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不醉人
闻一
俄罗斯的农村是个谜，尤其是那些处于俄罗斯深处的小村庄。除了那些高耸的、深邃的、有无数曲曲弯弯小路的森林，除了那些依傍于清澈的水流而延伸至远处的草地外，俄罗斯农村的面貌像在晨雾中闪烁的幻影，虚无缥缈，难以捉摸。
关于这些村庄、农村有许多的传说。最耸人听闻的传说是，那些地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斯大林农业全盘集体化后，已经成了歌舞升平、富裕幸福的桃花源般的天下。当然，何止是传说，苏联时期的那些水泥板块一般厚重的史书就是这么写的。传说写进了历史，于是传说也就真的成了历史。
去年夏天，我对亚历山大说：“你们的森林、草地、河流令我着迷，多美的世界呀！被这些美景所包围的农村一定是桃花源！”
亚历山大说：“它们应该是桃花源，可它们不是！”他不是哲学家，可对中国的老庄甚感兴趣。“你们的那个桃花源是个乌托邦！我们的农村是个邦托乌！”
他把乌托邦这个词倒过来拼了，我笑了：“什么叫邦托乌？”
他一挥手说：“陶渊明的桃花源不仅是美的、宁静的，而且在逻辑上是合理的、说得通的。桃花源毕竟是在许多年后被他的后人发现的，这说明它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而造就出来的，尽管它神秘地出现，又神秘地消失。而我们的农村却是一夜之间成为地上的人间仙境的！是一座喇叭筒里、报纸上和领导人嘴上的桃花源。所以它比乌托邦还乌托邦，也就成了邦托乌了！”
我们都轰然大笑起来。随即，酒杯又清脆地碰响起来。这是第几次碰杯我记不清了，我看着那只剩下了1/3酒的酒瓶对亚历山大说：“行了！就此一杯了！再喝就醉了！”
亚历山大抓过酒瓶，晃了晃说：“笑话！伏特加酒从来不醉人！何况我们今天喝的是这么好的伏特加酒！”
不错，我们面前的伏特加酒不是一般常喝的“首都伏特加”和“小麦伏特加”之类的普通伏特加，也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名噪一时的“斯米尔诺夫伏特加”，而是一种在1997年纪念莫斯科建城850周年时开始面市的伏特加酒，它的市场价格目前高达1000卢布一瓶。它以莫斯科城的奠基人“长手尤里”为名，玻璃瓶是磨砂的，酒瓶的一壁是一个宽阔的拱门，上面是“长手尤里”的骑马像，就是耸立在莫斯科特维尔大街上的那个雕像的形象，下方是克里姆林宫中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的红色剪影，中间大字是“长手尤里”。但这个拱门却是透明的玻璃，从拱门中看过去，印在酒瓶另一壁上的瓦西里大教堂显得立体而辉煌。在瓦西里大教堂的下方写着伏特加酒的配方、最佳饮用方法和禁忌：“纯粮食酒精、专门的饮用洁净水和糖。饮用前请冷藏。酒精度40度。酒精对孩子、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孕妇、哺乳期妇女和患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肾、肝及其他消化器官疾病的人有害。”
我指着这最后一句有关禁忌的话对亚历山大说：“你瞧，这不和香烟广告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一样吗？”
亚历山大把我的酒杯又倒满，忙不迭地说：“别管它，全是瞎扯淡的事！喝酒！喝酒！伏特加酒不醉人的！”他猛地一下把酒喝进了嘴里，说得确切一些，几乎是一下子就倒进了喉咙里。我听到了那口酒在他的喉咙里咕隆了一声。他又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倒满后，举着瓶子看着我。我也只好把杯中酒一干而尽。他笑了：“这就对了！咱们也不是第一次喝酒了，哪一次醉过？伏特加酒是不醉人的！”
我身上发热，脑袋有些发晕，这就是有些醉意了。而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亚历山大醉酒的事。我禁不住揭发了他的这段“丑事”：“你醉过！醉过！”
“醉过！怎么会呢？没有的事！”亚历山大把瓶中的酒分倒在两个杯子中，精确到两个杯子中的酒竟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怎么样？我没有醉吧！”
