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生涯的尽头
吴兴华年轻时，对自己的诗歌十分自信，从一封1943年的信中，你已看得出他如何富有雄心壮志：“我在达到二十三岁生日那天，总算一下自己据有的文学财富，比那位《失乐园》的诗人还强点。真的我一时还想不起任何人能在同样的立足点上与我对峙的，便是Keats（济慈）我也不觉得有对他大让其步的必要。”《失乐园》的诗人，自然是指英国大诗人约翰·弥尔顿了。
抗战胜利前，吴兴华还有意把自己的诗分为两部分，暂名“甲乙稿”，甲部收录那些根植于中国旧诗传统的仿古诗，乙部是他从英、法、德、意诗中得到启发而写的十四行诗、无韵诗等。他又计划等到生活安定下来时，便编一部巨型的中国诗文选集，他说：“以实在立得起的作家为主，每人好好替他们写一篇批评。这番工作我‘不敢多让’的缘故就是大多数成名的作家全集我都从首页翻到末页过，而且人人都殚精钻研，直到我像面对他们为止。悌芬，每当我想到这桩事时，就想你能来陪我，供给我感兴和意见。”
但吴兴华也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诗前景黯淡，缺乏知音。他曾告诉父亲：“张芝联从前曾取笑我道，我的诗将来除非自己注，自己批，才会流行。像芝联那样几乎omniscient（无所不知）的脑子要都觉得如此，那真是‘吹’了。”
1945年，张芝联夫妇赴上海，吴兴华在北平的好友又少两个，心境更加寂寞。这时他跟父亲通信，思想已没有以往那么天真乐观了。例如他说：“我往往觉得我们最大的毛病就在于自恃聪明太过，侈言凌人，结果成就常常反不如人。又事事觉得古人愚直可笑，不求快捷方式而故采迂途，因此好为无根之论以震骇凡俗，心醉于片时的喝彩，便无暇计及真正的不朽之业。”
1946年，他谈近况，说自己回到燕大任教，生活还可以，“但是人终日惶惶，安不下心来，恐怕还是没有像你和芝联一样的好朋友在身边的缘故”。即使这样，他依然不忘像几年前般勉励父亲：“我想你现在大约也离不开上海那种hectic（忙乱的）生活，但平时总要静一静心，现在社会一团糟，谁都厌恶，有些人因之就纵意自恣起来……我只有希望你还能竭力保持你纯真而美的性格。”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怎么写诗了。
1947年，吴兴华本打算在夏天赴美，先到康奈尔找谢迪克念硕士，然后去哈佛。课余他还安排了工作，可保衣食无忧。可惜照X光结果不好，不能航行，要请三个月病假，在校医处静养，他唯有拍电报到美国说不能去了。这件事应该令他很沮丧。这一年，他跟我父亲说：“我平日人也不大高兴，总觉得自己是out of place（格格不入），和人合不来，想你也定是similarly afflicted（有差不多的痛苦）。”
他又说：“近来我慢慢觉得诗文作为一种专业甚为无聊，把神智和精力耗费在钻研字句上实在太可惜……假如一个人能读书思考，而成为一个类似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代那样的well-rounded（多才多艺的）上等人，学问渊博，志气大，下笔作诗自然就好，而胸襟气象也自然与那些整天在笔砚间讨生活的人不同。”
1948年，吴兴华已开始有一些中年危机的迷惘：“我近几年心境屡有改变，对许多事看法都已与从前不同。学问方面虽是照旧的热心，写作则久已抛在一边，偶尔执笔也觉思路梗塞，看来慢慢要与此道绝缘了。不知将来做什么好-这是大家共具的困惑心理，我有时想从前抱的大志向，很可笑也很可悲。”
《诗的教育》与“林以亮”之谜
1949年，我们一家南下。临走的那个夏天，父亲跟吴兴华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一直到1952年就只有书信往来。1951年，燕京大学被当局接收，改为国立。吴兴华顺利过渡，但他肺病发作，要休假，家中还有弟妹各一人要养，周转不灵，只好向父亲借钱。当时他还劝父亲北上相聚，说：“我自己有时静下来想从爱情、金钱、声名上得来的快乐，比起你和芝联的友谊都显得空虚黯淡。”但父亲没有回去。
那年吴兴华为生活，翻译了萧乾的一篇小说，共五万字，刊于《人民中国》，分七期登完。他还打趣地向父亲说：“假使我生在18世纪的英国，恐怕也会编出几大册的宇宙历史及字典。”同年又参加土改，忙于政治学习。之后他也翻译了《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以解决冬煤问题。至于做学问的事，他也没有放弃，还花了一年时间搜集材料，写成一篇考证文字，是关于清初文人陈维崧的。最后他跟父亲说：“自己想起来，也甚好笑，以后这种傻事不打算干了。”
