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被称之为“社会对抗”的就不是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样，在代表不同的经济力量或政治利益的人们之间展开，而是在谎言／真实之间，在权力／良心之间，在人的尊严／忍受屈辱之间，在生活的多元、多样化目标／压制力量的专横意志之间进行。反抗的力量不是传统政治中的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而是来自“生活”本身的多元、多样化的要求，和实现这些要求的基本权利。“从最初，这种冲突就不是于实际权力工具的组织化层面上开始，而是产生于人的意识和人的良知，人的存在层面。……因此，它的力量不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团体，而是遍布于整个社会，包括官方权力结构的潜在力量。因此这种力量并不依靠自己的一兵一卒，反而是靠敌人供养的百万雄师——所有那些生活在谎言中的人，终于在某一刻（至少在理论上有这样的可能）出于真实的力量而揭竿而起。”27并非出于政治目的和发生在政治层面，哈维尔又起用了一个“暂时的”概念：“政治之前”（pre-political）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凡是对生活有真诚愿望的人，哪怕是对自己的工作有着真正的热情和积极性的人，都有可能和这个体制发生冲突。哈维尔谈到的一个例子是当他失去了剧作家的工作在一个啤酒厂打工，他的顶头上司S君是个酿啤酒的高手，一心一意想把啤酒酿好，而对啤酒一窍不通的该厂领导却不想这么干，结果这个人因为自己的工作热情伤害了某些人的“自尊心”，最终他也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被推向体制的反面。针对主要是由西方媒体上体现出来的误解，哈维尔指出，“反对派”（opposition），包括“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并不能说明当时捷克社会中那些试图说出自己真话和周围环境真相的人。“反对派”起码得要有一个自己的纲领吧，但相比聚集在“七七宪章”旗帜下的人，他们根本的目标仅仅是想维护宪法，让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因此他们的行为也被说成是“低调的”、“临时的”和“负面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个怎样的情况呢？这个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就像其他正常的职业那样，也存在这么一种特别的怨天尤人的职业。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者，仅仅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些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的个人，结果发现自己处于与政权的公开冲突之中。这个冲突不是他们自己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思想、行为或工作的内在逻辑导致的（这种冲突或多或少是在他们的控制之外发生的）。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刻意去做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做一个裁缝或铁匠罢了。”28这些人甚至在做了很久“持不同政见者”之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眼中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决心成为这样的人。甚至“哪怕他们为之献出一天二十四小时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也不是当作一种职业”。因而哈维尔的另一个表达是：“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即不以政治权力为目标的而仅仅是寻求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出于人们的控制和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途径，是保护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29这是超越任何一种传统政治框架的思路。你可以说它完全不切实际，或者简直是一些“胡言乱语”，真的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其背后隐藏的前提，它所揭示的人们对于生活、人的尊严及对于政治的要求，却是十分中肯的。这个可以视之为“书呆子”的人（你要跟他理论，意味着跟一个“呆子”理论），不过是大声说出邻居们头脑中盘旋的想法罢了。换个立场来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理想主义是被逼出来：如果你看不出一点可以突破的缝隙，看不出一点现实的可能性，反而仅仅从纯粹的理想出发，无所顾忌地说出实情。哈维尔对于他们这些人的处境说过一句话值得深思：只有先沉到井底，然后才能看见星星。他的这些理想主义的“胡话”可以看作是一个陷入井底的人被迫说出来的。
27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28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29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努力尝试将一种人性的尺度、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维度带到生活中去，继而带到政治中去，无论如何，哈维尔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地平线——它不仅为更多的政治家所分享，而且为更多的普通人所分享。直到他当总统之后，他仍然一以贯之地说出这样的疯话，信不信由你：“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于的唯一的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具体的共同体服务，为我们身后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称之为‘更高的’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的出发点：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了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 us）的某处，我将称之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神秘秩序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有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from above）有人在观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被遗忘，因此尘世岁月并不能抹去人间失败捂致的尖锐痛苦：我们的灵魂意识到并非只有自己才知道这些失败。”30