“两年前，在乡下，在你妈妈那里！你不是醉了？这么大个子倒在那里，谁也弄不动你，你妈妈还抽你屁股来着：‘你这小子，这么就醉了！’”
亚历山大哈哈大笑起来，高声说：“那纯属偶然！是事故！不能怪我。”
我问为什么，他说：“那是……那是‘约尔什’！那是‘约尔什’的缘故。”“约尔什”是俄罗斯的一种烈酒的名称。其实，它就是用伏特加酒和啤酒混合起来的。俄罗斯人酷爱伏特加酒，男人们几乎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他们也离不开啤酒，街头巷尾的垃圾桶里塞满了人们随手扔弃的啤酒罐子。可是，他们对伏特加酒和啤酒的混合液却畏之如虎狼。谁要是对他们说：“咱们喝‘约尔什’吧！”他们准会连连摇头说：“不！不！那是‘约尔什’！”
究竟“约尔什”烈到什么程度，俄罗斯人也说不清楚。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绝对不轻易把啤酒往伏特加酒里掺和的，也很少在一次餐饮中同时喝伏特加酒和啤酒，哪怕是分开喝、先后喝。在俄罗斯的语言中，“约尔什”一词原本是“倒刺钉”、“暴躁”、“刺儿头”的意思，于是人们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伏特加酒和啤酒的混合酒，意思是说：“这家伙碰不得！”
可那年在亚历山大的妈妈玛莎那里，我们并没有喝“约尔什”。在俄罗斯中部深处的那个小村庄里，根本就没有啤酒，只有玛莎自酿的俄罗斯传统饮料“克瓦斯”，甚至连伏特加酒都没有，我们喝的也是玛莎自产的白酒。那一天，玛莎凌晨就起床去了村口集市，站在那里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才把从自家园子里采摘的浆果、鲜花还有十几个鸡蛋卖掉，挣得了小100卢布。回来后，我们还没有起床，玛莎就大声说：“萨沙，太阳都照到屁股了！快起来帮我干活去！”
我也醒了，只听得隔壁的厨房里有倒水的声音和玛莎吃东西的声音，因为她吃的时候还在对亚历山大说话：“把地窖里的瓶瓶罐罐倒腾倒腾，看看那土豆皮咋样了？还有，你再给菜地浇点水！”接着是一阵碗碟的响声，玛莎的混合着水和食物的声音，字语有些模糊，但很响：“我去地里割草，你再去帮我拉回来！”
厨房里的声音终于消失了，我也完全醒过来了。我对亚历山大说：“玛莎给你派的任务可不少呀！你忙得过来吗？”
“忙得过来！”亚历山大说，“平时都是她一个人干，我只是休假日才过来帮一把手。夏天肯定是要来的，城里再忙也得来。这时候活儿多，妈妈忙不过来，她岁数大了……”
我说：“我帮你干些什么吧？”
亚历山大说：“走，到地窖去！”
俄罗斯农村的人家，家家都有地窖，那是他们储藏食物的地方。这些食物包括：收获的土豆，老母鸡下的蛋，自己熬制的各种果酱，腌渍的西红柿、黄瓜和青椒，刚采摘下来、准备明天拿到集市上去卖的浆果，还有准备用于自制伏特加酒的土豆皮，或者是已经在发酵的土豆皮……总之，地窖是俄罗斯农村女人们的“私房地”，是她们的“隐私”。
穿过一块长势正旺的黄瓜地，小巧的黄色花朵和那绿叶上隐约可见的露滴在阳光下娇艳妩媚。菜地两边有半人高的篱笆墙挡着，上面爬满了黄色、红色、紫色的浆果。篱笆墙的中间是一条小径，在小径的尽头有一个不高的棚屋。
在我们走近的时候，被铁链锁在那里的一条小狗猛地叫了起来：它发现了生人，用吼叫和张狂的姿势在尽玛莎嘱咐给它的责任。它身后篱笆墙内的七八只鸡也跟着叫了起来，对着我们扑腾着翅膀。
亚历山大对狗喝了一声：“吉里，自己人！”吉里这才哼哼唧唧地安静下来，在我的脚边俯伏下来，抬头看着我。我蹲下身去，用手抚摩着它的脑袋，它伸出舌头舔着我的手：我这就成了它心目中的自家人了。
亚历山大说：“吉里可懂事了，它是雅尔的儿子。”雅尔是玛莎园子的忠实守护者，很健壮，黑白的毛发紧贴在身体上，显得十分的威严。由于它太忠于玛莎了，园子篱笆墙边上一有细微的动静，它就要吼叫起来，并且要猛扑过去。于是，常常有伤人的事，或者是把过路的孩子吓着了。玛莎没有办法，就把它锁在了木房子的角落里。这时，从屋角那里传来了它的叫声，似乎知道我们在说吉里呢。
在棚屋下，就是玛莎的地窖。站在屋口向下望去，这就是一个四方形的土坑，我的第一感觉是：这简直就是个考古挖掘的现场。没有台阶，一个木头梯子靠在土坑的边沿。亚历山大先下去了，我下去时，不得不低着头，因为留的洞口不大。总共只有4个阶梯，可我每下去一格，那泥土的潮湿气味就愈浓，一种酸的、甜的、混合得说不清楚的气味就愈刺鼻。
