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位评论家指出波伏娃出于不得已接受了萨特这个别出心裁的“协定”，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波伏娃是很屈辱的。从表面上看可能如此，“偶然的爱情”对男人不过是把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合法化”。波伏娃从自己母亲那里充分看到了这种情况给女人带来的痛苦和无奈，在那本令人振聋发聩的《第二性》中，她对这类现象作过猛烈抨击。当然不同的是，这回她也有了“偶然的爱情”的权利。然而许多事实表明，她不可能像萨特发挥得那么彻底，“条约平等”的背后是“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她本人是不是像其他某些女权主义者那样，在涉及自身时所运用的是两套标准？对波伏娃这么一个心智复杂而又透明的女性来说，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协定中的第二条应该得到充分注意：他们必须公开谈论各自“偶然的爱情”的经历及其感受，也就是说，把它们完全转换为言辞，在语言中让它们再度激活、呈现和得到定型。这就是说，在包括性爱在内的爱情行为中，有关它们的“言辞”起着真正引导的作用，“言辞”使得所有相关行为及感情获得意义。前面提到过波伏娃的起点与萨特的起点有些差别，或许还应少许提及波伏娃先天条件的优越性——比起矮小、斜视的萨特来，波伏娃高个儿、优雅、迷人。然而，终究别忘了，波伏娃是在写作上有非同寻常抱负的女人，她不是“可写可不写”，她是非写不可。一旦她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自己身上这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事情就会调个方向：她把自己变得适合于写作，以写作的眼光来要求生活。和萨特做爱是一回事，和萨特交谈是另外一回事。正是萨特可以无限地满足和调动她本人的语言欲望、她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追求，除此而外很难有人做到这一点。“我再也不可能找到第二个能和我达成完全默契的人了。当良机赐给我之时，我紧紧抓住不放，我的激情和韧性表明了我想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强烈愿望在我心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反过来也可以说，萨特还能上哪儿去寻找波伏娃这样既富有激情又拥有智性、既具备丰富的感受力又迷恋纯粹理性活动的女人？他们之间禀赋上的差别正可以互相补充，而各自拥有的优势成了两个人的共同财富。双双用言辞对这个世界长驱直入，一道分享其中的无穷快乐，是这两人之间“魔鬼联盟”的牢固基础，任何人也不可能打破。因此，波伏娃对自己在萨特那儿的位置是完全自信的，哪怕这个假冒的唐璜看上去朝三暮四。她对萨特了解得比谁都更清楚，就像对自身本性的了解一样。在他们之间，言辞代替了性爱。一度出现在他们之间的“波兰小姑娘”比安卡在后来的一本叫《萨特、波伏娃和我》的书中写道：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精神性占了主导地位；是那位美国情人奈尔松·阿尔格仑才让波伏娃“第一次懂得了爱”。波伏娃可以说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供奉在言辞的祭坛上，身体交付给了语言。
一个从智性出发向着生活冒险，一个从生活出发向着言辞冒险，他们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倾向于重叠，如同真正的“一个整体”一般：以生活作为智性的抵押，以生命作为言辞的借贷。但这也很快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陷入一种接近悲剧的状态：两人都随时敏感地观察自身的各种体验和感受，也密切关注对方的各种体验和感受，同时关注自己在对方身上引起的反应，其中任何一方都知道对方怎么感受自己，自己可能引起对方什么样的说辞。换句话说，他们双双都处在言辞的严密监控之下，如同处在“语言的牢笼”中一般。这真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状况。封闭性应该被打破，于是需要引进第三者。这就涉及在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之间几度出现的“三重奏”。在“波兰小姑娘”比安卡之前，还有“俄罗斯小姑娘”奥勒加。
