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马
季马全名叫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勃拉日尼克，以前在一艘轮船上当大副——仅次于船长。现在回想起来，季马究竟有哪点令我念念不忘呢？几乎没有特点就是他的特点——平平淡淡、恬静随和。那年，他大约四十八九岁，但头发全掉光了，脑袋上光秃秃的。由于搞私有化，企业都倒闭关门了，人到中年的季马失业了。失业后的季马便来到了我们公司。其实，我们这个公司当时根本用不着这么多人，可进来的都是有关系有后门的——不要也得要。
季马的特点便是安稳。每天来到公司，就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打坐。他颇有坐功，能够不受丝毫干扰地静静独坐一天，连窝都不挪一下。我们这个所谓公司，借住在当地居民家里，虽然似乎有些工作气氛，但居家过日子的杂事倒是不少。可季马似乎认为非工作上的事与他无关，所以，遇到小潘买回蔬菜鲜肉等事，你如果不说，他照例是岿然不动、安如泰山的。久而久之，大家都略略有些烦他。有时我委婉地点拨他，他还反怪我们不说，不指挥他，气得我是肝火直冒。难道连帮忙搬搬东西也需要人点拨或指挥吗？然而，季马自己却振振有词：说我习惯于在严格的纪律下生活。仔细想想，季马说的也有道理，谁叫我们之间的交流还需翻译过话呢。苏联社会主义搞了70多年，人们的生活习惯都早已养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得纳入严密计划的轨道，任何越轨行为都是不允许的。现在，虽然苏联不存在了，但苏联时期的一切都一仍其旧。比方说，书店里卖的书，上面标的还是苏联时期的价格，便宜之极。你想在那种体制下，就连一本书的价格国家都要过问，哪还有什么是国家不操心的呢？再比如说书店，一到中午12点就关门，不管里面还有多少人，统统清场。店员根本不去想多接待一个顾客便多一分收益。既然一切有国家操心，草民之辈如季马这样的人，也就想当然地一切唯上司之命是听了呗。季马有季马的心理逻辑，这不能怪他。他犹如《红楼梦》里的贾蔷，站惯了，现在你对他说：喏，现在你自由了，可以想干啥就干啥了。可一切听从上司的季马，已经站惯了，坐在那里会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的。
所以，季马便每天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等待召唤。说句公道话，季马这人很绅士，很正派，一点歪的邪的都没有。偶然跟几位女士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活跃活跃气氛什么的，这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本来就无事忙的人来说，真不失为一种调剂。季马办事稳妥，说到做到，但当然了，能力有限。让他刻图章，一点细节没弄清，他会步行好长一段路专门回来请示，一点不敢专断独行，擅自作主的。这还真是季马的优点。季马是乌克兰人。现在乌克兰独立了，以前本是一个国家的，现在去趟乌克兰犹如出一趟国，还得办签证什么的。季马年迈的父母还在老家，说到老人，不由得愁容满面。季马喜欢苏联时期，并且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其实是苏联最富裕的时期。苏联时期季马每月工资200多卢布，不仅能养活孩子老人，每年还可以带着全家人享受一次国内或国外任何地方的旅游。而现在，虽然表面上看他每月工资2万多卢布，但老两口几乎连吃饭都成问题，别说养活孩子和老人了。你想一块面包涨到250卢布，而面包是俄国人的主食呀。一提到乌克兰我便想到果戈理笔下的小乌克兰。这话提起了季马的兴致，便津津有味地回忆着乌克兰的西瓜，说那瓜熟透了，用指头一磕，就裂开了，那个甜呀！啧啧！季马很喜欢中国的101毛发再生精，我头一次回国时没买到，但送他一大瓶打火机油，他很高兴。
第一次回国时，我选择季马送我。到格罗德科沃分手时，我把身上带的零钱都给了他，让他自己去买点吃的。这些卢布，等一过境便没用了，不算什么施舍。望着季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现在，季马怎么样了，日子好过点了吗？
奥克萨娜
小潘给奥克萨娜起的外号叫“大洋马”，不过只在中国人中流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语言障碍在此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否则还不定出什么事呢。公司里那帮家伙，每天当着小姐们的面放肆地骂她们，得益于语言障碍。不知道自己已经荣膺“大洋马”美称的奥克萨娜，每天照例来公司点卯，每天照例喜滋滋的。但凡奥克萨娜一进屋，全屋人都能从她噔噔噔沉重的脚步声和高大的嗓门听出来。她个儿高，块足。吴翻译说按照西欧人的标准，奥克萨娜应该算是当今最流行的美女。我对这种说法略有些保留。当然，也不能说她长得不好看，只是大概不太合中国人的口味。她身上一切都比中国男性大一号，是个身体健壮的俄罗斯姑娘。据说介绍奥克萨娜来公司的，也是个有头脸的人物。奥克萨娜很有背景，据说以前和索巴契科一样，也是克格勃的外围人员。好像她之所以没有正式从远东大学汉语系毕业，正是因为被这个当时最大的间谍机关招募的原因。当然，这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奥克萨娜大学没毕业，这从她喜欢读的书就能看出来。