我父亲曾经在《林以亮诗话》中提及一件事，说是吴兴华抄录了王安石的一段诗给他看后，两人便断绝音讯。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父亲提到的那封吴兴华“绝笔信”写于1951年2月20日，之后他还写了十二封信来，最后一封信是1952年7月19日，讲自己结婚的事。但从1952年起，我父亲便没有再回信给吴兴华，连吴兴华结婚也没去信恭贺，他不想朋友因为有“海外关系”而惹祸。
《林以亮诗话》中提及的吴兴华那封信是这样写的：“你知道不知道王荆公的这一段诗？我觉得整个旧诗领域内很难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比Housman（豪斯曼）引Milton（弥尔顿）的那句有过之无不及。诗是这样的（记忆可能有错）：‘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6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爱这段诗的心理。”
“Housman引Milton的那句”是什么呢？父亲在《论读诗之难》一文中提过，那句就是“Nymphs and shepherds dance no more”（仙女与牧人不再跳舞），你觉得悲哀吗？
既然这封信之后还有音讯，为什么我父亲在《林以亮诗话》中却不实话实说呢？我觉得他只是在编剧。你看一部电影，总希望最后一场戏会有些弦外之音，这样才可以不断回味。实际上，吴兴华写给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是写自己新婚，但你这样照实说，读者不会觉得有意思，所以我猜父亲便故意借王安石的诗来营造意境气氛，让吴兴华的所谓最后一封信可以融入时代的大背景，使读者“荡气回肠”一下。
1952年后，我父亲没有再跟吴兴华通信，却在港台不同的文艺刊物上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吴兴华诗作，一时署名梁文星，一时署名邝文德（不要忘记我母亲叫邝文美），得到不少人关注。7连张爱玲也说过：“五十六期《今日世界》所刊鸣珰的《暮雨》一诗，学梁文星-有如猴子穿了人的衣服，又像又不像。”吴兴华在抗战期间已看过张爱玲的小说了，我发现他在1944年的信中这样写：“他们几人听说有在此客串一场之讯，但尚未证实。如果石奔也能快来就好了，我们正在热切地盼望着（这收尾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括号中那句话是吴兴华的自评，很有趣。“他们几人”是指孙道临、姚克等，都是父亲和吴兴华的好友。当时父亲还不认识张爱玲，更是做梦也没想过她将来会成为自己的毕生好友。
1966年，吴兴华在“文革”中遇难，听说他死前几年正在翻译《神曲》和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小说，可惜都完成不了。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父亲有些旧文被辑录成《林以亮诗话》一书，当中有五首十四行诗叫《诗的教育》，原发表于1955年，夏志清在《林以亮诗话》序中称之为“传世之作”。这几首诗的作者一直挂名为“林以亮”，甚至父亲在《诗的创作与道路》一文中也说是自己-即“林以亮”-写的。这也不是事实。这组诗原题作《自我教育》，其实是吴兴华在1943年写的，他当时告诉父亲：“我相信诗中非常准确地呈现出来的东西是散文里没法说的，它们是代表着我诗歌进展中最可纪念的一个阶段。我有一个预感，这回我真走上正路了，以后即使改变，也只是修改，而绝不可能是舍弃现在的途径。”
吴兴华特别重视那五首《自我教育》，因为它们都是针对他自己和我父亲的性格弱点而写的。诗旨就是说，要借意志约制自己的天才，不可贪图片刻喝彩，如此才能有大成。
我认为，这几首诗不单是吴兴华写给自己和我父亲看的，也是用来告诫孙道临的。为什么跟孙道临有关呢？他的学名本来就叫“以亮”，一般人只知道他是著名演员，但吴兴华认为他更是诗人。早在抗战时吴兴华就跟我父亲说：“以亮是一个天生来的诗人，至于天生来诗人是很少的。以亮对一切想象文学天生来的适应性，是连我自己也不见得能胜过的。他可以很灵活地运用他的才能，使之行即行，止即止。他最大的危险就是自己不管束，指导自己的美才，宁可让它四面泛滥，也不肯让它夹起在两道堤间，取一个一定的方向，而把全份的力量倾注在那边。这本是极难的事，对你和以亮这种人尤其难，因为你们是聪明人，你们不肯工作只为一些辽远的将来或许会获得的结果，因为你们现在像‘水银四面溢流’已经足够把别人吓死了。”
