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用的“边缘状态”或许指向那个领域；但这样一种存在，在伍尔夫眼里，并不具有任何天然的道德优势，或表达了一种“向中心的运动”；这种“边缘”是对生活更大的包容和承纳，它意味着生活更具有可能性的一面，捕获它们，是在那些防不胜防的时刻，是在日常光亮熄灭之后升起来的另外一种光亮之中：“存在的瞬间。”在这样的瞬间中，所有那些混沌的、半透明的、含义未露的东西一齐降落，构成一个饱满的、有着无穷意味的内在空间。这个“幽暗的空间”首先意味着小说家所要处理的“真实”——“心灵接纳了成千上百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头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种模式，不论从表面上看来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一致”。逐渐地，伍尔夫越来越倾向于把这种“瞬间”看作照亮人生意义的时刻，在心灵的顿悟中，整个人生被镀上了璀璨的光彩：“伟大的启示从未显现过。伟大的启示也许根本就不会显现。替代它的是小小的日常生活的奇迹和光辉，就像在黑暗中出乎意料地突然擦亮一根火柴，使你对生命的真谛获得一刹那的印象……”这是一个洞开的、光芒四射的景象，是在一个除去了“神魅”的世界上，一个饱满的、精力旺盛的人对生活的深厚祝祷。
那个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可以看作伍尔夫在生活和写作之间的缓冲地带：它首先是一个意气相投的小圈子，其核心成员包括姐姐范尼莎（画家）和她的艺术批评家丈夫克莱夫·贝尔（此人两本绝好小书《艺术》《文明》有中文译本）、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和作家福斯特，此外，哲学家罗素、诗人T.S.艾略特和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也是这个团体的常客。这些人就社会、文化、哲学、美学、艺术的话题无所不谈，运用他们训练有素的敏锐眼光，对传统的观点进行猛烈抨击，从中发展出一种不落俗套的友谊。伍尔夫在其中适得其所，发挥着她活泼多变、灵巧幽默的谈话才能，进一步磨炼自己的趣味和判断力；而另一方面，她又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身边优秀的剑桥毕业生。其中姐夫贝尔是对她写作方面鼓励最多的人，可是当贝尔建议她读穆尔的《伦理学原理》时，她却声称读这本书让她“脑袋晕眩”。对穆尔的怀疑波及剑桥的教育本身：那种严谨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不足以帮助到达她想要去的地方，她心智的努力在另外一个取向上，那些涌现到自己头脑中来的黑暗中的声音，理解和承纳它们不是靠理智及其概念，而是正当的情感。说到底，正当的情感及其对事物的反应是她所有那些“幽暗区域”、“月亮的一面”的渊源和根据。在运用正当的情感对人对事作出判断方面，伍尔夫拥有一种罕见的公正无私或“忠直”。在她后来的小说中，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将感情而不是理智作为正当行为的基础，感情甚至成了“知识”本身（《到灯塔去》）；而且感情越是正当，行为也就越宽广和富有人性。与感情相伴随的还有被称之为“直觉”、“隐喻”、“诗意”的认知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伍尔夫“从内部颠覆了布卢姆斯伯里团体”，不是没有道理的。她在与人的谈话中轻松讽喻的风格未必不是将自己隐匿起来的一种方式。
剩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句子。“句子，句子！没有比句子对一个作家更重要的了！”阅读伍尔夫的各种作品，仿佛到处听得见她这种急切、轻声的呼唤。很少有人像伍尔夫把“句子”抬到那样高的位置，她把它当作每天所要面对的现实和技术上所要克服的难题，除了写下来的句子，一个作家别的什么都没有。这就有了她本身关于句子的许多新尝试以及看法。在涉及写作女性和句子的关系时，伍尔夫表现出严谨、一丝不苟的写作精神，而同时又是最深入和最温暖的女性立场。
想要托举起完美感情所把握到的从明亮到幽暗的宽阔视域，显然，传统的男人所熟练使用的句子远远不够。它们显得太硬、缺少弹性和起伏，不足以探究某些内部，尤其是不善于表达那些随着感情的微妙滑动而体现出来的若有若无的韵律。女人的缄口与此不是没有关系，她们怕一说话，某种重要的东西就要损失。在女性体验和语言相遇的一刹那，折射出这一性别的声音具有的某种完美特点：