地窖比较低矮，站在那里我只能低着头。只见沿墙的一侧是一排木架子，上面放满了俄罗斯常见的那种又粗又圆的大口瓶子，里面红红绿绿，全是玛莎腌渍的泡菜。亚历山大说：“妈妈就是让我倒腾这些瓶瓶罐罐。”我说：“倒腾这个有什么意思？”亚历山大说：“你们家不做这种泡菜吧？”我点点头说：“我没有自家的菜园子！”亚历山大接着说：“这些瓶子里的泡菜都是在不同的时候做出来的，要在最佳的时期内吃它，那才香呢。倒腾它们，就是把那些该吃的取出来，把那些还要存放一段时期的往后放一放。”
亚历山大边说边倒腾，突然说：“你瞧！这一瓶到时候了。西红柿的颜色又鲜又亮，不过不是新鲜的那种鲜和亮。个头也挺饱满的，可以吃了。现在不吃，再过一阵子，它就会失去泡菜的特有光泽，也要缩成皱皱巴巴的了，味道就不怎么鲜美了。”我知道，俄罗斯人很爱吃泡菜，家家几乎都是自己泡制，西红柿、黄瓜、青椒是常菜，而醋渍蘑菇是俄罗斯人引以为骄傲的美味。同一种泡菜，同一种醋渍蘑菇，家家都有自己的绝招、自己独特的风味。向客人展示自己的泡菜，是家庭主妇们的本能和骄傲。你要说她们制作的泡菜美妙绝伦，她们会十分高兴。当然，事实上，俄罗斯的家庭泡菜确实是味道独特，各有千秋的。亚历山大倒腾出了四五瓶泡菜，把它们放在了地下。
那地下，有一大堆土豆。亚历山大用铁锨把土豆铲起来，放到一边，对我说：“把那些次的挑出来！”我挑，他倒腾，我们很快就把这堆土豆翻了个个儿。土豆是俄罗斯人的第二种主食，对于农村的人来说，土豆几乎就是第一主食。煮点土豆，蘸点盐，就是一顿饭；一勺土豆泥，加一点煎的或者炸的牛肉条、焖牛肉块，就是奢侈的大餐，“波尔喜”——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红菜牛肉汤里加土豆，“萨良卡”——俄罗斯人最常吃的蔬菜汤里放土豆，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里是根本离不开土豆的。他乡人说，这土豆热量大，俄罗斯女人的肥胖都是吃土豆过量的原因。而俄罗斯女人一笑置之：“不吃土豆，我们吃什么？没有土豆，我们怎么生活，怎么熬过漫长的冬季，怎么传宗接代？”所以，不仅玛莎的园子里，所有农村的菜园子里，首先要种的是土豆，然后才是蔬菜。土豆收获了，就存放在地窖里，要从这个夏天吃到来年的秋初时分。所以，土豆对农村的女人们来说，就是命根子，就是生活。因此，定期地翻动地窖里的土豆堆，以免它们腐烂变质就成了必定要干的活儿。这个传统习俗多少年都没有变，即使在那轰轰烈烈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也是这样，不会因为政治的动荡和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从这个角度说，俄罗斯的农村上百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
亚历山大突然问我：“你们吃土豆吗？怎么吃？”
在俄罗斯很少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一下也感到很突然，但随即就说：“吃！有的是土豆。不过，对我们来说，土豆是菜，不是饭，不是主食！煎的，炸的，炖的，烧的，都有。当然，也有凉菜，有用来做馅的。”
亚历山大忙说：“是不是和我们一样，用来做饺子馅？”
哈，饺子馅！俄罗斯有用土豆泥做饺子馅的，而且是甜的！我想起了遥远的大学生时代，苏联女教师在北京友谊宾馆里就是用这种甜土豆馅饺子招待我的。我甚至记起了她说的话：“这是我们的饺子。将来有机会去我们国家，你就会经常吃到这样的饺子。”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常来这片土地，但是吃甜土豆馅饺子的机会并不多，经常吃的倒是那种牛羊肉混合馅、煮熟了上面浇上一层黄油或是“斯美唐纳”——酸奶油的饺子。一时间，我陷入了沉思。
“嗨，嗨！”亚历山大说，“你们有土豆馅饺子吗？”
“听说有些地方有。可我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里从来没有见过。用土豆做沙拉是常见的凉菜……”
