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贻白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侧记
本刊记者 丁里
2010年12月4日，“纪念周贻白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戏曲学院联合主办。与会人员有周贻白先生的家人、生前友好、亲炙弟子及再传弟子、京内外戏剧戏曲学领域的教授、学者及博、硕士研究生等共80余人。年逾九旬的周贻白夫人杨钰女士、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戏剧史家郭汉城先生和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先生，在录影中深情缅怀了周贻白先生的生平事迹，对周先生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研讨会手书条幅“周公贻厚，惠远泽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戏曲研究中心送来贺联“曲学稗学演唱学触类旁通乃一代宗师，京剧话剧影视剧诸体兼擅诚文章巨手”；远在杭州的戏剧学家洛地先生给研讨会发来了贺联：“以事晓人、以技娱人、以情动人、以理喻人、敷人世悲欢离合是非存废弄虚扮假舞台真艺术，歌场高手、优伶班首、书会俊才、学坛教授、集古今杂剧传奇南北曲腔文武乱弹花雅一长编”；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分别给研讨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教授赋诗一首《仰望贻白夫子》：“困学终日意昏昏，岁月老去愁转沉。检点平生恨一缕，未做周门立雪人。”
一
开幕式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桢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级领导、中国教育台副台长吕学武共同主持。
全国文联副主席廖奔首先致辞。他说：“周贻白先生之所以能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奠定一个完备的戏剧史学体系，直到今天我们还很难突破，这和时代的造就有关。‘五四’前后西学东渐，一代学人乘时代的风气而上，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才成就了如此的业绩。周贻白先生纠正了戏剧研究偏向文学史研究的方向，他的戏剧研究倾向于整体化、案头化，奠定了戏剧史研究新的体系。周贻白奠定的这一戏剧史学框架至今未有突破，之所以很难突破这一框架并有所创新，是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差不多涵盖了我们今天研究的所有领域，这种筚路蓝缕的创建之功是值得纪念和总结的。”
随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祯致辞。他认为：“周贻白与王国维都是20世纪研究戏曲的大家。周贻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出版的集著《场上案头一大家》这一书名，非常好地概括了周先生的学术贡献。周先生是最早关注舞台、表演、声腔等戏曲元素，并将它们整体纳入戏曲史做综合研究的学者。张庚和郭汉成先生领导编著的《中国戏曲通史》也是沿着这条路子前进的，《中国戏曲通史》的撰著，是集合了一大批在各领域均有所建树的学者集体完成，而周先生的戏曲史则是单打独斗凭一己之力独立完成的。周先生的七部戏曲史著中，有戏曲出于宫廷、民间和文人之说，还有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这些都打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鲜明烙印，但唯有这样分门别类地研讨，戏曲史才是全面和完整的。周贻白先生在戏曲史上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因为他既有理论和文化上的深厚修养，又有场上演出的实践经验和坎坷的人生阅历，这些成就了他宏观把握历史以及有理论、有深度的戏曲史学成就。”
接着，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周龙、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刘立滨、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袁军等也先后致辞，对周贻白先生的学术贡献、治学思路和教育理念给予了高度评价，高山仰止之情见于言表。
周贻白先生的哲嗣周华斌教授致谢词。他首先对所有与会人员莅临表示感谢，继而进一步总结了父亲光辉而不平凡的一生。他说：“先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少年演剧、中年编剧、晚年教学，在戏曲研究领域做到了场上与案头并重，留下了40余部戏剧和电影剧本，此外他还有七部由简入繁又由繁入简的戏曲史专著；他的史著与时代结合，不断推翻结论，不断充实史料，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希望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能将周贻白和戏剧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
二
在主题发言单元，中国艺术研究院余从研究员说：“6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恩师的谆谆教导，回忆着往日的情景，永志不忘。”他在谈到周贻白先生的历史贡献时，引用了张庚先生的话：“贻白先生当国家多事之秋，一生过着不安定的日子。但是他从小对于戏曲熏染甚深，一直走着一条自学专研戏曲，特别是戏曲史的道路。也许他学无师法，但有过许多舞台实践的经验：当过演员，写过剧本，和许多戏曲演员始终有来往。他的研究工作不是纯书本知识，所以能自成一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世界上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者不少，但写成完整史书独树一帜的，王国维、青木正儿之外，就要数到贻白了。”
山西师范大学黄竹三教授从戏曲文物研究的角度谈了周先生的贡献。他说：“周先生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淹通古今，著作等身。既从事过话剧、戏曲、电影创作，又曾登台表演，更在戏曲史和戏曲理论上卓有贡献，真不愧为‘场上案头一大家’。他的几部戏曲史著作，影响极大，泽惠后人。我在青年时代学习戏曲史，就曾受过他深刻的影响。周先生的戏曲史研究，注重通史性的探索与总结，无论作家、作品、演出形态、脚色行当、声腔源流，都有精辟论说。尤其是他首先提出中国戏曲声腔三大源流，即昆曲、弋阳腔、梆子腔的见解，更醒世人耳目。他的研究，还能密切联系舞台演出实践，注重实际调查，改变过去学术界研究方法上只重考据和文采的偏颇，在学风建设上有重要建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说：“作为戏剧史家，周贻白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在王国维、吴梅、齐如山、青木正儿等人之后，另辟蹊径，对中国戏剧史发凡起例，独树一帜。与以上四位戏剧史家相比较，周贻白戏剧史研究的突出特点首先是把各种戏剧活动都作为戏剧史的构成部分等同看待与混融研究。周贻白‘有感于中国戏剧的研究多论曲文而很少通史’，因此着意以治剧的方法研究中国戏剧史，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发凡起例，既重案头，也重场上，既重昆曲，也重乱弹，写出了一部真正的中国戏剧全史。1947年赵景深为《中国戏剧史》撰序时就评价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曾有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戏剧全史。有之，自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始’。周贻白先生的戏剧史从内延上来看，具有综合性和演出性；从外延上来看，他不把话剧纳入研究范围，主要关注的是传统戏曲；放在世界艺术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周先生的戏剧史具有世界眼光，是中国对世界艺术史的一大贡献。”