在公司里待过一段时间的阿利娅喜欢读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因为她是船长的千金，而奥克萨娜却只喜欢读侦探和犯罪小说。公司里的事不多，奥克萨娜任总经理秘书，因为总经理常常在国内而不在我们的国外办事处，所以，奥克萨娜也便把工作时间合理合法地当做自学进修的好机会了。她进修的项目主要是浏览和扫描本国和英美的侦探犯罪小说。我从她那里借过一本《俄国007》，倒是挺精彩。此外，她还帮我找到一本油印的《我们失去的俄罗斯》电视文献纪实片的脚本。有段时期，因为是俄国漫长的冬季，我们属于常驻国外看摊的，所以，每日的公事就是接接电话和传真而已。漫漫长日如何打发呢，便只有官家无事看闲书。会计为了表现自己，无事忙，想乘闲来无事整理账本，看我们每天看闲书，很有烦言，说这是在“公家的草地放私骆驼”。
看书既然受限制，于是便侃大山。中国人和俄国人一块侃。奥克萨娜喜欢聊她节日或周末在小市场的见闻，以及她家在莫斯科的亲戚什么的。对她家那些住在大都市的亲戚，她很不感冒，嫌亲戚狗眼看人低。清洁工玛丽娜聊她的儿子。她的儿子我们都见过，人不大，身体挺壮实，抱起来沉甸甸的。季马一般不怎么说话，只是笑眯眯地听大伙的。小潘每次从国内回来，都会带些小礼品给女士们。收到礼品的奥克萨娜和玛丽娜高兴得欢天喜地，说话都提高了八度。有一次，我聊起公共汽车上有人偷我钱的事，也让女士们乐得很开心。那天车上人不多，一个半大小伙子欺负我是外国人，用自己的后背挡住别人的视线，偷偷把手伸进我外套的口袋里摸索。我当时正凝神看窗外的景色，路边山上似乎有人在放火，火线围着山势转了一圈。我正在心里捉摸这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要放火呢？小偷的动作我感觉出来了。我知道口袋里一无所有，于是，便连头都懒得回一下，脸冲着窗外小声说：“Тамничегонету（那里什么也没有）。”小偷笑了，周围的俄国人也乐了。我们这一屋子人也都笑得不亦乐乎。
会计一般不和我们聊，独自坐在桌前把算盘拨得劈劈啪啪响，像是在抗议。我们早就用上电脑了，可他就是信不过电脑或计算器，只信赖他使惯了的算盘，可以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国粹保护主义者。他工作半生没有当上官，把这当做此生最大遗憾。这次到远东决心重打锣鼓重唱戏，所以很卖力。但无聊实际上比任何力量都大，我们习惯称之为“纳霍德卡综合征”。慢慢连他也感到长日难耐了。此人最大的弱点是喜欢小鸟儿。他喜欢鸟儿不是从美学观上着眼的，而是因为听说这玩意儿能赚钱。于是他发动我们到处寻访稀奇古怪的鸟儿。我们合资买了几只虎皮鹦鹉，还有几只叫不上名字但据说繁殖特别快的小鸟儿。这一下可热闹了，这间两居室半的屋子里到处莺歌燕舞。小鸟儿能吃能喝，我们就高兴，觉得这几只小精灵简直就是能下金蛋的神鸟儿，一天几次来看望。可小鸟儿不光能吃能喝，还能拉，这就苦了玛丽娜了，嘀嘀咕咕，唠唠叨叨个没完。偶有一只两只吃得不合适死了，玛丽娜就幸灾乐祸，高兴自己的负担减轻了好多。
临近元旦时，总经理来电传说要慰问远在国外的职工，要来看望大伙儿。会计这下着急了：总经理一看他的公司已经成了鸟儿粥棚，那还不得急呀！会计虽然喜欢鸟儿，但也明白熟轻熟重。于是，手忙脚乱地要把鸟类们都处理了。问奥克萨娜，奥克萨娜摇头；问季马，季马笑着拒绝了；问玛丽娜——根本不用问，玛丽娜早就对这些玩意儿烦得一塌糊涂了，好说歹说也不要。会计急得不得了，一个劲儿要我翻译，说小鸟儿可以给她孩子解闷什么的。最后，还是强行由老谢开车，把鸟连笼子一起送到玛丽娜家了事。
有一段时间，奥克萨娜决心为改革重建出力，她竭力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女强人形象。侦探和犯罪小说也抛在一边不看了，开始看起企业管理和旅馆经营类的书来。她和会计一样野心勃勃，很想出人头地。可是，总经理似乎把她也把这个办事处给忘了。奥克萨娜很失落。据我的印象，她和玛丽娜处得挺好，两人总坐在小屋里嘀嘀咕咕说个没完，都是些女性话题。冬天，门外的山坡冻成了冰山，上下山坡人人战战兢兢，因为山坡上覆盖着一层冰雪。有一天我和奥克萨娜出门，这位女强人破天荒开口请求我搀扶着她。看着她泛白甚至发青的脸色，我心想这个干事干脆果断的女强人，毕竟是个女人呀。奥克萨娜很有礼貌。每天中午离开时，一干监理们都已团团围住餐桌在吃饭。奥克萨娜彬彬有礼地对不懂俄语的监理们打招呼：“пока”或“Досвидания”（2）。来自礼仪之邦的监理们虽然不懂俄语，但北京爷们儿的礼数是绝不能亏的：“打死你大娘。”（3）
距年关只有两天时，总也盼不到的总经理来了电传：由于公务繁忙，纳霍德卡之行取消了。会计对着这份电传愣愣地痴想了好久。他大概还在怀念那些被无辜处理了的小鸟们吧？
奥克萨娜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事发生在夏天。夏天，是纳市最欢乐的时刻——海滩、阳光、沙滩还有碧蓝的海水和美丽的姑娘。可惜的是，纳市属于海洋性气候，天公不作美，阳光像普留希金（4）一样吝啬，天气像情人的心一样多变。夏天常常可以看到俄国女人们脱去身上的重重束缚，只穿一件游泳短裤、带着或不带乳罩袒露在灿烂的阳光下，或是撑着阳伞读书，或是在自家的土豆地里干活儿，或是在海滩上徜徉。一天，我带费工到医院理疗，完事后往回走。刚转过房角，一幕场景便刺目地进入眼帘：只见奥克萨娜正坐在凉亭里看书，戴着墨镜，披着外套，袒露着娇媚的乳房。好美呀！此刻，我才强烈地意识到：这个大洋马毕竟真的是个女人。费工哧溜一下钻进屋，俨然孔门圣徒非礼勿视。我不满地冲奥克萨娜嚷了一句：
“奥克萨娜，глазаколят（太刺眼了）”。
“谁叫你看来着？”