亚历山大抢过话题说：“土豆沙拉！柳达可是一手绝活儿！”我想起了柳达，亚历山大的妻子。她有一次给我展示她如何做土豆沙拉：她把煮熟了的土豆剥去皮，在盆里捣烂，边捣边把牛肉汤倒进去，最后又把生鸡蛋黄放进去，再接着捣。她说：“只能放鸡蛋黄，蛋清是不要的。这样不仅香，而且颜色好看。”捣完土豆泥后，柳达又放进了盐什么的，装进盆里时，还在边沿上放了些小茴香、各种颜色的浆果做点缀。这时柳达的眼睛里闪着异常的光亮，举着酒杯说：“尝尝！”这盆土豆沙拉真香，很快就被我们一扫而光。而那瓶伏特加酒也在柳达的热情话语中被喝干：“多喝点！伏特加不醉人！多难得的机会！”可是，这次柳达没有来。我就说：“晚上我们自己来做柳达的土豆沙拉怎样？”亚历山大说：“做不了，没有肉汤。再说我妈妈有自己的菜。”
亚历山大把铁锹放在一旁，去翻看一个大木桶里的东西。一股怪怪的气味呛鼻而来。亚历山大说：“你听说过‘萨莫贡’吗？”
“听说过呀。”我说，“你们的小说、电影里，不是总说‘萨莫贡’吗？还有那历史书上，不是也老写着和‘萨莫贡’作斗争吗？”
“萨莫贡”，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私酿的酒”。“萨莫贡”在这个国家有多长的历史了，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也许，自从伏特加酒从北欧进入这个国家时起，“萨莫贡”就与官酿的酒同时存在了，私酿的酒与官酿的酒的较量也从未曾停止过。对于兴旺的，甚至是盛世年月的当政者来说，“萨莫贡”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渠道和让人们忘却世事、平息不满和愤怒的最佳手段；而对于时运、国运不济时的一些国家领导人来说，“萨莫贡”是灾祸、不幸、罪恶和罪行的代名词。于是，取缔“萨莫贡”和同私酿、私运、私贩“萨莫贡”的投机者作斗争就成了国家天字第一号的任务。
亚历山大指着桶里的东西说：“这就是‘萨莫贡’！用土豆皮酿造的‘萨莫贡’。”
我看着那桶里黏乎乎的东西，闻到了强烈的酒精气味，就说：“‘萨莫贡’是这么做出来的？”
“我妈妈是造‘萨莫贡’的好手。她用土豆皮、浆果，甚至某些植物来造酒。对于城里人来说是垃圾的东西，像这土豆皮就是‘萨莫贡’的上好原料。她舍不得用浆果来造，浆果还能卖钱呢！我们村里的老人都会做‘萨莫贡’，说他们私酿实在是一种政治的原因。如果没有国家对酒的酿造和贸易的垄断，哪里会有私酒之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喝这种‘萨莫贡’生活过来的。”
“我经常在你们的报纸上看到，‘萨莫贡’是假酒……”还没有等我说完，亚历山大就插话了：“‘萨莫贡’是老百姓酿造的酒，是私家酿造的酒，不是假酒，也不是毒酒。它基本是用土豆皮酿造的，在农村来说这是废物利用。土豆皮也是粮食嘛，如果你连煮熟了的皮都吃下去，它不就是粮食嘛！”我很能理解亚历山大的话，用土豆皮酿造的酒和用工业酒精兑水的“酒”毕竟是不一样的。
亚历山大搅动着桶里的土豆皮说：“从这种状态到酿成酒，还要经过蒸、煮、过滤几道工序，虽然不像机器那样精确，可也是少不得的。咱们晚上喝！妈妈的柜子里有的是‘萨莫贡’，她是每晚都要喝的。对她来说，自家的‘萨莫贡’是最美妙不过的东西了，这种伏特加是不会醉人的，喝它是一种享受。”
我望着木桶里尚未成熟的“萨莫贡”，想到这个小村子的家家户户都有这种木桶。然而，又何止是这个小村子呢？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村庄，又有多少这样的木桶呢？革命怎样呢？农业全盘集体化怎样呢？直接工业化怎样呢？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又怎样呢？农民生活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业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民不与你同心同德，不全力支持你，你能怎样？你又能存在多久呢？这个小村子离莫斯科很远，莫斯科也离它们很远，并且越来越远，也许，这一点苏联的领导人从未意识到过……
