土番——（末扮僧上白）大厦难支势已倾，英雄四海乱纵横。吾徒不是空门客，要削人间事不平。念我是经略府提辖官鲁达，今已弃职，在相国寺为僧。昔曾征土番，军中与林冲八拜为交。
“西羌”和“土番”都是西域的少数民族第八出还有“你我十载边关”、第二十四出有“仗龙泉杀退强胡”等，“边关”、“强胡”都与边庭有关。，这两处所说一致，应该可以判定林冲和鲁智深的故事原来是和征讨西方的蛮族有关的，这说明《宝剑记》中林冲的故事大约是从明代西方边境上经常发生的战争故事中衍化而来。而《宝剑记》中所说“方腊入寇，黄榜招贤，吾乃仗剑投于军门；生擒斩首，次第成功，授我征西统制之职”乃是受到《大宋宣和遗事》或者当时流行宋江征方腊故事的影响所致。
从此点可以看出，《宝剑记》的故事自有渊源，并不一定取材于所谓的定本《水浒传》，但在改编过程中曾受到过水浒故事（可能是《大宋宣和遗事》、戏曲以及民间传说）的影响。
（二）从曲选中林冲的星宿变化看《水浒传》对《宝剑记》的影响
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曾说：“确定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共计一百零八人位置顺序的，也只有《水浒传》。”石碣上天罡地煞的星宿对于《水浒传》中的人物是至关重要的，这关系到他们在梁山上的地位，当然这也是作者结构小说的一种手段。但是每人的星宿定型以后，对于读者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人们会对各种人物的星宿有清楚的认识和理解。在《宝剑记》和有关的曲选中发现林冲的星宿有所不同，从中可以窥见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嘉靖二十八年刊刻的《宝剑记》中记载林冲是“上界武曲星”，请看《宝剑记》第三十七出所载：（净扮神上白）生前能护国，没世号伽蓝。眼观十万里，日赴九千坛。吾乃本庙护法之神。今有上界武曲星受难，官兵追急，恐伤他性命。兀那林冲，休推睡梦，今有官兵过了黄河，咫尺赶上，急急起来逃命去罢！吾神去也。凡人心不昧，处处有灵神。但顾人行早，神天不负人。
而在万历以后选录《宝剑记》的曲选中，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把林冲写成“上界天雄星”，如《怡春锦》、《乐府南音》、《万壑清音》等。
《怡春锦》在“弦索元音御集”中选录了《宝剑记》“夜奔”一出，其中有伽蓝神的道白：生前能护国，死后为伽蓝。眼观十万里，日赴九千坛。吾乃本庙护国伽蓝神是也。今有天雄星避难至此，不免指引他一番，多少是好。林冲将军，抬头起来，听我吩咐。今有徐宁带领官兵，追至黄河渡口，捉拿你甚紧，你今番不走，等待几时？正是大抵乾坤都一照，免教人在暗中行。
《乐府南音》在“日集”中选录【点绛唇】套“夜奔梁山”，其中伽蓝神的道白与《怡春锦》中的完全一样，写作“今有天雄星避难至此”。
《万壑清音》在“卷之四”选录《宝剑记》“夜奔梁山”，其中伽蓝神的道白与《怡春锦》、《乐府南音》中的记载也完全一样，也写作“今有天雄星避难至此”。
这三种曲选的记载与嘉靖刊本《宝剑记》相比，道白中虽然有些许字句上的改变，但大体的意思不变，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林冲星宿的变化，嘉靖刊本中林冲的星主“武曲星”在万历以后的三本戏曲选本中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天雄星”。此变化不是无意地改编，而是说明《水浒传》的影响在其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因为在定本的《水浒传》中，林冲的星主是“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我们看《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所记载，林冲的星宿为“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宝剑记》撰作于嘉靖二十六年，如果考虑到是李开先改编其乡前辈的话，《宝剑记》中故事产生的时间还要提前；《水浒传》比较有把握的刊刻时间是马幼垣所说的：“《水浒》成书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即约略为弘治、正德两朝，绝不可能是元末明初人所写。”而《怡春锦》、《乐府南音》、《万壑清音》等曲选都出现在万历以后。《宝剑记》的创作时间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相差不远，它们之间的关系很难有确切的定论；而万历以后的曲选在选录《宝剑记》第三十七出时无不例外地把“武曲星”改成“天雄星”却明显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宝剑记》受《水浒传》的影响较小。