“嗯？！”
得得，倒是我的不是了。
奥克萨娜，你如今在哪里？你的理想实现了吗？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
瓦洛佳
瓦洛佳是总经理亲自引荐和我们认识的，是总经理最信任的客户和宠儿。他个头不高，矮壮结实，肩宽背阔，样子剽悍。你们兴许已经猜到了，是的，瓦洛佳是车臣人。车臣人在俄罗斯人的地盘上按理说不会得意，但瓦洛佳却春风得意马蹄疾。他开了几乎是纳市的第一家私人商店。轮船买卖获得一连串成功以后，总经理决心在这个交易中大赚一笔，委任瓦洛佳为专门代理。我们之所以总和他打交道，原因便在于此。而总经理之所以对瓦洛佳如此信任，据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传说瓦洛佳是当地黑社会的头儿。在俄国做生意，黑道白道都得走，这在当时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瓦洛佳之所以常来我们这儿，多数是为了发传真或打电话。虽然他有点钱，但在小事情上还是锱铢必较，不肯多破费的。办完正事，总会和我们热乎热乎。瓦洛佳爱吹牛。他以前读过海军学校，毕业后到一艘船上当水手。有一次船靠岸休整，他迷上了一个姑娘，和人家厮混误了归队时间，被船长关了禁闭。水手们大多处于性饥渴状态，年轻力壮的瓦洛佳自是不能例外。瓦洛佳吹牛的内容大多和他的艳遇有关。他说现在他那样的新俄罗斯商人出门有两件宝贝是必带不可的，一是手枪，他让我们看了；二是避孕套，他没有向我们展示。傅总工要办一件公文，可当地卫生检疫局的女局长迟迟不肯签字认可，傅总工和我不知跑了多少次也未办成。求到瓦洛佳，瓦洛佳说他倒是可以办成，但有一个原因使得他不能办。我们问什么原因。他说那个局长是个中年女性，有一次约他幽会，他没去，结果把她给得罪了，从此结下了梁子。
瓦洛佳的黑社会背景总让我们对他心存忌惮。的确，有时偶然在纳市街头看见瓦洛佳坐在他的吉普车里，拉着一车面相凶巴巴的小伙子疾驰而去的背影，连我们置身局外的人也感到胆战心惊。还有一点就是他膂力惊人。有一次，我们正在闲散地聊天，瓦洛佳忽然抓住我的肩背，说不清道不白地把我举在空中像舞动大刀长矛一般舞动一番，然后款款放在地上，不但我毛发未伤，连他也面不改色心不跳。按个头他还没我高，旁观的众人都惊呆了。而我对他的车臣背景从此以后再无任何怀疑。瓦洛佳虽然身为纳市首富，但总是小心翼翼、十分谨慎，对周围的人总是充满戒心。他为自己商店盖的新楼，我越看越像一座城堡，煞似一个乌龟壳。这种乌龟壳似的城堡便或多或少是他内在性格的写照。
瓦洛佳和我们交道打得最频繁的时候，是在做那三艘冷藏船和一艘油轮期间。冷藏船出发时我们全体都到港口视察过，的确是三艘好船。我们当时估算，别的不说，光是船上的电讯设备和机电设备就很值钱。船龄并不长，实际上还未到退役期，至少还可以使用10年。这次瓦洛佳赤膊上阵亲自带领船员开船出发。船出发后他的电话就一直没有断过。最要命的一次电话是在船到了上海锚地以后，电话打来时正是纳市的深夜，我们都睡得死死的。半夜两三点钟，电话响了。瓦洛佳在电话里详细禀报了自己的方位：东经几度几分几秒，北纬几度几分几秒。不知为何他没有直接和总部联系，而是把电话打到了我们这儿，再由我们把他的方位转告给总部。此后，半个月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半个月后才容光焕发地回来了。后来，从总部来人口里我们才知道，原来船到上海等我们的人接船时，船上的所有设备几乎全被拆卸一空，当然也包括通讯设备在内了。难怪这个瓦洛佳从此再没来电话呢。据说连瓦洛佳也无法制止那些疯狂盗卖船上设备的船员们。
远东大厦的船生意自那以后便越来越少了。赚钱的空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轮船买卖代理瓦洛佳也渐渐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前几年，偶尔碰见远东大厦的人，一打听，才知道远东大厦由于经营不善准备卖掉，已经有当地商人投标购买。其中一个就是瓦洛佳。
看来，如今的俄国的确真的是商人的天下了。
阿辽沙和玉兰
俄国人很多人的爱称叫阿辽沙，而这个阿辽沙却与众不同。他是俄中边境城市勃拉戈维申斯克人，父亲是那里一所大学的校长。阿辽沙是学汉语出身，而且汉语很好。长在边境城市，优越的汉语环境给他学习汉语提供了便利。
我结识阿辽沙已经是我第二次去俄国时，在圣彼得堡发生的事了。而且，我最初认识阿辽沙还不是直接和他，而是和他美丽年轻的妻子玉兰认识的。
那是在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我去那里复印一些资料。进门后排队存衣服，图书馆里空气窒闷，等候是对耐心的考验。我闷闷不乐地站在那儿，心无所想，但又烦闷无聊。此时，我似乎觉察到身后有人在注视着我。我斜眼一扫，便看见一张明丽青春的脸。那是一位年轻的俄国女性，青春焕发，双眸炯炯有神，是一对俄国人中也比较罕见的碧绿的眼睛。脸上洋溢着美丽的笑，冲我点点头。我也只得对她一笑，但其实心里是懵懵懂懂的。这位年轻靓丽的女性我肯定在哪儿见过，但在哪儿、什么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第二次比较正式地和阿辽沙夫妇见面，却是在留学生公寓，但距第一次已经过了好长时间、是我快要回国时候的事了。