“水银四面溢流”是《自我教育》中用过的意象，可见诗根本是写给我父亲和孙道临看的。
我看了这些信后，便明白我父亲不是想把吴兴华的诗据为己有，而是他心底根本没将“林以亮”当成自己一个人。我父亲有数十个笔名，“林以亮”只是一个角色，但这角色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它既代表了作为“天生诗人”的孙道临，也象征了吴兴华和他自己，即是说，“林以亮”是三位一体的位格，是他和他的朋友的共同暗号。另外，也许他在1955年写《诗的创作与道路》时，觉得应该以第一人称去描述才能加强那五首诗的重要性，所以便没有提及原作者的身份。反正都是“编剧”技巧而已，就像吴兴华那封引用王安石诗的所谓最后一封信。
我父亲跟吴兴华这种不分你我的友谊，在今天恐怕很难再有。我觉得我父亲一直在守护着他，无论生前还是死后。这种情义，吴兴华其实早在40年代初就已经知道了。一切像是宿命，他当时是这样跟我父亲说的：“亲爱的朋友，我常想在我一生不多的幸运事件中，我之认识你可以算是最大的。你所有意无意给我的帮助，已不是我一辈子所能还得清。而我现在还正年青，将来事不敢想，只有希望能永远保持着你纯洁伟大的人格，将来说不定还有别的强似我的人需要你的指导与援引。”
1.Oracle为神谕、哲人之意，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有“I am Sir Oracle，And when I open my lips let no dog bark！”大意是，我的话就是神谕，我说话的时候狗都不许叫。
2.Jean Moréas （1856-1910），象征主义诗人、散文家和艺术批评家，生于希腊，大部分作品用法语写成。
3.Cyril Connolly （1903-1974），英国作家，曾任文学杂志《地平线》（Horizon）编辑。年轻时立志成为小说家，《前程之敌》（Enemies of Promise），是他写的一部自传式文艺批评作品，书中反思了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杰出的小说家。
4.出自苏轼《和秦太虚梅花》，“江边万树”应作“江头千树”，“逐客归”应作“逐客来”。下面三句分别出自明代高启《次韵西园公咏梅二首》、清代张问陶《梅花八章》（其八）和唐代崔道融《梅花》。
5.Murray可能是指英国作家John Middleton Murry，原信拼写有误。
6.原诗为：“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王安石《凤凰山》其二）
7.关于吴兴华诗歌在港台的发表和影响，可参见伦敦大学Michel Hocks（贺麦晓）的论文《吴兴华、新诗诗学与50年代台湾诗坛》。
钱锺书赠宋淇的《围城》，扉页上写着“悌芬畏友惠存”，钱曾写过一首名为《答悌芬》的七绝，其中有“年来渐似欧阳九，不畏先生怯后生”。
1980年1月28日，钱锺书寄给宋淇的手书信。
我外祖父母的结婚照，左起二、三为外祖父母，1908年1月6日摄于广州Mary Fulton的摄影馆。
钱锺书致宋淇的最后一函，时间为1989年1月15日。
“超级张迷”水晶（右）与钱锺书的合影，摄于1979年钱锺书访美时，水晶把这张照片寄给张爱玲，张又寄给了我父亲；下图为水晶在照片背面的题字。
1953年，傅雷赠给我父亲的照片，下图是照片背面的签名。
傅雷书赠我父母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傅雷写给我叔父宋希的信（部分），谈及宋家的家事。
宋家、傅家故居，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
1982年12月4日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信（部分），信上说到《殷宝滟送花楼会》是以傅雷为原型的。
年轻时的吴兴华。
吴兴华与妻子谢蔚英的合影。1952年7月，吴兴华将这张照片寄给宋淇（奇），下图是照片背面的题字。
1942年7月17日，吴兴华寄给宋淇的信（部分），信中大谈诗文。
1947年，吴兴华重读莎士比亚《暴风雨》，图为当时的随感手迹，第一句内容为：“外面海洋上的狂风暴雨就是他内心的无边宁静，永远是劫夺，却从来不给与，他因此更了解和爱惜生命。”
1954年，谢蔚英、吴同和吴兴华的合影。（吴同提供照片）
宋家藏有的几本吴兴华的笔记，里面有他抄录的大量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