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俄两国改革路径与绩效的比较
（一）中俄两国改革路径评析
1.渐进式与激进式改革路径。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两个前计划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与俄罗斯在许多方面曾经有着共同之处，但转轨过程却有着巨大的差别。在改革初期，中俄两国面临的改革任务相同，但初始条件有较大的区别。如前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都高于中国，苏联约80%的人口在城市，而中国约80%的人口在农村；苏联的技术先进程度高，而中国的技术先进程度非常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较为完善，而中国则由于经济落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计划经济并不完善；苏联的人口少而资源丰富，中国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中国进行改革优于前苏联之处仅在于国内工业体系较为完整，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而苏联由于长期和经互会成员进行分工，因而工业发展能力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无论是中国，还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都先后被否定，市场经济成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都进入到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
（1）激进式改革。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在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六年里，以“快变”求“大变”的激进主义思潮占据了上风。戈氏上台伊始就提出“加速战略”，率先打开了激进主义的闸门，部分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则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在这个阶段，前苏联试图从斯大林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模式一步跳到西方模式。
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以国家统制经济、实行指令性计划和行政管理手段作为三大特征，而该模式到了1990年苏联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急转弯，出台了实施以全面开放物价、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全面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向市场经济迅速过渡的“500天方案”，要通过政治变革自上而下地在短期内完成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方案制定者许诺，要在两年内使自己的改革取得决定性成就，并愿同西方国家领导人打赌：如果采取这一方案，俄罗斯到2000年就可以成为世界经济领袖！
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具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他们遵循西方国家开出的所谓“灵丹妙药”，依照“华盛顿共识”进行西方市场化的改革，脱离了本国经济的实际。这种改革由于具有整体、全面和快速的特征，因而被称为激进式的改革。当时俄罗斯采纳了西方学者建议的激进的“休克疗法”，试图通过一次跳跃使计划经济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但改革的结果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虽然普金执政以后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使国家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受激进式改革及其后遗症的影响，俄罗斯要恢复其原有的大国地位和经济实力，从目前来看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2）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首先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这是基于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劳动生产率极低，而粮食是全民生活的基本物质资料，因而农村的改革自然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中国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体和创造者，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是农民自下而上进行的，最后通过政府的支持和规范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乡镇企业、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都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相应的，价格制度、工资制度、户籍制度等逐步从受限制到放开，并不断走向完善。在传统体制外进行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后，中国的改革有步骤地转入整体的改革，改革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成为一场触及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巨大变革。在这场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改革的重头戏，以公司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最终成了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和改善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有效模式。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则为改革积累了经验，推进了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是从体制外由易到难进行的，对体制内的改革则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方式。它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旧的计划经济制度惯性对新制度安排的排斥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剧烈动荡，支持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推进。由于这种改革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基础上逐渐打破旧制度的主体地位，培育、确立和完善新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因而不同于“大爆炸”式的激进化改革，被称为渐进式改革方式。
2.两种改革路径的利弊分析
（1）对激进式改革的分析。前苏联在激进式改革进程中急于求成，想用500天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发育到今天已经历的500个年头，因而造成了国内混乱不堪的局面，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和国家管理上的混乱。苏联政治模式是一种以党代政、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苏联在1988至1990短短两年的政治改革中，迅速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否定了苏共领导党的宪法依据。同时，通过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宪法，把人民代表大会制转变成了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政治体制两年间的巨变，造成了政治机构职责混乱不清，政令矛盾重复，权威丧失殆尽，国家管理几近瘫痪。前苏联解体后，原有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俄罗斯疆域面积缩小，各国之间的边界和领土纠纷不断。
第二，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以对领袖个人崇拜、思想高度垄断和行政干预为特征。而在1988至1990年的政治改革中，苏联实施所谓公开性和民主性方针，完全放弃对各种媒体的引导和法律约束。激进民主主义代表人物高喊“打倒一切，重新再来”、“置之死地而后生”、“一步跨越深渊”等极端口号，从而掀起了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逐步升级的“思想运动”，使整个社会陷入极度的思想混乱之中。
第三，经济和社会管理上的混乱。俄罗斯经济随着快速私有化的进行，其激进改革结果是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大量流失，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暴富阶层，国家经济成为典型的“寡头垄断”经济，出现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被六大寡头所控制的现象，给国家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威胁到了国家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行。普京上台后推行“第三条道路”，即“既不盲目奉行西方新自由主义，也不重新推行共产主义”，而是借助于“软转制”策略和使油气资源重新国有化等措施，使国民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与原苏联强大的经济实力仍有差距。
激进自由改革还造成社会管理的极度混乱，俄罗斯国内的黑手党和新纳粹势力一度非常猖獗，官员贪污腐败问题非常严重，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死灰复燃。