当我们从地窖里走出来时，日头已经偏西了，我们赶紧张罗着给菜地浇水。菜地不大，可一垄一畦都整理得杂草全无。一眼望去，西红柿、青椒、黄瓜几乎遍地皆是，菜地中央还有一棵苹果树和一棵黑李子树，也果实累累。我就说：“这么多呀！玛莎一个人吃得完吗？”亚历山大说：“她不是为自己种的。大部分菜、瓜果，我们来时就带进城里去吃，一部分她拿到集市上去卖，换点零用钱。那些年，物价飞涨，若不是有妈妈这块地，有这些蔬菜、鸡蛋等的贴补，光靠我们自己的工资在莫斯科生活就难了。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周都要来一趟，帮着干点活，再拉些东西回去。这几年好多了，工资涨了，物价也平稳一些了，不过，我还是每个月都要来一趟。”
玛莎的园子实际上就是自留地。这种自留地在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是富农的根据地。那时，种自留地可是莫大的罪名。玛莎因为种自留地被批斗过，她的园子也曾一度杂草丛生，荒芜过。她对这园子叹息过，流过多少眼泪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是，集体农庄给她的只是永无止境的劳作和永远限量的粮食供应。由于丈夫早就去世了，玛莎不得不偷偷地在园子里种土豆，免得孩子挨饿。在那个因在集体农庄的地里拣拾收获后留下的小土豆就会以“偷盗集体农庄财产”的罪名而被送上法庭的年代里，玛莎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希特勒的军队入侵了，集体农庄运转不起来了，而在艰难鏖战中的军队需要粮食。于是，玛莎、和玛莎一样朴素无华的女人们在将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后，就耕作起自家的园子来了。那时，就是栽种土豆，然后把土豆无偿地送往前线，送给战士。苏维埃国家正是依靠这些无名的农民，依靠他们在自家园子里不期望任何报酬的劳作度过了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岁月。那种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一个人、一个领袖的说法全然是神话，有一次，当我把这种说法向玛莎提起时，她叹了口气说：“多少年来，我们这里就是这么说的。我们都是小人物，小人物是说不上话的。”当如今苏联时期的档案逐渐被解密时，无数的事实证明了玛莎们的默默无闻的劳作和贡献。
在那些日子里，玛莎又开始酿造“萨莫贡”，村子里的其他女人也开始酿造。不仅玛莎的村子，没有被德军占领的村子里都酿造起“萨莫贡”来。他们又把“萨莫贡”送往前线，送到那些在冰天雪地里为民族的生存和未来而鏖战的战士手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和最高统帅部为了激励士气，决定要给前线的战士发放“200克伏特加酒”。一个人200克，数百万个200克就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数量。那些被誉为金光大道般的、被称为苏联农业中坚的集体农庄再次无能为力，玛莎和玛莎们又再一次成为“200克伏特加酒”运动的主角。那时，对所有苏联人来说，“萨莫贡”就是传统的伏特加酒，就是来自人民的最高奖赏。政府也一次又一次颁布命令征收和紧急调运“萨莫贡”。玛莎甚至和其他女人在一起，在自己的村口摆放好桌子，桌子上是满桶满桶的“萨莫贡”。她们给上前线、路过的士兵斟上满满一碗酒，同时说：“喝吧，当兵的！尽量喝，伏特加酒是不醉人的！上了前线，多杀几个德国鬼子！”
岁月匆匆，那个“200克伏特加酒”的时代早已远去，那个在自家园子里种土豆和自酿“萨莫贡”的光荣而风光的时代也已经不再。只有玛莎还在，只有玛莎们中的一些人还在。玛莎已经发胖得成为俗话所说的“集体农庄老太婆”的形象，可是常年的劳作却使她依然健壮。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的劳作和奔波，她一点也不感到累。可这几年不行了，她感到胳膊疼、腿疼，晚上腰都直不起来了。她还在园子里劳作，但是需要儿孙们的帮助。所以，亚历山大一家虽然远住在几百公里外的莫斯科，总还是要定期来玛莎这里干活的，既是为他的妈妈，也是为了在莫斯科有个不愁食物的小家。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十几年来，我也曾随亚历山大他们好几次来过玛莎的家。我亲眼见过玛莎的男人般的劳作，也见了她的健壮、体弱、衰老的进程，也许，没有变的就是她的豪爽，她那如同男人一般痛饮“萨莫贡”的神情和那句壮语：“伏特加酒是不醉人的！”