北京科技大学周湘斌教授回忆了“文革”当中周贻白先生的苦难遭遇。她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3年了，33年前的历史似乎已经远去，可是，每当提起父亲，曾经的一切就立刻回到眼前，历历在目。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是无言无语的几年？讲课那么生动、思想那么丰富的父亲，为什么最后几年没有了思维？医生说父亲成了‘植物人’，而我要追问的是：是什么使父亲变成了植物人？显然，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劫难’，父亲在那几年里不会变成植物人，也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们。如今，狂潮虽已过，沉冤虽已雪，死者可安息；可是，面对学术的诚实，在我们纪念父亲的时候，难道不该再次发问：那样的事情真的远去了吗？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真的来到了吗？”
三
北京市文化局一级编剧、著名剧作家张永和先生深情回忆了恩师的教导和高情厚谊：“我是周先生的手把徒弟，老师对我恩重如山。老师不仅在戏剧文学方面对我帮助很大，在做人方面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之所以能够从事这个行当就是周老师之功。老师对我‘站稳脚跟、巩固阵地’的亲切教诲言犹在耳；在帮助我指导改编京剧现代戏《节振国》时，他不仅亲自出马，还请来了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帮助推敲。周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深，他还是海内著名的收藏鉴赏大家。”
中央戏剧学院教务处原处长姬崇恭是周贻白的学生。他回忆了学生时代与周先生的交往和周贻白先生早年的传奇经历：“周先生有很好的功夫底子，当年演过武丑。他曾亲口对我讲，30年代，他与欧阳予倩一同去武汉演出，当地恶霸扬言砸场子捣乱，周先生怀里揣着一个铁秤砣单身过江赴会与恶霸谈判，准备谈不成就开打，保证了演出的顺利进行。周先生为人就是这样，真正为朋友两肋插刀。1943年，周先生与中国旅行剧团因在北平演《绿窗红泪》被日本鬼子关进了监狱，在狱中有一个狱霸龙头欺负同监的演员邵华，周先生出手制服了这个狱霸并化敌为友。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龙头还专门到北京看望周先生。”
中国戏曲学院钮骠教授生动地追忆了周先生授课时引人入胜的情景。他说：“我十分有幸得到周贻白老师的开蒙，1951年戏曲学校建成后不久，周先生受戏曲学校校长王瑶卿先生的邀请，给我们这一班学生授课。他像哄小孩一样的热情亲切，讲课精彩生动，常常使我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记笔记。他讲到兴致处随口唱道：‘踏摇娘哭哎！苦何来也？……’声音至今如在耳边，令人难忘。”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安葵研究员认为：“周贻白先生的戏剧史著，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他对中国戏剧史有开辟之功，张庚、郭汉城正是沿着周先生开辟的这条道路修治《中国戏曲通史》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秦华生研究员总结了周贻白先生在曲艺、小说、诗词等方面的学术成就。他说：“周贻白先生学术视野开阔，用功勤奋，多读博览，他的学术著述，实事求是，论证充分，论据充足，常有新发现的学术见解。由于他认为，戏曲‘因其晚胎于古之散乐，所以包括之事物，尤为繁复’。故而对戏曲相关的曲艺、小说、诗词等也下工夫研究，留下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值得大书特书。”
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孙萍教授论述了周贻白的戏剧史教学思想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她认为：“周先生的教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他在教学中强调文学和舞台表演兼重，要求学生兼重舞台和文本；二是他注重舞台实践和田野考察；三是在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上，不是让他们照本宣科熟习自己的教学大纲，而是要求他们梳理出自己的教学大纲，以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武汉大学博士生王雯谈到了周贻白先生的戏剧观念对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所具有的启示。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梁燕以重读《戏剧史长编》为题，重点谈及了周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她说：“周先生专心修史，有一以贯之的研究方向。他重文献考证与‘场上之道’的治学理念，在著史过程中辨析史料，立论谨慎，发语精微；他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简明为本的行文风格，重资料而不盲从，一旦认可则言之凿凿观点鲜明，自己的观点惜墨如金，审慎至极。他这种微言大义、言简意赅的学术品格，足以作为后世学子的楷模。”
发言的学者还有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刘丽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平研究员、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王永恩副教授、中央戏剧学院艺术管理系陈珂副教授、业余戏曲研究者戴申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谢拥君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孟梅博士、丁明拥、谭庆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周贻白在戏剧史研究、历史剧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并结合当今的学术发展，探讨了周贻白的学术遗产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原因。
为期一天的研讨会时间不长，但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老一辈学者的发言高屋建瓴，年轻一代学人充满朝气。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到，周贻白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创建已经得到了当代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人们有理由期待，老一辈的治学精神在今天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光大，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角度不断更新，社会主义的学术事业更加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