漂浮、抑制、急速滑向中心——“声音的核心中具有一种往复震荡，以致每一个词或声调都会漂浮颤动，活泼生动，然而又不愿其生命力有所损伤，会因为往昔的抑制而隐含痛苦，并带有某种仍欲滑入内心深处的倾向”。在伍尔夫本人的手中，句子就像是一枚先进、敏感的探测器，她用它在黑暗中进行试探，看能够捕捉到什么，最大限度与那些模糊不定的东西照面；与此同时又在掩护和回避另外一些东西，以防它们遭到不测。这就有了她在小说句子中尤其是对话语言里的那种断断续续、时有间隔、仿佛随时返回到沉默中去的那种雾茫茫的水汽。《海浪》中描写的六个从童年到老年的男女，是作为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孩子之间的对话出场的：
“我看见一个圆圈，”伯纳德说，“在我头顶上悬着。四周围着一圈光晕，不停地晃动。”
“我看见一片浅黄色，”苏珊说，“蔓延得老远，最后接着一条紫边。”
“我听见一个声音，”罗达说，“唧唧，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我看见一个圆球，”奈维尔说，“在连绵不断的山坡前像一滴水似的挂下来。”
“我看见一个红缨穗，”珍妮说，“上面缠满了金线。”
“我听见什么东西在蹬脚。”路易说，“一头野兽被链子拴住了脚。它在蹬呀，蹬呀。”
这里每一个人所说的，都是他们未来才进一步展现的不同生命状态的暗示。它们构成了每个人生命存在的根源和背景（阴影），有些令人捉摸不定。但正是这种含混不明的东西贯穿全书——这个段落像某个旋律一样反复出现了六次，从而表达了作者对人的生命的一种理解：它是在一种晦暗不明的情况下的坚持和贯穿一致。
相比较而言，伍尔夫散文的语言则明晰得多。如果说伍尔夫的小说写作像是一头海底的水怪独自爬行，她的散文写作则像是在海面的浪花上轻盈地起舞——更准确地说，是举重若轻。她著名的“长句子”像一支不知疲倦的军队一样长驱直入，攻无不克，凡是目光所及，没有不能“拿下”的。其秘诀在于她在一个“主句子”的周遭弄出许多“次要的句子”，大句子中“套”中句子、中句子中“套”小句子，还有一些堪称为“衬词”的更小的句子，“触须”丰富而灵敏，它们有韵律、有层次地聚集在一起，头和尾以一种出入意料的方式衔接起来。于其中，一个意思被切割成许多单元，它们一扇一扇地渐次打开，一层一层周折地、迂回地娓娓道来，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将某一点意思僵化和绝对化。她这样形容多罗茜·理查生语句的特点，其实也可以看作她本人的写照：“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女性的心理语句。它是由比旧语句更具弹性的纤维做成的，能够伸展到极限，悬浮起最脆弱的微粒，并包容起最模糊不定的形体。”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伍尔夫的句子总是给人波浪般不断向前涌起的感觉，它们一次又一次把越来越多的东西带往海滩，“悬浮”和“包容”起“最模糊不定的形体”，但同时又不断潜入到深邃丰厚的母体中去，鱼跃般上下来回穿梭不已。
从对句子的要求出发，伍尔夫这位被后人看作女性主义的先驱人物，对自己这一性别写作的有限性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如果说因为种种原因女性处在一个“被剥夺”的位置上，那么这个位置并不必然导致“真理”，导致写作方面的任何优越性。在对自己的写作上的女祖先一一加以清点时，她发现布朗宁夫人较长时间的封闭生活给她的写作生涯带来了明显的损害，甚至“伤害很大”。“她被摒弃于生活之外，猜想着外界的情7兄，并且不可避免地夸大了内心的经验”；而等到她能够接受外部世界的阳光时，却“已经太虚弱了”，她过于急切地捕捉自己的感受，可是这种感受能力具有太多的主观成分，致使她本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什么是自己真正看见的和感受到的。而这样的情况更为常见也更为糟糕：被来自性别处境的“愤怒”所压倒和支配。伍尔夫心目中的写作是一门需要多年的研习才能掌握的艺术，任何人在艺术面前都要接受限制，不能“自然流淌”。因而“抵制愤怒的诱惑需要十分澄明或十分坚强的心智”。在伍尔夫看来，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能够不去理睬“愤怒”或“呼吁”的要求，而在夏洛特·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身上都能看出这种东西。“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里更是可以时时见到这种情况，表现在她们所选择的题材，以及她们的不自然的逞强好胜或不自然的温良驯顺，更甚的是虚伪态度的广泛渗透。她们屈从于权威，其想象变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的最根本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