亚历山大和我正要去接玛莎，就听到她在篱笆墙外高声说话：“回来了！别佳把我拉回来了！”我们赶忙走出去，亚历山大和别佳打招呼，别佳说：“我正好路过。玛莎，悠着点儿干！别累着了。我走啦！”别佳的“伏尔加”牌汽车已经老掉了牙，当它向下一个路口驶去时，声如巨雷，扬起的灰尘浓雾一般。亚历山大和我把堆在门口的一大捆草抬进院子里来，玛莎用手背捶着腰连连说：“可把我累死了！要不是别佳，我回不来了！”玛莎一下子跌坐在篱笆墙旁的一张木条凳子上，翘起腿使劲地捶打：“不行了！老了！”
我忙说：“你去休息吧！我们来准备晚饭。”
“哈哈！”她竟然大笑了起来，“别把我看得那么不中用！我可有好吃的呢！”她边说边从木凳子起身，朝那间圆木上涂着绿漆但颜色已经灰暗的木屋走去。看得出来，她的腿和腰都有点不听使唤。在屋门口，她脱去了鞋，就在跨进屋子的那一瞬间，突然回头，眨着眼睛，笑得有些神秘地说：“马上就开饭！”
俄罗斯农村的木屋都是由几间屋子组成的，进门是过厅，人们在这里脱鞋和外衣，过厅里面的屋子是吃饭的地方，这个屋子的后面是厨房，而旁边就是卧室。玛莎的家也是这样，吃饭的屋子里，临窗放着一张四方桌子，窗户正对着花鲜叶茂的菜园子。小小的窗户不大，但却挂着白色的挑花窗帘，窗台上放着一些相片镜框一类的小摆件。卧室的两面墙上有窗户，一面窗户对着篱笆墙的大门，另一面的窗下是一棵黑李子树。窗户上同样挂着白色的挑花窗帘，窗台上也有小摆件。俄罗斯人家的屋子里都很整洁，地上有地毯，墙上挂壁毯，连厨房的窗户都要挂窗帘，窗台上有盆栽的花。即使是最穷、最败落的人家，也没有光着水泥地板、墙上不挂壁毯的。
不过，玛莎的厨房里没有窗户。五六平方米的屋内，东西摆得满满的：灶台是用电的，冰箱是苏联时期生产的，锅碗瓢盆全放在一张桌子上。厨房里最显眼的是亚历山大为妈妈特制的生暖气的炉子。它十分像我们烧蜂窝煤的炉子，从炉子上伸出高高的管子通向吃饭的屋子和卧室。只不过它不用电，而是烧木柴的。在俄罗斯农村，森林有的是，木柴有的是。俄罗斯通向乌克兰、西欧的最大一条天然气管道就从这个村子的旁边通过，但是这个村子却不通天然气，村子里用的是电。因此，村子里没有暖气，有办法的，就像亚历山大给玛莎特制个生暖气的炉子，没有办法的，依然守着古老的传统：拥着厚厚的衣服，蜷缩在角落里或床上。
玛莎看着亚历山大往炉子里添木柴，叹了口气说：“哪天使上天然气就好了！”玛莎从冰箱里取出了一个大盆，里面是淡黄色的结晶体，她用手指按了按，松松软软的，对我说：“我做的鱼冻！”我问亚历山大：“你带来的鱼？”他摇头说：“村子里的老伙伴送的。玛莎有什么好吃的，总爱送人，所以给她送吃的也就不少。我们这个村子不大，村头村尾都是熟人，家里有什么事谁都知道，有什么难处，大家都来帮忙！”
玛莎把鱼冻切下一大块放在碟子里，再把大盆放进冰箱。接着她又把几个西红柿和黄瓜切成小丁，放在碗里，撒上盐，倒上葵瓜子油（俄罗斯有大量的葵瓜子油，它是人们最常用的食用油，也是做凉菜的沙拉油），搅拌起来，最后，又切了几根小茴香撒在上面。这时我说：“我们吃凉拌西红柿可不放盐。”玛莎问：“放什么？”我说：“放糖。”玛莎突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说：“凉拌西红柿放糖？放糖？这怎么吃啊，受不了！”
对于玛莎的这种疑惑和惊讶，我在俄罗斯各处都能碰到。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无法接受糖拌西红柿这道我国的家常凉菜。为什么？一个视糖如命的民族，一个冰淇淋、蛋糕、点心甜得要命，连喝茶也离不开糖的民族，怎么就不能接受糖拌西红柿这道凉菜呢？我好久都没有想明白。只是和俄罗斯人相处久了、了解多了，我才清楚了一个道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食不同源的问题所决定的。食渊源于文化，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则决定了该民族的食文化。文化不同，食不相同，因此喜好也就不同。在我们这个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里，有人喜欢西红柿加盐，有人酷爱糖拌西红柿，这本是一种正常现象，何必为此去强求一致呢？