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米奇尼克经历着人生最黯淡的时期。那是他于1969年12月之后第二次坐牢，被判三年，时年四十岁。在这种时刻，他在牢里想起了一个标准的德国贵族——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托马斯·曼正好在瑞士逗留，从此开始一去不复返的流亡生涯，1944年获得美国国籍。根据托马斯·曼写于1933—1936年年间的私人书信集，米奇尼克写成了《堂·吉诃德和开骂》。
米奇尼克笔下的托马斯·曼，首先是一个对政治冷淡的人。这种冷淡不是出于缺乏道德力量或者世故，其原因远为复杂得多。作为一个对人性洞若观火的小说家，他深谙人类处境的复杂晦涩，知悉人类命运所拥有的含混模糊，每一种表达都存在与其相反的表达，每一种权利都有与其相反的权利；在相悖的立场中，不排除各自有其中肯的价值，因而“每一个结论都是一个过于简单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曼远离政治，是防备被拖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政治化陷阱，担心自己被弱化为一个简单的政治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唯—的敌人，就是“简单化”及其造成的粗鄙。
尽管一开始就看不惯纳粹的行径，但是在最初的阶段托马斯·曼保持了沉默，一个原因是不想失去德国的读者，希望通过作品继续和德国民众保持联系。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托马斯·曼并未停留在这种为自己的理由上。他反复向自己提问：我有权利这样做吗？这是否也是一条可能的途径呢？而相反的理由也同样成立：一个在复杂的精神领域进行探索的冒险家，为什么要无视自己更高的责任，来为这种腐败的东西费口舌？难道“让这个世界感激我，也是我的责任”？
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托马斯·曼显得越来越不耐烦，外部的现实越来越严重地干扰他的精神现实，“我的道德批判意识处于持续激化状态”。他的工作计划一再受到耽搁。而他个人的危机，不是别的，正是时代危机在他身上的体现。他感到一种忍不住的冲动，想到什么时候给这个邪恶的政权以沉重的一击，尽管他并不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与德国政府公开摊牌。说到底，不管事情有多晦涩，托马斯·曼一刻也没有忘记——把邪恶当作邪恶，不管它有多么高尚或者卑鄙的理由。他有朋友加入了为纳粹鼓吹的行列，向他展示了新德国的美好前景，当时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都这样做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大潮面前，托马斯·曼从来没有动过心。
结果是，这位处理人类最复杂晦涩事务的大师，德国贵族礼仪和完美行事的典范，在私人书信中形容纳粹时，用了全部带有侮辱性的字眼，用了那种酒吧里打架斗殴的语言，对于审美家来说，是如此的不入流。看起来，这位人类最智慧的大脑之一失去了平衡，在言辞上失掉了控制。这是为什么？
这批信最终的落款是在1936年，距离欧洲开战还有三年，而纳粹在集中营里的暴行被揭露还在更后面。托马斯·曼为什么如此被激怒？到底什么东西刺痛了他？——野蛮和荒芜！托马斯·曼用得最多的是“野蛮”这个词。他的老朋友居然把席勒表述为“一个陶立克式德国一腓特烈男人”，这让他尝到了忍受的极限。精神上的野蛮（“浪漫主义的狂热”、“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骗”）同现实中的“恐怖”和“恫吓”相结合，所造成的是民众人格和精神上的投降与屈从。这样一种政府声称代表德国，对这位从路德和歌德传统出来的、深爱自己民族的德国作家来说，等于要了他的命。“反感”是托马斯·曼对于在德国发生的事情的主导型情绪——“多么不可理解的粗野！”与这样一种蛮横不讲理的力量去争论，是徒劳和让人感到力不从心的。“他——诺贝尔奖获得者，同元首总理对话的人，最孤芳自赏的欧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钻石——感到完全的无助，”米奇尼克分析道。于是，“他转向开骂”。
动荡摇晃的现实引起了作家进一步的忧虑：眼下的危机是不是欧洲人道主义的危机？是不是人道主义这样一种价值已经接近它的尾声？你看，那么多的欧洲人接受了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感到愤怒，他们的国家高兴地接受了希特勒玩弄花招的和平宣言。难道不应该有人出来纠正它？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