30 Vaclav Havel： Summer Meditations， Vintage Books， 1993.
四
继续谈论哈维尔就像谱写一首像巴赫或亨德尔那样古典的曲子，因为他自己就是以这种方式思考和写作：某些主题不断地重复出现，绕来绕去，在经过了一系列察觉不出的变化之后重又返回，“水磨式地前进”。当然每次再出现时，会加进一点新的东西，那是由不同时期的实践的要求带来的。总的来说，哈维尔的思想、精神倾向是一致的。比如人们为他1990年2月在美国国会的讲话感到吃惊，他并没有因为站在那么一个地方，为自己多年的事业得到至少是舆论上的某种支持而感谢西方，相反，他说出了另外一番话：“民主是一个远未达致的目标。你们美国也只是站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我们从中得来（指极权主义）的经验和知识也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什么。”31类似的意思他在写于1985年的那批文章中就已经表达过。站在后极权社会的这个角度，可以将现今人类社会的危机看得更加清楚；这不是谁帮助谁的问题——像西方人通常问的：我们能给你们什么帮助——而是从这种处境中找出那些共同面临的更为普遍的问题，同时对西方人也有意义：“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在自己的环境中寻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处于呼吁和接受帮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来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帮助。”“难道事情不是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难道我们的黯淡前景，我们的希望，反过来说不也是他们的黯淡前景和希望？……关键是持不同政见者徒劳的努力和他们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什么，关于环境、命运、机遇和这个世界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什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他人思想养料的东西？他们怎样解释自己的命运并且使之成为与人们共享的命运？并且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成为前来访问的人们的一个警告、挑战、危险和教训？”32
31 Vaclav Havel： Toward a Civil Society， lidove Noviny Publishing House， 1994.
32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从中顺便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哈维尔这样对待西方人的态度也许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他不乞求于他们，也不把他们妖魔化，当然更不会以西方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热点”为“热点”。在解释布拉格人为什么不在来自西方的反对北约潘兴导弹的请愿书上签名时，哈维尔说出了他们那个地区的人对于“和平”的理解：首先听到这个词人们就要打瞌睡，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把这个词用滥了。再比如说，在英格兰人们做这样的事情，最大的危险是坐上十四天牢，并且可以有来访者和包裹；而在捷克试试瞧，那要在捷克的新新监狱（Valdice）服上差不多十四年徒刑。于是他最可能的做法是把这个前来要求签名的外国人带到一个秘密警察那里，当着他的面把这名给签了算是对这桩事情的最好了结并最终摆脱干系。再有就是天生倾向于怀疑的人们头脑中在想：“当我还不知道我的上司明天将提出什么新的倒霉的诡计（来制我），当然也是以更好的世界的名义，我为什么要为拯救世界的某些尝试而头脑发热？就好像我没事似的！为什么我要以欧洲其他自由民族的和平、裁军、民主的白日梦来制造麻烦？这种东西一下子便能把我下半生搞垮——而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打他的高尔夫球？”33哈维尔的正面的思考包括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内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利，便不可能保证和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权利。一个政府拒绝其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运用，这将变成为对其邻国的一个威胁：内部的独裁统治将反映到专横的外部关系中来。对公共意见的压制，对权力的公共竞争和公共行使的完全取消，导致了政府对其军队的任意支配。被操纵的大众可能被滥用于任何军事冒险。在某些领域中事出有因的恐惧造成了对每一件事情的恐惧。”34这里，对于国际事务的分析最终提供的是对自己所处境地进一步深化的认识。这样做容易造成的结果是：西方人对你们的这一套听腻歪了，不再理睬你们说什么。对此哈维尔有自己清醒的认识：“我们每次将人的权利引进关于和平的讨论，指出情况的复杂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态度，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那些人根本不想听声援之外的话。”35即使这样，也没什么！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地多和足够地昂贵，还在乎这点“老外”的看法？