认识这种差异，承认这种差异，在这种差异中去认识、理解、承认不同的文化，并在不同的文化中寻求我们生活于这个世界中的共同的东西，不同的民族不就有更共同的语言、更和谐的岁月吗？于是，我又想起了1992年我曾对亚历山大和其他俄罗斯朋友讲过的、后来我把它写进了《走近俄罗斯》中的一段话：“这里的人们（我指的是波罗的海三国——闻一）和俄罗斯一样，一般不大吃也不大栽种青葱，他们主要吃洋葱头。在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三国，‘馅饼’大都是用牛羊肉和洋葱头做成的，这种葱头去不掉牛羊肉的膻味，也就抬不出牛羊肉的香味。也许，这方面正是我们和他们的不同之处。我们喜欢青葱的幽香，他们喜欢洋葱的浓烈。我们觉得无膻肉香最好，而对他们来讲，也许肉膻和葱烈就是无上的美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爱好，何必去强求一致，甚至为此去崇尚武功而同化他人。毕竟青葱和洋葱是不能替代的。倒头来，吃惯了青葱的依然最喜欢青葱，吃惯了洋葱的还是去吃洋葱。这个道理大概不仅在饮食文化方面，在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亚历山大拿出了一个装葡萄糖制剂的瓶子，里面就是玛莎自制的“萨莫贡”。他倒着酒说：“还是这个道理！你们有二锅头，我们有伏特加；你们喜欢酒有各种香型，而我们喜欢酒本身的味道。这有什么呢？这不影响我们在一起喝酒。喝！尝尝玛莎的‘萨莫贡’！”
玛莎一口将杯子里的酒喝干，说道：“我不懂你们说的那些个大道理。你不是爱吃糖拌西红柿吗？这里有一盆，全归你了！不过，我还是吃我的西红柿沙拉！”我一看，在我和亚历山大穷聊的时候，玛莎竟去切了一大盆西红柿，上面尖尖地堆着白砂糖。我笑了，往玛莎的酒杯里倒满了“萨莫贡”说：“玛莎，你真好！咱们干！”“干！干！伏特加是不醉人的！”
这是一个平常的农家小屋，这餐桌上是俄罗斯农家普通的饭菜，我们谈论着生活中常常谈起的话题。在这黑夜已经降临的时刻，集体农庄已经远去，只有这个往昔的集体农庄庄员——玛莎在豪情地喝“萨莫贡”。一年中难得有这样的夜晚，干了一天累活了，有儿子在，有儿子的朋友在，有“萨莫贡”，还有海阔天空的神聊，玛莎高兴极了，甚至很兴奋。她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讲起了丈夫，讲他是怎样的倔又怎样的疼人，讲起那些艰难的日子，她是怎样把仅有的面包给孩子吃，怎样干那些男人都不愿去干的繁重的活计；讲起在集体农庄里怎样在干完“公活”后去偷偷地耕作自家的菜地；讲起她在这个村子里怎样熬过一个又一个的孤寂的夜，待到黎明她又怎样地拼命地去干活，好忘掉在黑夜中想起的事、想起的人。
“咳！都过去了！别提那个集体农庄了。”玛莎长出了一口气说，“真痛快！喝！萨沙，再去拿一瓶来！”我这才注意到，我们已经喝了两瓶了，再拿就是第三瓶了。
亚历山大坐在那里早就听得出神了，他还没有听过玛莎讲过这么多的往事，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了解自己的母亲。他兴奋得不停地喝酒，喝了多少了，他自己没有注意，我和玛莎也没有注意。当他站起身去取酒时，腿脚有些发飘，我说：“没事吧？”
“没事！”
玛莎站起来说：“哈，忘了，我还做了牛肉呢！”她从厨房里端出一个锅，里面是冒着热气的牛肉汤。她从锅里捞出了一大块牛肉，用刀子三下五除二地切成了几大块，并把最大的一块叉到了我的碟子里：“吃！好下酒菜！”
亚历山大把第三瓶酒放到了桌子上，说：“这可不是土豆烧牛肉！地道的俄罗斯煮牛肉，玛莎的拿手菜。”
我知道，亚历山大说的“土豆烧牛肉”是什么意思，那是当年我们报刊上批评赫鲁晓夫共产主义的一个流传很广的名词。我们当年都相信了，可是后来当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就有了个疑问：“俄罗斯人吃土豆烧牛肉吗？”俄罗斯人的饮食里没有“烧”、“红烧”这个概念，他们吃牛肉是煮、煎、炸，而土豆除了做牛肉汤，是从不烧着吃的。我笑着对亚历山大说：“你的记性还真好！连土豆烧牛肉也没有忘记。”
亚历山大也笑了：“政治啊政治！这都是政治家的事了，都成往事了。现在我们可不必去为‘土豆烧牛肉’之类的事打嘴仗了。幸极，幸极！”
