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放到统一的语境下去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在这里是从某种精神的、道德的、人类个性的维度进行的。应该说，这个维度中国读者并不十分熟悉，就像人们在理解哈维尔时，更多地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英雄主义行为，或者他不妥协的社会批判立场，甚至更多地着眼于他最后的“成功”，但是往往忘记了他的批判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可以说，这个起点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为“内在”。也许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得更为清楚：极权主义的高压手段，把什么样的人送进了监狱或者置于死地？一方面，是那些敢于说出真话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无法统一剪裁、富有个性的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极权主义是最为敌视作家和艺术家的。在极权主义的土壤中，最不适宜真理和艺术的生长。哈维尔多次用了“贫瘠”这个词。
1975年，哈维尔在给当时的捷克领导人胡萨克的公开信中，有一段十分晦涩但不应忽略的表达，涉及了那些更为隐匿的人类意识的层面：有这样一些人的工作几乎不为人所知，谁也不能说出他们头脑中擦出的火花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影响整个社会。甚至“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的前头照亮其道路”，然而从整体上看也有其深刻的社会重要性。仅仅通过它们产生这个事实，它们实现了社会的一个潜在的领域，帮助和维护了一种文明的气氛。没有这种气氛，便没有更亮的闪光的东西出现。哈维尔举例说，取消一本戏剧研究的杂志，它的读者也许只有两位数，对整个社会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考虑到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取消一个杂志则如同取消一个特殊的器官，这种损失就变得无法估量了。谁知道在这杂志上将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种火花将具有怎样的潜能，来引导人类社会的前进？同样，如果没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说，这件事情肯定不会产生明显的社会影响。读者不会上街游行，人们最终还是可以找到什么东西来阅读的。但是，谁敢估量这个事实对于捷克社会的真正意义？谁知道在以后的几年内，这种中断将怎样影响精神和道德的氛围？它将怎样削弱我们了解自身的能力？对那些自我了解仅仅从今天或者明天开始的人来说，这样一种文化的自我了解的缺席将会产生多深的烙印？存在着如此的漠视和扼杀，哈维尔对胡萨克政权提出了这样的强烈质疑：“在今天的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有谁能够估算“为了今天的稳定所付出的账单的最终价格”？
布罗茨基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切近的例子。他远不是那种典型的“持异议者”诗人，他获罪的诗歌写作很多是有关自然和田园风光的，或者是阅读经典诗歌所产生的人类悲剧命运感。1963年，他有一首诗叫作《挽约翰·邓恩》，邓恩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为T.S.艾略特特别推崇，诗中布罗茨基和这位久远年代的异国诗人进行了一场精神对话，他有时设想自己的灵魂便是邓恩的灵魂：“不，约翰·邓恩，是我，是你的灵魂在说话。天堂之高怎能不叫我伤感！”这样的句子听上去也许是十分遥远了，在一个被描述成危机四伏的社会里，完全显得可有可无，大多数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别拿这种无关痛痒的东西来烦他们。但不管怎么说，为了这样的句子坐牢，永远是一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其实远不只是极权主义当局，而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不喜欢或不习惯诗人出现在他们身边，诗人们那种无所事事的神态、飘忽不定的目光，便已经对他们的生活轨迹构成了一种挑衅和威胁，更甭说那些看上去悬浮的、飘忽的诗句了。希腊圣贤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拒绝给诗人以任何位置，他认为对付诗人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戴上羽毛、洒上香水，请他们到别的国度去”。这句话的现代版本是将他们塞进一架飞机！对于更重要的有关国家社稷的大事来说，诗的存在简直就是一种不合作、干扰，如同噪音一般。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比取消一个诗人的存在更为“正当的取消”了，取消一个诗人会成为一切取消的开始，这样的做法也最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欢迎。由此也可以看出，极权主义并不仅是20世纪才出现的现象，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说，是人的本性使然，人的天性中就有这样黑暗的种子，要求排斥和剪除“异己”。当然，在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统治基础的现代社会，它才得到第一次全面的实现。