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万历以后的戏曲选本在选录《宝剑记》中第三十七出时无一例外地把林冲都写成“天雄星”，显然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而在《宝剑记》中把林冲称为“上界武曲星”则是因为作者李开先还没有看到《水浒传》中排座次这一回，对于林冲的星宿还不够了解（甚至还没有看到过《水浒传》，因为在《水浒传》中“武曲星”另有其人，乃是宋朝大将狄青，碰巧他是征西夏的大将），或者可以这样说“在李开先编撰《宝剑记》一书时，《水浒传》全书尚未广泛流行”，李开先对于《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林冲为“天雄星豹子头林冲”这件事还不大了解；而万历以后，《水浒传》全书已经广为人知，影响甚巨，所以万历以后的戏曲选本无一例外地把林冲从“武曲星”改为了“天雄星”。
另外，“武曲星”的称号带有较多的民间色彩，《宝剑记》可能是来自于民间戏曲或者是民间流传的故事，而《宝剑记·序》中所说的“坦窝、兰谷、山泉翁”大概是民间书会中的无名艺人或者是李开先的门客罢了。
从林冲的星宿上分析，至少说明《宝剑记》受《水浒传》的影响较小，其取材可能不是从《水浒传》而来，而是另有所本。
（三）从高朋纠缠林冲妻子张真娘的时间问题看《宝剑记》
故事的来源在《宝剑记》第四十四和四十五出中有一个很小的时间段问题，说明了《宝剑记》的故事是有自己的源流的，而并非来自于《水浒传》。
第四十四出锦儿替真娘嫁到高府后，推脱高朋的纠缠：
（贴旦内白）官人你且回去。岂不闻古人云：“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妾身老母身亡，坟土未干，尸骸未冷，就与官人忘哀作乐，心实不忍。待三日，与官人配偶，不为晚矣！
（小外白）今日早过了二日，我怎么捱这三年来，这一日捱不的？我且回去。
高朋讲“我怎么捱这三年来，这一时捱不的？”可见，从东岳庙遇到张真娘到此时这段时间是三年。
在第四十五出又有两次提出“三年”这段时间。在此出中，小外高朋唱到：
【独影摇红】为多娇三年奈烦，为多情一夜无眠，眼睁睁盼不到星儿散。今日要将他饱看。
【绿柳摇金腺】不由我心中埋怨：三载辛勤事枉然，生死两无缘。
“为多娇三年奈烦”、“三载辛勤事枉然”，可见这“三年”并非虚指，而是“确有其时”了。“三年”如果没有所根据而只是虚指的话，不会那么高频率不变地出现。如果《宝剑记》取材于《水浒传》的话，《水浒传》中的这段时间也应该是“三年”。
阳建雄在《〈水浒传〉研究》中为《水浒传》前七十一回故事作了编年，我们可资以参考：
三、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三月三十日：鲁智深遇林冲。
高衙内调戏林冲之妻。第七回云：“那时正是三月尽，天气正热。”
四、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林冲差人去接妻子。
从中可以看出《水浒传》中的这段时间不过是一年左右，这和《宝剑记》中的三年时间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宝剑记》中高朋和张真娘的故事也许另有所本，不是取材于《水浒传》。
我们从林冲参加战役战场的不同、林冲的星宿在曲选中的变化以及高朋纠缠张真娘的时间段来分析，考察了《宝剑记》故事的来源以及《宝剑记》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基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宝剑记》的故事情节“原不必是以《水浒传》小说为根据”，可能自有渊源，但是在《宝剑记》流传和撰作的过程中，不排除受到了水浒故事的影响。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47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