我的进修同学李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我们由于有了他而平添了许多欢乐。他不是领馆指定的“片长”，但由于热心办事，深得民心而被我们公推为“民间片长”。我在的那半年正值俄国漫长的冬季，基本上无法出远门，旅游和会议几乎全部告缺。好在圣彼得堡乃俄国的文化首都，演出季长达半年，为枯寂的冬季增添了几分色彩。在李老师的热情张罗下，我们这个点儿几乎天天有集体组织的活动，看电影、芭蕾、歌剧、话剧、听音乐会等等，至于打乒乓球那更是每日必上的必修课。李老师10年前就在这里待过，对彼得堡的一切如数家珍。光彼得宫他就去了10多次，但还是热心地陪着一拨又一拨来访的客人一遍遍地走呀看呀。我这人生性疏懒，好静不好动，如果不是热情的李老师相邀，我是哪儿都不想去不愿去的。但在他和同一留学生公寓许多人的怂恿下，居然去了好多地方，来了兴致，还自感收获不小。对我印象深刻的，有列宁纪念馆、保罗宫、普希金蜡像馆，等等。
有一次我们傍晚回到公寓，进门前看见一对金童玉女般的小两口也在我们前面几步进门，李老师跟人家热情地打招呼。我一眼就认出那个婷婷玉立的漂亮的俄国妞儿就是我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位。而另一位不用说肯定就是他的爱人了。我问这一对儿是谁？原来是学汉语的，都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男的叫阿辽沙，女的中文名叫玉兰，就住在我们楼上。哇！世界真小！
时过不久，记不得是过一个什么中国的节日，我们一帮人张罗了好多好吃的，便把阿辽沙两口子都叫过来聚聚。那天大家玩得很开心。我献丑在那天朗诵了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阿辽沙则聊起了他最喜欢的老舍的《四世同堂》，玉兰始终抿嘴微笑，显得文静娴雅。王莹朗读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徐曼琳则朗诵了她自己创作的《涅瓦遐思》。总之，大家热热闹闹、高高兴兴地过了节。此后，都在一块儿住着，自然有了些来往。阿辽沙家也和我们一样，住在简陋的筒子楼里。他们刚到彼得堡，资历浅，还没有分房的资格，只得权且在公寓里栖身。
我再次见到玉兰夫妇已经是回国以后的事了。他们两个作为年轻的汉学家，一个对老舍情有独钟，一个对张贤亮很感兴趣，准备亲自去宁夏拜访张贤亮。老舍我不熟，基本上只看过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而已，而张贤亮却也是我崇拜和喜欢的作家之一。玉兰夫妇路过北京时，我和李老师陪他们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老舍茶馆等。回程时，我提前为他俩买了车票，送到景山公园门前。我们在那儿附近小聚了一次。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第三次见到阿辽沙已经是今年了。忽然李老师来电话，说某日阿辽沙要路过北京，要我出面接待一下。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原来，他是刚参加完在上海举行的巴金纪念研讨会和葬礼回来。他行色匆匆，我们在福口居小聚了一次，阿辽沙急着赶到使馆见老同学，我们便匆匆分手了。
前不久，偶读新出的一期《作家通讯》，开篇第一篇文章报道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俄罗斯访问的情况，文中介绍了接待代表团的俄方主要人物阿辽沙，还登载了阿辽沙在上海会议上在主席团就坐的照片。我很高兴，高兴的是俄国汉学界一个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几天前，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今年秋天阿辽沙两口子将应聘到北外教学。哇！我们又能在北京见面了！
阿辽沙、玉兰，祝成功永远伴随着你们的人生！愿玉兰永远青春靓丽芬芳！
深灰色的西装
李钢林
没有关于战争的故事，那不是俄罗斯的故事，这是肯定的。
相比世界其他国家，俄罗斯经历的战争要大些，人类两次最大的战争俄罗斯都摊上了，最终也没变成“热战”的世界上最大的“冷战”，俄罗斯也摊上了。说什么原因都不重要，反正俄罗斯是摊上了。
在俄罗斯能感觉到战争在这个民族心中的地位：在俄罗斯最神圣的地方，除了教堂之外，最显赫、最壮观的纪念性建筑物是关于战争主题的：俯首山、凯旋门、圣彼得堡的要塞等等，战争的胜利是俄罗斯最高、最神圣的民族荣誉。
于是，俄罗斯性格中就有了红的色彩，这既是壮美的色彩，也是苦难的色彩。
或许，战争是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涅槃，是死，也是生；是苦难，也是锤炼。
我在莫斯科遇到过一件事，开始以为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结果，是一个关于战争中的俄罗斯母亲的故事。
1991年秋天，我把两颗牙齿留在了莫斯科。
当时，我已经在苏联的欧洲地区跑了两个多月，从莫斯科到波罗的海三国，接着去白俄罗斯，然后再到乌克兰。
当年“八一九政变”之后，莫斯科就给人一种要散摊子的感觉，各种政治派别都在闹，谁也当不了家；各加盟共和国分田分地正忙，各有各的主意。那么大的国家，谁也管不了，谁也不知道未来往哪里去，就像一条无人职守的大船随风飘荡着。
8月末，我在莫斯科的里加火车站花了2.55个卢布，买了一本《苏联铁路图册》就上车去波罗的海三国了。
转了两个多月，转到了乌克兰的基辅。我的牙疼，整个右腮帮子都肿了，自带的所有中国药都吃完了，还是疼，夜不能寐，只好回莫斯科。
我自己不敢去莫斯科的医院看牙，心里没底，因为我在莫斯科的医院帮朋友当过翻译，多少知道他们医院的情况。