托马斯·曼本人的做法也变得让人不可思议。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他参与提名被关押的德国记者奥西爱茨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被指责为有违作家应该保持的距离和反讽精神。对此，他的回答是：“一个纯文学的捍卫者应该为他自己感到可怜。”比较起所有诗篇，“当代文化环境的政治斗争”，要来得更加重要、关键和有价值。
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也必须借助人类生活的一般背景和一般价值。他可以对这些背景和价值作出自己的阐释和改动式的评价，但是如不存在这么一个地平线，创造的活动就失去了缘由。野蛮的纳粹是对这些一般背景和价值的疯狂破坏，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仅一个作家借以观察世界的基本光线不再存在，而且连基本的人类生活都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废墟和荒芜。这完全构成了对一个作家基本工作条件的破坏，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起码生存条件被破坏。这时候如果继续对野蛮保持沉默，无异于认同一场对自身的攻击，更何况这种野蛮事实上已经造成对某些人——那些素不相识又是休戚相关的受害者——的实际攻击。
托马斯·曼生性不是乐观主义者，他反对野蛮，但无法预见自己的胜利，于是只有咬紧牙关，在一个动荡摇晃的年代，反复念叨“在没有其他路标时，自己做自己的路标”，“大喊‘根基、扎根’”。他的贵族本性通过下面这句话偶然现身：“没有什么比在撤退中进行光荣的小规模战斗更为美好的了。”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引用《圣经》里说的十个人就可以拯救一座城市的话，认为十个人同样也能够拯救20世纪的德国民族。他提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托马斯·曼。因此，这位波兰人民的忠诚儿子米奇尼克这样对他的同胞说：
“当你读到、听到并说起在你的祖国，德国人曾经宣称他们是超人，并以永久帝国的名义大建集中营，进行掠夺和大屠杀，毁坏人的身体和精神时，你们波兰的读者，有责任记住并重复，有一个德国的堂·吉诃德，一个无助的作家，是他早在德国入侵你的国家之前，就深深地反感并希望纳粹刽子手的失败；正是他把人类休戚与共的价值，置于民族主义教条之下的种族法则之上。”
“因此，波兰的读者，当你想起波兰的作家和大学教授被送到死亡营和在大街上被枪决，你要咬紧牙关，固执地重复，一个休戚相关、痛如身受的密语：托马斯·曼、托马斯·曼、托马斯·曼……”
以赛亚·伯林：承担做不同的犹太人
朱学勤先生在《为什么生活在表层》一文中，提醒人们注意除了一般所说的伯林的三大背景（犹太、俄罗斯、英国）之外，还有他的德语背景——他小时候所居住的里加地区通行的是德语。由此他想到了汉娜·阿伦特，将他们并列起来——同为犹太人，“汉娜这一生所目击的历史事件，伯林都未漏过，而伯林的另一些经历，汉娜则无缘亲历”。朱先生不无遗憾地说：“那本《极权主义的起源》，如果是由既能听懂德语、又目击俄罗斯革命、还见证犹太命运的伯林写出，或许能写得更有力度。”当然，与阿伦特的比较只是该文中非常次要的一小点，是用来支持这篇文章基本观点的：伯林是如此生活在表层，因为种种原因回避了他本该承担的沉重的生活和历史。但在读完同一本书（《他乡——以赛亚·伯林传》，迈克·伊格纳蒂夫著，高毅、高煜译）后，我深感书中另外一些富有意义的信息不应该被忽略，尤其在“承担”与否的问题上，伯林只是采取了自己不同的方式，他的表现，并非一个“表面”或一个“轻”字所能概括。这一点，在如何做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和更具有挑战性。
伯林的父亲十岁时被选作家族事业的继承人来到里加，在这里他所受的是德国式的世俗教育，在生意上所用的语言是德语和俄语，他从来不和儿子说自己小时候在家时所用的意第绪语，不熟悉犹太经典，是位比较典型的同化了的犹太商人。比较起来，伯林的母亲身上的犹太色彩更加浓厚，此女子出生在一个严守犹太习俗的家庭里，在东沛西颠的流浪生涯中一有可能，便立即恢复犹太人的饮食习惯。尽管不一定信教，但这个家庭始终遵守着犹太教的重要节日，如逾越节和赎罪日。伯林作为一个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也继承了这样的习俗，在伦敦将这样的习惯保持终生。在他看来，遵守犹太教规与是否有信仰没有任何关系。