回到哈维尔和布罗茨基的争论上来。起码，当哈维尔作为一名在野的艺术家的时候，他和布罗茨基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的视角、声音是一致的。别忘了，哈维尔出版的第一本书正是一本诗集《反符码》。
从这个起点看过去，哈维尔后来的立场肯定有所调整。要描述这种调整，问题或许得稍微修改一下才更为恰当——并不是一般所说的政治家和诗人的区别，而是什么使得身为诗人、剧作家的哈维尔最终走上了政治家的道路，也许这是同为诗人的布罗茨基根本不愿意去想的。
四
布罗茨基继续咄咄逼人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说，被誉为“哲学家国王”的哈维尔，你本人应该知道，发生在他们民族身上的事情，与启蒙运动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从那时候起，便存在着一种看法，即人在本质上是善良的，但是始终遭到恶劣制度的摧毁，而改变那些制度就可以使人恢复其最初的善良。将这种有关制度的神话发挥到顶点，就是建构一个万无一失的“警察国家”。与此相反，布罗茨基认为，“把社会建筑在认识邪恶的这个承诺之上，比建立在人是善良的承诺之上来得慎重”。以那种挑衅性的口吻，布罗茨基毫不隐晦地指出“人是危险的”，他远远不是作为“让一雅克·卢梭的注脚”。同样，对于哈维尔始终向之祈求的“形而上的秩序”，布罗茨基认为，它“如果存在的话，也是颇为黑暗的。它的结构性惯用语就是它各个部分之间的互相冷漠”。
至此，某种真正的分歧才显露出来。在这位诗人身上，怀疑主义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人自身、人类的历史、人的理性以及超越性，布罗茨基否决的成分居多。联系哈维尔本人的英雄主义行为，联系他当总统之后所说的——“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哈维尔和布罗茨基的真正分歧在于各自对人性的估计有着不同的取向。比较起来，哈维尔对人性估计得稍高一些，而布罗茨基对人性的估计则低一些。当布罗茨基在俄罗斯充满屎尿的水泥牢房中，面对同样的问题进行思考和作出结论时，比处于布拉格文明牢房中的哈维尔更加阴郁，所得出的结论更加绝望。
现在能够解释为什么哈维尔能够从一个诗人、剧作家走向一个政治家了。一个行动的人之所以那么做，一方面是相信自己行为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是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意义，能够增加这个世界上“善的总和”。如此，他所站立的那个立场是一个稍高一些的位置。而决定布罗茨基之所以永远是一个诗人，即使受尽迫害，他也不可能直接投身到改变这个世界的行动中去（像他这样的人不在少数）的原因，在于他所站立的是一个比较低矮的观察世界、观察人性的立场，对于现实的人性、人们的现实行为，他们持有足够程度的不信任，甚至认为即使制度改变了，人性或者人们的现实行为都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事情或许要从另外一个方面着手才行。当然，在这两者之间——政治家和诗人，对人性估计得是高还是低，不存在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他们只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看出了人性或世界的某一个侧面，表达了对这一个侧面的认识。
诗人于是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警钟”。他们报告人性的不良行为，揭露现实世界的腐败和人心的黑暗，有时候以一种可怕的预言的方式，给这个世界和人们头上浇凉水，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康拉德、卡夫卡。康拉德出版于1899年的小说《黑暗的心》，描述了一个名叫库尔兹的人，出生于文明社会，却与丛林为伍。其中有关文明仅仅是一层脆薄的外衣的揭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随后到来的20世纪灾难的巨大预言，对于当时正在出笼的各式各样的救世方案，不啻为沉重一击。当然，要听进去这些诗人预言家们所说的话，是在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制作的美国影片《现代启示录》，重新发掘了康拉德的这部小说，同名的库尔兹同样成为一个丛林小社会中任意专断的现代君主，他临死前喉咙里再次发出“可怕，可怕”的含糊声响，把矛头又一次对准人类自身：最可怕的是人类自己身上的恶及疯狂。
五