俄罗斯人用药的剂量大，器械规格也比我们大一号。我们的安定每片2.5毫克，如半个绿豆粒那么大点儿；他们的安定每片10毫克，有西装扣子那么大；他们吃我们的安定，没感觉；我们服他们的安定，当场就得晕过去。他们人高马大，也习惯了，可我们受不了。
回到莫斯科的当天，我就打电话找奈莉医生帮忙，她当即就答应了。
奈莉是我认识的一位内科大夫，50岁左右，热心肠，心直口快。
第二天上午，奈莉带我去莫斯科最好的牙科医院。
我们是先消炎、后拔牙。那里的程序很简单，消炎归消炎，拔牙归拔牙。一看牙坏了，麻药一打，就开始拔牙。我当时俄语不行，加上牙疼，就更说不清楚，只有随他们办了。
很快，我的两颗牙齿拔掉了，牙床上留下两个大洞，医生塞上两个大棉球，给了我一张处方单就算完事了。我现在还记得我走出医院时的感觉：嘴里咬着一口血乎乎的棉球，脚上像踩着棉花走路，脑袋晕晕忽忽，身子晃晃悠悠。
地铁上，奈利问我：“你吃饭怎么办？”
我摊开双手，学着他们的样子耸耸肩。
“那你就住我妈妈家吧，我妈妈会给你做吃的。”奈利一番盛情。
我就随她去了。
奈莉母亲的家住加加林广场附近，下面就是列宁大街地铁站，从她家窗户里就能看见莫斯科河。老太太早已退休在家，三间大房子，就是她母亲一个人住着。奈莉自己有家，每天上班，时常回去看看母亲。
老太太大个子，一头白发，不算大胖子，善良而热情，很精神的样子。奈莉说她母亲有70岁了，看样子不像。
在老太太家里的日子是非常愉快的。
老太太每天给我做好吃的，细致入微。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吃过的最地道的俄罗斯饭菜。
她天天陪我说俄语，聊天，纠正我的语言错误，说些家长里短的话题，这比在学校里学俄语愉快多了。
老太太一个人并不寂寞，即使没有我，也常有50岁上下的人或年轻人来电话，或来看她，或送些紧缺的东西。老太太说这些人是她的儿女或孙辈，我当时就猜想：老太太或许就是所谓“英雄母亲”吧，生了那么多孩子。
我也有疑问：她的孩子怎么个个都不太像她呢？有的还是其他民族的样子。
我也不敢问，得装傻，按人家俄罗斯的习俗，人家的私事是不便张嘴问的。
只有一件事使我感到特尴尬：我叫不出来老太太的全名，因为她的名字太长了。
奈莉的母亲叫：叶卡捷林娜·费德罗夫娜·布德恩卡。这么长的名字，我当时怎么也叫不出来。
按照俄罗斯的习俗，晚辈称呼老年人通常得称呼全名，这既是尊敬，也是礼貌，我天天跟人家说话，吃人家的饭，就是不称呼老人家，非常难为情。
11月7日下午，我准备去参加一个招待会。
那天，我穿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是双排扣的，系了一条深红色的领带，白色的衬衣。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站在门口向老太太告别：“我要出门了，叶卡捷林娜·费德罗夫娜·布德恩卡。”我脱口而出，流畅自如，连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就叫出了老人的全名。
老太太高兴异常，笑容满面，她张开双臂拥抱我，吻我的脸颊，然后又把她的脸紧紧贴在我的脸颊上，说：“你终于叫出来了，孩子。好样的，我真高兴。”接着又紧紧地拥抱我。
须臾，老人放开手，仔细地端详着我身上的西装，说：“你今天真精神！……那天，我丈夫也是穿着你这样的西装出门的，也是这样在门口向我告别。那天，他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正好是50年前的今天。”老人黯然。
老人用右手在我左襟的领子旁抚摩着，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西装，接着说：“就是这种颜色，深灰色的；就是这样的毛料子，就是这个颜色的领带，一切都一模一样。”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情绪有些激动。
我愕然，不知所措：老太太这是怎么了？
“我会回来的，叶卡捷林娜·费得罗夫娜·布德恩卡。”我匆匆地安慰好老人，披上风衣就出门了。
那天参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招待会，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在整个招待会的过程中，我一直沉浸在对老人的话语的想象之中：他丈夫是谁，怎么一出门就没回来呢？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坐在她家的客厅里，边喝着红茶，边看着窗外的大雪和冰封的莫斯科河，听老太太讲关于她的故事。
她是乌克兰人，出生在乌克兰的奥德萨，父亲是一个裁缝。我去过奥德萨，那是黑海边的一个港口城市，像关于希腊神话的油画一样美丽。
1940年5月，她在奥德萨中学毕业，考上了莫斯科的一所医学院，于是只身一人来到了莫斯科。当时17岁。
一个月以后，她在一次大学生舞会上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瓦洛佳。她说，瓦洛佳在舞会上一直跟着她，每一曲都请她跳舞，她说，其实，瓦洛佳跳得并不好。
瓦洛佳当时是莫斯科一所艺术学院大二的学生，是学油画的，他们的学校相隔不远。
瓦洛佳经常去找她，请她给他当模特。老太太说，她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但对当模特不感兴趣，瓦洛佳老缠着她。
她喜欢瓦洛佳是因为他不喝酒，很温和，甚至有些腼腆，瓦洛佳从来不反对她的意见，于是，她就同意了。