原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的优势是通过总量和整体的变革，可以迅速实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阵痛为代价快速完成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转换。时至今日，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坚持认为激进式改革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改革方案，在经历了短暂的震荡之后，在新的体制保证下，社会经济就将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改革方式的最终结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比较，不能轻言定论。
（2）对渐进式改革的分析。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历了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30年中，有丰硕的收获，也有痛苦的教训。特别是同俄罗斯等其他经济体制转轨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特点。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带来了迅猛的经济发展，成就了中国的崛起，而且在于这个改革总体来看是一场惠及大众的改革。改革的缺欠，不仅在于它是一场尚未完成的改革，在许多方面还显现出不彻底性，还在于制度漏洞使它惠及大众的特征存在逐渐丧失的危险。
渐进式改革的优势在于：首先，渐进式改革可以减少阻力。渐进式往往先不触犯既得利益者，甚至先对权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中国的改革通常是先不触动可能引起震荡的旧体制，而是重点在旧体制旁发育新体制。先开展试点试验，随着条件成熟再逐步改革旧体制存量。这样就比较容易提高改革受损者的承受力，减少改革的阻力。其次，渐进式改革容易推进。由于渐进式改革首先选择阻力比较小的局部领域率先进行突破，因而操作比较简单，起步比较容易，可以快速抓住改革的机遇，不致因长时间设计新体制而贻误时机，这与激进式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激进式改革是对旧体制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快速变革，因而操作非常复杂，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和规划。再次，渐进式改革可以避免巨大损失。渐进式改革在初始阶段改革范围较小，难度较低，比较容易测算改革所带来的成本、收益和各种影响。这种改革按照“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重点考虑利益增量的改革，因而反对声音较小。最后，渐进式改革可以逐步累积经验，最终全面推开。渐进式改革速度虽然较慢，但它总是一步步地在测试改革的风险，点点积累改革的经验，最终为全面改革创造条件。
渐进式改革的劣势在于：首先，渐进式改革有可能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渐进式改革对改革的内容具有选择性，因而作为改革主要推动者的政府就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硬骨头”和“后遗症”，延缓改革的进程。其次，渐进式改革造就了腐败的环境条件。渐进式改革中的“双轨过渡”和采取“经济改革优先、政治和政府改革滞后”的策略，为“权力市场化”和腐败“寻租”创造了环境条件。一些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拥有的审批和控制特权，会利用两种体制并存带来的漏洞和差价大肆“设租”和“寻租”。再次，渐进式改革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益。由于两种体制长期并存，加之长期采取“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使得一些弱势群体既丧失了旧体制下的权利，又不能分享新体制的应有利益。一部分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侵占弱势群体的土地、工资、福利和全民共有的国有资产，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
总体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能及时获得收益的道路，它具有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转性，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间的平衡，因而能获得巨大成功。而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是一种社会结构剧烈、整体和根本的变化，因而产生了巨大的摩擦成本和社会动荡，造成了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形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因而收益是较低的。渐进式改革是一种量变的改革，而激进式改革是一种质变的改革。量变式改革具有持久性特征，激进式改革则总体收效快。
（二）中俄两国改革绩效比较
1.中国。30年改革期间，按国家贫困线计算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大幅度减少到2007年的1500万人。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贫困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31.5%下降到2005年的8.9%。尽管在改革期间的一些时期，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有过下降，而且中国现在面临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但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收入的绝对收入量和人均收入水平还是明显提高了，改革在总体上还是惠及了国民大众。
经历了30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基本上实现了从过去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规模以不变价格GDP衡量，2007年与1978年相比增大到原来的15倍，年均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前的平均6.1%提高到改革后的平均9.8%，GDP总额每8年左右就会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提高到原来的7倍以上；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收入220美元的穷国跃升为人均3000美元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006年我国GDP总额已达26452亿美元，比改革开放起步时的1978年增长了近13倍，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同期人均收入中，城镇为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87元，分别增长了34倍和27倍。粮食、棉花、肉类、钢铁、煤炭、化肥、水泥等重要产品产量均居世界之首。2008年，外贸总额已达17607亿美元，增加近80倍，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0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实际已成为世界经济和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在中国初步建立，我国已在各个方面都建立了一整套新的体制和机制，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有了重大的转变，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民主和法制不断健全，人民得到了更多实惠，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也遇到了各种自然灾害和民族分裂势力（如1998年的洪灾、SASE病毒、冰冻灾害、新疆、西藏分裂势力）的影响，但总体上已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具备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并将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按照党的十七大部署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5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2亿美元，成为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的中等发达国家。
2.俄国。由于前苏联的中途解体、统计数据不全和前后不衔接，我们很难找到俄罗斯过去30年的完整数据拿来与中国进行比较。根据研究世界长期发展问题的专家麦迪森（Angus Madison）对1978至2003年这25年期间中俄经济增长状况的数据比较，俄罗斯经济相对过去有较大的倒退。【4】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规模成长为原来的6.6倍，人均GDP是过去的近5倍，而俄罗斯经济则萎缩到原来的90%，人均GDP萎缩到原来的85%。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小于俄罗斯，而2003年则相当于俄罗斯的6倍多。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相当于俄罗斯的13%，而2003年则达到后者的76%。中国与俄罗斯之间虽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事实上，在实行”休克疗法“式改革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一路下滑，到1998年已经萎缩到仅相当于1990年GDP水平的57%，几乎比改革前少了一半。相比之下，在1941—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经济总量也不过下降了22%。在叶利钦卸任、普京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经济开始恢复，增长率加速。2006年俄罗斯的GDP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58%，年均增长率达到6.8%，但到2006年为止，GDP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只相当于1990年的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