对人性持一种相对乐观的立场，使得哈维尔从一个艺术家走上现实政治的道路，这也许仅仅适合哈维尔本人，适合于某种特殊的环境——人们在其中感到完全的沮丧、无力、虚无，他们需要不断地被告知，如果事情还有一线希望，那么这个希望首先存在于他们身上，至少肯定不是存在于外部的某个地方。但也并不是像布罗茨基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政治家都对人性抱有一种乐观的立场，他们若是表明他们的乐观立场就是为了赢得听众的欢迎和掌声。相反，另外有一些政治家持有和诗人相接近的关于人性恶的立场，正是着眼于人性不可根治的弱点和缺陷，才坚持认为必须建立制度性的防范，比如洛克、马基雅维里。将制度看作主要是用来防范人的和将制度看作是用来实现人的理想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对待制度和人性的态度，结果发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和现实。至少，运用制度来“加工过滤”人性恶，比现实中运用人与人“残酷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要可取得多。当然，这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考虑如何建构人类社会的组织。而哈维尔面临的，主要是让人们从极权主义导致的冷漠中恢复过来，摆脱虚无主义无孔不入的侵袭。
谈论诗人们所提供的济世方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想象力之精微。1987年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学乃伦理之母》的演说。在充分谈论了诗歌如何培育、捍卫了个人立场，是“一个人抵抗奴役的事业”之后，他老实承认，类似“以图书馆来代替国家的想法，不时地造访他”。在这封公开信中，面对自己原先的同行，他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个观点大大发挥一下。他说，你哈维尔想想看，把你变成今天这样一个人，并不在于你坐牢这样的经验，而是你曾经读过的那些书籍。你并不是在一所法律学校里学习道德训示的。那么好，现在你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你可以从你书架上取下一部分，那些曾经给予你以巨大影响的人，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加缪或者乔伊斯，你可以通过颁布总统法令，让这些人的著作到大报纸上去连载，帮助人们成为你这样的人。而且你的议会也不会反对你这样做。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一个读者看到这里，即使对这个方案本身哑然失笑，也不能不佩服布罗茨基作为一个诗人的立场是如此透明和决绝，从而转换为一个会心的微笑。
六
做了总统的哈维尔当然不自由，他要出席各种场合，面对许多“外在关系”，会见多得难以计数的人，即使在完全不想说话的时候，也不得不开口。他曾经做过诗人这件事情，只是给当总统添加了烦恼。1991年他在接受过去的战友、波兰报人米奇尼克的访谈时说，当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创造性人物（即艺术家）的时候，这意味着痛恨重复、痛恨简单化、痛恨陈词滥调。但是我现在担当的角色，却需要千百次地自我重复。在一个演讲中，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容易理解的呼吁上面。而任何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在重复表述三遍以后，就变得陈腐。我从前整个的生活都在反对陈词滥调这件事，但是现在我自己却“面临职业性的重返陈词滥调的诱惑之中”。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但是身为总统的哈维尔并没有简单地放弃自己过去的立场，他萦绕于心的是怎样把一种更为复杂精巧的尺度带进政治之中，避免政治生活中的粗鄙化——然而不是说谎。他发现，在政治生活中处理“忠诚”或者“真实”这类问题，自有一套办法而并不违背原则。这取决于如何把握说话的分寸，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不该说或只能说出部分。既要避免太笼统，也要避免太具体，前者会让听众感觉不知所云，后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执。“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趣味、直觉和想象力，这是比任何政治科学都更加重要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诗人就像孩子，他们对世界、对他人提出孩子般固执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布罗茨基一再指出哈维尔的作家身份，仍然拿一个作家的要求去衡量他，多少有些冲动和孩子气。但应该感激这种孩子气的存在，让人们可能一再返回到事情的源头，返回到最初的立足点，审视自己是否远离了初衷和起点，而不至于因为年长、环境的因素而变得脸厚、心冷。布罗茨基不赞成用政治上的“不便”来解释人们对哈维尔的绕道而行，他所指出的另外三个理由听起来不那么响亮动人，不能博得听众热烈的响应，因为这正是冲着他们而去的，而不是把责任推向任何外部环境。从一个更为隐晦的地方进行深入挖掘，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的真相，不仅直奔事情的核心，同时也将它的周边存在不断地明朗化，这才是“真实”的要义。而我们周围则有人越来越将“真实”庸俗化，将它变成一句响亮的口号，用来迎合听众，从而推行彻底的“粗俗化”。
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