瓦洛佳是俄罗斯人，一米八三的个子，但瘦弱而内向，带着一副眼镜。他的家在莫斯科，他是个独子，父母都是教师。
瓦洛佳有一双金子般的手，画画得很好，他要是还活着，一定是一个大画家，老太太说。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那时候，莫斯科天天都是坏消息。10月的时候，德国人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了，莫斯科被德军三面包围，一切都变得非常糟糕。
莫斯科人被仇恨燃烧着，很多大学生都参军上了前线，瓦洛佳也报了名。兵役局没有接受瓦洛佳，说他体重不够，不是当兵的材料，还是画画吧；也没有接受布德恩卡，说她怀孕了。
那时候，瓦洛佳天天在学校的画室里画画，也不让她去看他的画。老太太说，她发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瓦洛佳经常长时间的盯着她看。后来，瓦洛佳说，他要在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节那天为他的画揭幕，邀请她以及他的老师和同学去看他的画。
老太太会裁衣服，她给瓦洛佳做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料子是她父亲早先从乌克兰寄来的。她用一个月时间做好了，准备在结婚那天给瓦洛佳穿，他们商定在11月7日结婚。
194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天阴沉沉的，大雪纷飞。瓦洛佳起得很早，他说他要先到学校的画室去，为他的油画揭幕仪式做准备。出门前，她给瓦洛佳穿上了那套深灰色的西装，系上那条深红色的领带。
瓦洛佳在门口向她告别，拥抱她、吻她，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就是那天吻得她舌头有点疼。瓦洛佳叮嘱她，上午10点一定要赶到他的画室，参加揭幕仪式即他们的结婚仪式。说完，瓦洛佳披上大衣就走了。
那年，她18岁，他19岁。
上午10时，她和要好的姑娘们按时赶到了瓦洛佳的画室，推开门一看，屋里空无一人，只有画架上那幅没有揭开的油画和挂在画架子上的那套深灰色的西装和深红色的领带，瓦洛佳不见了。
她和姑娘们找遍了整个校园，跑遍了校园及相邻整个街区，问遍了所有她遇到的人，都没有关于瓦洛佳的消息。她说，曾经热热闹闹的校园和街区，那天显得空荡荡的，给人一种无名的恐惧感。
她打听了瓦洛佳所有的亲友，都不知道瓦洛佳上哪里去了。
后来，有人告诉她，那天是学校的入伍者出发的日子，他们要去红场参加阅兵，然后直接开上前线，瓦洛佳应该在入伍者的队伍里。
也有人告诉她，那天清早，有人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看见了德军士兵和德军坦克，情况万分危急。学校里来了一群苏联军人和几辆卡车，召唤支援，当时在校的所有能战斗的学生和教师都爬上了卡车直接上前线去了，瓦洛佳应该在车上。
还有人说，当天早上，学校附近发生了德军炮击，炸毁几栋房子，一些居民和行人伤亡，伤亡的人中也可能有瓦洛佳。
但是，没有人能够向她证明，瓦洛佳到底是入伍去红场参加阅兵了呢，还是临时被召唤去参加战斗了，或者是意外伤亡了？反正，瓦洛佳从此失踪了。
直到战争结束，那天的入伍者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
直到战争结束，那天爬上卡车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人也没有回来；
直到今天，她也不知道瓦洛佳到底去哪里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1941年11月7日早上他们分别之后，她再也没有得到过关于瓦洛佳的消息。她无数次的寻找过，战后还登过报，都没有结果。
老太太说，她相信瓦洛佳是上前线了。可能瓦洛佳早就决心入伍了，也可能是当时情况紧急，瓦洛佳爬上卡车就上前线了，毫无疑义，瓦洛佳去战斗了。
她不抱怨瓦洛佳，他应该像一个男人那样去战斗，害怕战斗的男人不是俄罗斯男人，尽管他不是一个军人，是一个画家；
她认为瓦洛佳是对的，尽管他没有告诉她，什么也没说，也许是当时太匆忙了，也许他早就准备好了，但瓦洛佳不愿让她伤心，所以没说；
她认为瓦洛佳是战死了，他不会打仗，但他有俄罗斯男人的勇气，如果他没死，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这是他的故乡，莫斯科有他的画，有她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他当时就知道她怀孕了。
老太太很后悔：她为什么没有察觉出来呢？她为什么一点分别的感觉都没有呢？
老太太说着，并指墙上的一幅油画对我说：“这就是我丈夫画的那幅油画。”那是挂在她卧室里的一幅油画，有80×60厘米见方，画面如新，但相框显得很陈旧了。
老太太很遗憾地说，瓦洛佳画过很多画，都是画她的，都很精美，但后来都失散了，就保存下这一幅。
油画的主题是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姑娘，背依在拉着铁丝网的立柱上，姑娘的两臂向后张开，姑娘的身体挡住了脚下的道路。姑娘身穿白色的连衣裙，裙裾破碎，连衣裙上面也沾染着硝烟的污垢和泥土，姑娘两眼望着前方，眼睛里充满了仇恨和期待。
油画背景是夜色中广阔的东欧大平原，一条大路从姑娘的脚下向后方延伸，远方的背影中闪现着克里姆林宫升天大教堂的金顶。