玛莎几乎是嚷了起来：“你们说什么呢？什么土豆烧牛肉，我听不懂。赫鲁晓夫那阵子、斯大林那阵子，还有后来勃列日涅夫呀、戈尔巴乔夫呀，都离我们远着呢。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好多事情都是过了很久很久才听说的。管他们呢！我们喝酒！”
这一杯酒下去，亚历山大就靠在椅背上不动弹了。玛莎还在讲：“集体农庄那阵子，日子不怎么好过，后来呢？集体农庄越办越大，我不种地了，被调到农庄的家具厂当了工人。不过，工人也是集体农庄庄员，所以，我现在能领到退休金。一个月没有多少卢布，好在我也不花什么钱，土豆、菜、蛋都是自己的，咖啡、白糖是亚历山大从城里给我带来。我要花的钱就是买面包、盐和肥皂什么的，花不了多少。”
亚历山大打起呼噜来了。“咳，你这小子，怎么啦！醉啦？”玛莎又回头对我说，“这小子从没有醉过。伏特加是不醉人的，今天肯定是高兴，喝得舒服了，睡过去了！睡就睡吧！还喝吗？不喝了，好，我也要去睡了，明天再喝。”玛莎走进卧室，一头倒在了床上。
村子里的夜，漆黑一片，只能听到风吹窗前树叶的沙沙声，偶尔有果实落地的声响，那是苹果还是李子？在这个远离莫斯科，远离大城市，远离喧闹和浮躁的小村子里，这夜里的一切都死般沉寂，一切都如往昔流淌的岁月。玛莎也打起呼噜来，那响声和一个男子汉的鼾声没有两样。她和亚历山大都睡得很沉、很甜，我这才意会到他们所说的“酒不醉人”的含义，那就是他们需要这伏特加酒的刺激和甜美，因为在这种刺激和甜美中，他们能有一个安稳的、甜美的，甚至能回忆起美妙往事的睡眠和梦。
啊，酒不醉人……
我笑着对亚历山大说：“我说得没有错吧，你醉过！”亚历山大说：“唉！那不叫醉，那叫舒服，一种幸福的境地！”
我又说：“不过你得承认，俄罗斯确实到处都有醉酒的人和醉酒的事发生。”
亚历山大说：“伏特加酒才有40度，高的也才四十二三度。为什么它会有烈酒的罪名呢？这不公平！它不是烈酒，它不醉人！像我们那次在玛莎那里，不是醉了，是喝舒服了。街上，小吃店里确实有喝多了的人，不过，我看他们也不是醉，而是心情不好，酒让他们想起事情来了，想起了他们本想忘记的事情了。所以就不舒服了，就变得浑浑噩噩了。这不是醉酒，这是心病。”
在俄罗斯很少有人这样来解释醉酒和酗酒的现象，亚历山大有点别出心裁。我没有再和亚历山大争辩，尽管我眼前浮现的依然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醉酒和酗酒的现象。现在在莫斯科，年轻姑娘们嘴上叼支烟、年轻人举着进口的啤酒罐子已经成了时尚。尤其是在地铁入口处的地下通道里，那酒气烟气的弥漫令人触目惊心。如果按亚历山大的观点来看，那就是这些人有心病，想起了他们本该忘却的事，想要发泄而又没有途径发泄。近年来，俄罗斯当局的禁酒声势愈来愈大，但是醉酒和酗酒的现象却愈演愈烈。有些嗜酒如命的人竟然在“创造”类似于伏特加酒的“迷糊”物质，喝了下去，这些物质会产生和伏特加酒一样的效果，但嘴里却不会有酒精的味道，连仪器都测不出来。警察当局无可奈何，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十分新鲜的名称——“不知名物质酒醉”。
我对亚历山大说：“这‘不知名物质酒醉’不是醉酒吗？而且它不是比传统的、最原始的伏特加酒醉更令人担心吗？”
亚历山大耸耸肩说：“心病！全是心病！我个人的体验是：酒不醉人。”
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亚历山大和玛莎所说的“酒不醉人”的真正含义：问题不在于伏特加酒是多少度，也不在于喝多少，而在于人们怎么个饮法，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饮。浅尝辄止还是漫无止境，这显然是文明的界限。一段时期以来，俄罗斯似乎是失去了这样的界限，漫无边际成了包容一切事物的准则。这最后的一段话竟然说起城里的事来了，它毕竟离玛莎和她的那个小村庄太远了。
哦，俄罗斯，一个伏特加酒的国度！
哦，俄罗斯，一个“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国度！
注释：
（1）远东大厦是一栋9层大楼，是远东公司所在地。
（2）意为“再见”。
（3）俄文“再见”的中文谐音。
（4）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