1914年，比作为有钱人受到苏维埃政府贬斥早几个年头，这个家庭作为犹太人经历了一次不小的尴尬。该年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沙俄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立刻陷入紧张状态，这使得住在伯林家族所处里加地区的犹太人马上跌入被两面夹攻、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们平时说的是德语，而身份却是俄国公民，俄国军队撤离时，因担心他们会投靠德国人，下令把他们驱赶到别的地方。里加的犹太人靠着贿赂才没有被赶走。这种复杂缠绕的境遇就像是一张纸被对折了好几次，处于其中的人被裹挟在最里层。六岁的小伯林被保姆牵着在街上散步看到的一幕是：其他犹太人定居点的人们被赶到里加，他们沿街乞讨，其中有两位老人，一男一女，伯林将手中的饼干递给老爷爷，却被老奶奶一把抢走。“他每天只要吃一顿”，说着她自己就狼吞虎咽起来。对一个没有挨过饿的孩子来说，这种情况造成的刺激肯定比挨过饿的孩子要深。次年伯林的父亲门德尔的贮木场被一把大火烧毁，他指控贮木场的德国场主故意纵火，这时德国人却反咬一口，说他是为索取保险金而放火。面临这场带有反犹色彩的纠纷，门德尔决定让妻儿躲到一个叫安德烈亚波尔的小镇，在这里伯林开始了他最早的上学经历：他与伐木工人的孩子们一起坐在板凳上，接受犹太宗教教育。他从一位老拉比那里学会了希伯来字母。有一回，拉比上完课后，对幼小的听众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长大后将会体会到，这些字母个个都是犹太人的血和泪。”八十年后，当他和年轻的传记作者迈克·伊格纳蒂夫提及此事时，一度激动得难以自己，过了一会儿说，“那是犹太人的历史”。
对伯林这样极度敏感、善于换到别人的位置上去体验对方的人来说，不一定只有自己亲身经历的才有深刻的体会，不一定自己的悲剧才是悲剧。直接落到他们家头上的事情有：1920年他们全家离开彼得格勒回里加的途中，于夜行火车上碰到了几个拉脱维亚人，他们一坐下就起劲儿说起仇犹的话，以为周围的人听不懂。可是伯林的母亲玛丽听懂了并立刻发表尖锐的批评。于是这些拉脱维亚人就指控玛丽是共产党间谍，警察上车要带走玛丽。门德尔又一次付了贿金，这才使得玛丽脱身。这件事更是帮助伯林确立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后来回忆这件事时，他说了如下的话：“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拉脱维亚人，我们是另外一类人。我们得有个国家。没有道理我们要永远这样提心吊胆地生活。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道理要否认它、隐藏它，这样做有失尊严，也不会奏效，这就是我母亲的意思。”在这一点上，母亲们的做法很是相似：当小阿伦特在学校里听到来自老师的反犹言论时，她的母亲立即写信给有关方面予以反击，阿伦特于是可以理直气壮地逃学。尽管这两人年岁相仿（出生于1906年的阿伦特年长三岁），从童年的情况来看，还是伯林卷入犹太人的身份更深一些。
每一个流亡的犹太人其身份都是双重的：犹太人和所离开的那个国家。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伯林在英国迅速同化的天赋，试想象看，如果不同化又能怎么样？他在英国是继续做犹太人呢还是继续做俄国人？进一步来说，是否存在允许他们这些一再失去了家园的人不同化的可能性？至少此时还看不出这种前景，等到形势继续发展甚至恶化之后或许有可能，当然也并非必然。
20世纪30年代牛津分析哲学时期，伯林与同行爱尔之间关于犹太人的分歧不可忽略。他们同属于一个聪明、爱嘲弄的、才高八斗的年轻学人圈子。爱尔这位后来成为逻辑实证论重要代表人物的年轻人有一半犹太血统。在爱尔看来，犹太特性是一种返祖现象，有理性头脑的人都应该摒弃这种原始的东西；然而伯林却坚持这是一种民族的个性，可以对它进行研究分析，但决不可以摒弃它或超越它。
1938年秋天开始，伯林在伦敦拜访了从纳粹暴行下逃出来的一些名望卓著的难民，其中包括七旬以上的老人弗洛伊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查姆·魏兹曼。伯林很快被后者所吸引，与魏兹曼的会面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