油画的底色是深灰色的，只有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俄罗斯姑娘凸显在油画的中央，鲜明夺目。
老太太指着画上的姑娘说：“那就是我。那些日子，我一直不明白瓦洛佳为什么老是盯着我看。”
老太太说她身高1.74米，她给我看过她的老照片，那是一个身材修长的金发美女，光彩照人。
油画的背后是瓦洛佳的签字和完成时间，上面写着：献给亲爱的叶莲娜（叶卡捷林娜的爱称），1941年11月7日。
油画的名字叫：后面就是莫斯科。
我在那幅油画前看了很长时间，老太太和我都没有说话，静静地欣赏着，感受着。
我第一次到她家的时候就见过这幅画，当时只是扫了一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俄罗斯是一个油画国家，几乎家家都挂有油画，所以，老太太家的那幅油画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
那天，我的感觉不一样，我觉得画上的那位俄罗斯姑娘特美，我对老太太说：“每一个男人看到了这位被凌辱的俄罗斯姑娘，都会去战斗的。”
老太太紧紧地抱住我，说：“瓦洛佳就是想告诉我这句话，我想，一定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很瘦弱，他想说，可是没说，但是，他的这幅画说了，他是为了我上前线的，他是个男子汉。”
“不过，那位姑娘不是我，是苏联，我只是一个模特。”老太太说道。
以后，我常去看望老太太。
1991年12月3日一早，我去看望老太太，因为几天前，老太太曾来电话说，12月3日，她想去瓦洛佳的墓地看看，让我陪她去，如果我方便的话。我当时就答应了。
去她家的路上，我看到街上插有彩旗，像是过什么节或是搞什么活动。那年12月，已经是苏联纪年剩下的最后二十几天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苏联纪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
那年夏天，莫斯科政治舞台上的故事特多，多到人们都有些麻木了。我问了几个路人，今天是什么节日？他们都耸耸肩，或是表示不关心，或是表示莫名其妙的样子，只有一个路人很神秘地告诉我，这是叶利钦那一派在搞政治宣传，要不就是戈尔巴乔夫那一派搞的，反正都是阴谋。当时，莫斯科市场紧张，商品奇缺，人们都忙于购物过冬，不关心政治上的事。
莫斯科只有鲜花从来不紧张，街上到处有花亭卖花，一年四季如此。我在路边的花亭里买了12支石竹花，这是按照俄罗斯的习俗，送给故人的花要取双数。
那天，老太太显得很庄重的样子，奈莉也来了。
上午，奈莉和我陪老太太去了莫斯科的一个公共墓地。莫斯科有几处著名的公共墓地，有新处女地公墓，顿斯科耶公墓等等，瓦洛佳所在墓地的名字记不住了，只记得俄罗斯著名的词典编撰家达里和俄罗斯著名画家苏里科夫也埋在那里。
那天，大雪初霁，蓝天白雪，奇冷，冻得耳朵疼。墓地里白茫茫一片，只有那些雕塑和墓碑在白雪里凸显着。
俄罗斯人的墓地富于艺术性，往往是用雕塑再现故人的形象，其雕塑之精美绝不亚于博物馆的艺术品，所以去墓地没有那种阴森的恐怖感，仿佛是去看一个露天的历史人物艺术馆，可以去感受那些故人的故事。他们的墓碑很小，通常就是一尺见方，成30度仰卧在地面上，上面镌刻着故人的姓氏和生卒年月，不留坟头。
老太太找到瓦洛佳的墓，瓦洛佳的墓没有雕塑，只有一块墓碑，那是一块最普通的墓地。老太太用手抹掉墓碑上的积雪，把石竹花放在墓碑前，老太太对我们说：“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奈莉就拉着我走开了。
我和奈莉在墓地里走着，奈莉对我说，其实，他们没结婚。那个时候是战争，莫斯科万分危急，兵荒马乱的，他们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结婚呢？再说他们还是大学生，没有经济来源，战争那么艰难，他们结婚以后怎么生活呢？
母亲没有拿到瓦洛佳的抚恤金，因为，她与瓦洛佳没有法定的婚姻关系。母亲拿的是自己的退休金，她参加了卫国战争，在野战医院当过护士。这我才记起来，老太太乘坐市内公共交通是免费的，她有“卫国战争参加者证”。
奈莉说，老太太自己的孩子没几个月就死了。老太太不是她的亲生母亲，奈莉自己是孤儿，老太太也不知道奈莉的父母是谁，是老太太把她养大的，所以，奈莉叫她妈妈。
奈莉说，瓦洛佳走后两个多月，母亲就生产了，是一个男孩，但是没有活下来。母亲有奶水，就收养了几个孤儿。那时侯是战争，孤儿多，老太太一生共收养了12个孩子，都是孤儿，都养大了，就像一家人一样。
他们的大家庭是非常幸福的，相同的是，他们家那么多兄弟姐妹，都只有她一个妈妈；虽然有的在其他加盟共和国，远隔千里，但亲如家人；所有的孩子都取了同一个生日：1941年12月3日，因为这一天是莫斯科会战的胜利日；不一样的是：他们兄弟姐妹12人中有4个不同的民族；在这一家人里面还有两对兄妹结了婚；遗憾的是，就是母亲自己亲生的孩子没活下来。
奈利说，瓦洛佳死的时候，母亲才18岁，后来母亲又结过婚，但不幸福。
奈利还告诉我，其实，墓里没有瓦洛佳的尸骨，没有人知道瓦洛佳后来怎么啦，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那是战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奈莉说，这个墓地是瓦洛佳所在的学校在战后修建的，其实，墓里埋的就是母亲给瓦洛佳做的那套深灰色的西装和那条深红色的领带。