由此联想到我们当中某些人一厢情愿的做法。说句地道的话，难道我们自身的苦难还不足以教育我们、担保我们，让我们明白到底要什么和忠直地说出它们？难道要让我们这些爬过十八道坎越过十九道沟的人，跟着一天也没有受过这种罪的外国人亦步亦趋、看他们的脸色行事？难道那些“老外”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真正关心和有这个能力判断中国的问题，就像我们当中真的有一个人去关心和有能力判断尼加拉瓜的问题？他们真的比我们自己更加知道我们的症结所在或者对此知道得更加清楚？这怎么可能和说得过去？
33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34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35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最为重要的是哈维尔不是用来思辨和谈论的对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所思考的和写下来的东西，始终与直接的现实相关联和关照，与这种也许要用牙来咬的铁一般的现实相匹配；阅读他的东西，感到那是从他自身和民族的血肉中生长起来的，是从灰暗和阴影的大地中走出来的；不仅是思考和写作，他以他的坚强的意志和行动承担了这个黯淡、晦涩的现实，承担了这个谁都不想要但实际上都无一例外处于其中的“肮脏”的东西。他在私人领域中的放任行为一点也没有影响他在公共领域中全部的忠诚和忠直，他和他的小圈子亲密无间的关系与他在公共领域中凛然正义的态度区分得清清楚楚。当他从战后艺术家那里学到了与自身及自身的恶保持距离时，他也牢记着来自外部的极权制度对人可能造成的种种伤害和带来的自身黑暗，把它们限制在不失掉自己尊严、不让自己变得走形的范围之内。它们往往是看不见的，比如永远地处于一种意志瘫痪状态，难以描述的自卑和自大，不知从何而来的怨恨、仇恨、逼仄、心理不平衡，以及同样地任性、蛮横、为所欲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忍受这些东西也是在忍受极权制度对自己的伤害，甚至是接受这种伤害，把它转而再去伤害别人。当然，所面临的某种现实的确可能使人失掉了信心，周围种种自相矛盾的、分裂的做法也会引起人自身头脑和精神的分裂，但这仍然不是一个人最终垮掉的原因。哈维尔在狱中给妻子写道：“使得一个人看到处于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就像我自己说过的：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36他和昆德拉的争论并不是发生在签名与否的问题上（那只是事后他们分别谈到这件事），而是对1968年苏军入侵的看法。哈维尔反对昆德拉将入侵的行为看作是捷克民族古老的命运使然，如果是这样，那么从中得出唯一的结论是听任命运的摆布；哈维尔把这看作是自己幻想破灭的“极力外推”。昆德拉则认为哈维尔的立场和行为是“愚蠢”、“冒险”和“自杀性”的。当然，从人们一直习惯的“从上面”眼光来看问题，即从权力斗争胜负的格局来看，有不少人会站在昆德拉一边，正如哈维尔指出的，习惯于“从上面”看问题的人往往是没有耐心的。但哈维尔的不同寻常在于：既然不是“上面”（统治阶级）的一员，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头脑置换成“上面”的头脑，只能从“上面”的眼光来得出自己的结论。与处于权力斗争的格局中周旋并利用其中的“不平衡”不一样的是，哈维尔和他周围的人们这次只是站在自己受削弱的立场上，感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能再像这样忍受着自己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阉割，不能让事情就这样继续无穷地滑坡滑下去，现在需要的是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做点什么。尽管这样做看上去前途遥遥无期，甚至某种荒诞不是发生在舞台上，而是直接产生在自己的行为中，但只有那么去做，才能逐步乃至全部地赢回自己，挺直腰杆，恢复自己做人的尊严。最初他们只是从声援一个摇滚乐手这样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开始，剥夺了这些人歌唱的自由也是对其他人自由和存在的共同威胁。虽然这由少部分人发起，但声援了被压迫者，会加速社会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消除人们之间因恐惧等造成的种种隔阂，促成一种广泛团结的气氛。它是从一个有关单数的人，并且是保护性质的活动开始，这也许比一般的“批判”更能够触动当局，于是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事件，《七七宪章》的诞生和一个叫作“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VONS）的产生。对哈维尔来说，投身于这样的活动意味着几度“牢狱之灾”，这当然需要经受非同一般的意志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说他选择了“受难”亦无妨。他不止一次地引用他们当中另一个灵魂人物扬·帕托切克的话：“为某些事情作牺牲是值得的。”但说到底，这个人不是圣人，他更像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或可以去做的事情，并且实际上只要有人这样去做，就会带动周围其他的人。他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而且是绝对和平的行动主义者。秦晖先生在私下交谈时说过一句话，对理解哈维尔于我们的意义非常贴切：哈维尔的故事比他的思想更值得关注。是的，哈维尔以他实实在在的举动、业绩成为这个世界“善”的财富而不只是思想的财富，成为被称之为在后现代情境下“理想主义”和“反抗”的榜样。说到底，没有整个行为做支柱的言辞会失去它们应有的分量。最重要的底线是行为的底线。
2008年9月10日
36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