我们远远地看着那位坐在墓地旁的俄罗斯母亲，奈莉对我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爱孩子，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那些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战争孤儿。没有她，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我举起照相机，在镜头里把老太太拉近，那是一位俄罗斯母亲的黑色剪影：在白雪皑皑的墓地里，她坐在丈夫的墓旁，墓碑前是一束红色的石竹花，她脸上的表情很肃穆，显得坚毅，不显得很悲伤，仿佛是坐在一个与上帝耳语的地方，在与上帝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一样，平静而坦然。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觉得，你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历史，你就去听听那些母亲的故事，所有关于这个民族的特有信息都在那些母亲的故事里。孩子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也是母亲培养的，是女人哺育了男人，一定是这样的。
我觉得，男人在战争中之所以勇于去战斗，勇于去死，政治上面的宣传各异，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信念有别，但最根本的原始力量可能还来源于母亲，来源于女人。她年轻的时候，那么美丽多情；有了孩子以后又那么富于献身精神。她们总是把苦难留给自己，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男人和孩子们，男人的力量和勇气的源泉应该来源于此，至少在俄罗斯是这样的。
我看了瓦洛佳的那幅油画，听了这位俄罗斯母亲的故事，才有了这种感觉。
我们怕老太太冻着，就催她回去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没有坐地铁，老太太说想看看街景，我们坐了电车。
电车沿着列宁大街走，经过列宁广场的时候，我看见苏联科学院招待所大楼的墙上挂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纪念莫斯科会战胜利50周年”。
我想起朱可夫元帅在他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有人问朱可夫元帅：“您指挥过那么多的战役，您最难忘的战役是哪个？”朱可夫元帅毫不犹豫地回答：“莫斯科会战。”
1941年11月，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从三面包围了莫斯科，德军距克里姆林宫最近距离25公里，莫斯科危在旦夕。最高统帅斯大林曾问朱可夫：“我们能守住莫斯科吗？请你严肃的回答我的问题。”朱可夫元帅说：“毫无疑义，我们能。”
朱可夫元帅当时是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也是莫斯科主要防御方向上西方面军的司令员。
当时莫斯科危急的情况可能比书上、电影上要险恶得多，所有的莫斯科人，所有苏联的机动力量都投入了保卫莫斯科的战斗；那是当时苏联生死抉择的瞬间，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军人、非军人等都会扑上去的，这符合俄罗斯的性格。
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节那天，斯大林还在红场阅兵，苏军从红场阅兵后直接开赴前线，投入会战，结果，莫斯科会战胜利，莫斯科保住了。
我相信，像瓦洛佳那样的故事应该很多，算不上有多么新奇。
我相信，瓦洛佳的那幅油画“后面就是莫斯科”，反映了当时莫斯科人的心态。
我相信，任何一个莫斯科人看了瓦洛佳的那幅油画，都会立即拿起枪上前线的，绝不会犹豫。
我回国前去向老太太告别的时候，特地又穿上了那套深灰色的西装，扎上了那条深红色的领带，老太太感觉出来了，她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男人穿深灰色的西装最好看，可惜，瓦洛佳只穿了一次，这是最大的遗憾。”
后来，我去莫斯科的时候还去看望过她几次，她生活得不错，还是一个人过，就是老了一些。说起苏联解体，她已经没有过多的抱怨，她说，俄罗斯总是这样的，她这一辈子，有好日子，也有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俄罗斯总是有希望的。
有一次，她还请我陪她去她儿子的别墅度周末。到了乡间，她一进了树林子，一看见自己种着花、西红柿和土豆的小园子，就特别开心。她说，一块林间空地，一个小院子加一个小木屋，这就是俄罗斯人向往的生活。
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已经83岁了，说话很清楚。每年新年的时候，我都给她打个电话，祝贺新年。她有时在乌克兰，有时在白俄罗斯，在她的儿子或女儿那里短住，她的常住地还是莫斯科。
2006年新年，我向她祝贺新年的时候，她还在电话里问我装上了假牙没有，她要让奈莉带我去医院装假牙，那感觉就像当年我在莫斯科刚拔了牙没多久似的，其实，距我莫斯科拔牙至今已经15年过去了，我现在的假牙是该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