人年轻时不免有一个“形而上”的阶段。由于年轻生命本身的丰满、宽大，不曾遭受后来一再加之的损害，这个时期可以接纳许多不能接纳的东西，如异性之间的“三人小圈子”。这类似于一种“小乌托邦”。而萨特、波伏娃和他人之间的“小乌托邦”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通过一个“他者”来发现自己，发现对方。奥勒加和比安卡是波伏娃班上不同时期的学生。奥勒加是一位金发斯拉夫人，被形容为“小淘气鬼”，具有一种令波伏娃着迷的极端性格，跳舞一直能跳到昏厥倒在地上为止。她身上蔑视成规的性格，比波伏娃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此，波伏娃称奥勒加和她自己一样“属于黑衣使族”，奥勒加是她自己“在魔王面前的教女”。很快，萨特本人也迷上了奥勒加，为此一度失去了他通常的平静。可这次是波伏娃非常依恋的女友，气氛变得迷乱和紧张。这三人白天在巴黎的街头闲逛聊天，夜晚在酒吧迟迟逗留。两个成年人允许奥勒加成为他们之间旋转的中心，允许她像掌握着方向盘一样一会儿转向波伏娃，一会儿转向萨特。而每一次这么做，就要暂时打破他们之间的平衡，激起或大或小的涟漪，以便更加富有冒险地进入下一轮的转换。“人和人的关系，要在不断发现新鲜因素的过程中发展。”波伏娃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但这仅仅是一个向内旋转的“小圈子”，仅仅在他们互相之间寻找“新鲜”，实际上所寻找到的仅仅是对方引起的反应，就像在镜子里看自己一样——萨特和波伏娃通过奥勒加看到的永远是他们本人，他们互相之间看到的更接近于欲望的互相模仿；所谓的“真实性”，只是在一个幽闭的空间中互相映射和自我映射。而往深里说，这种幽闭是他们两人关系中固有的，是为言辞的性质所决定的，引进一个“他者”进来也无济于事。关于这种幽闭性质的观察和结论，后来出现在萨特的《间隔》和波伏娃的《女客》中。如此看来，很难把这两部作品当作一般人与人关系的探讨，而是他们这种人替自身设立的特殊处境的探讨。
比安卡是位犹太人，1937年出现在波伏娃的课堂上时还不到十七岁，后来和他们两位都有肉体关系，两年以后，战争结束了他们的“三人游戏”——更准确地说，在这位处境可危的姑娘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她被两位成年人抛弃了。先是萨特，然后是波伏娃，主动提出中止他们的关系。波伏娃在给萨特的信中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冷漠谈到这位女友的“离去”，并且一直到战争结束，都不去设法打听这位姑娘的下落：是被流放了还是死了？比安卡在后来的回顾他们三人关系的书中写道：“他、波伏娃，给我的只是伤害。”该书最令我吃惊的还是萨特对于当时危机四伏的时局的态度。他是否能预见到战争的爆发是一回事，但对于比安卡表现出来的不只是对于个人命运的担忧——以那样一种轻率的口吻来谈论问题——是另外一回事：“要做一个完美的小路易丝，，不要去听耶利米的哀歌。”同样，波伏娃在这段时期也经常用刚刚从海德格尔那里搬来的术语来开导这位姑娘，认为比安卡所考虑的时代正在酝酿的危机是“不真实”的。波伏娃拥有一种在社会和历史的现实里所有的人“平等地体验存在”的幻觉。她后来在回忆录《年富力强》中不得不承认当时自己“固执地把幸福作为赌注，我为我的利己主义而感到羞耻”。这种利己主义的局限性在于：不构成向“个人的存在冒险”的生活是不值得关注的，不能把这种冒险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生活更是不值得一过的；在语言之外，别无其他。
波伏娃是否也应当为在最初的占领期间，她身为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在“我不是犹太人，我不是共济会成员”的声明上签字而感到“羞耻”呢？或许不能这么说。还是谈谈她在写作生涯中的表现。当她把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写进作品时，是否构成了对生活及有关人们的轻蔑、侮慢乃至亵渎？那本为她赢得了巨大声誉——1954年龚古尔奖的小说《名士风流》中所塑造的莱维这个形象，是以她的美国情人奈尔松·阿尔格仑为原型的。“当事人”阿尔格仑读后惊呼并为之愤慨：天哪，她是不是记下了我们做爱时的全部细节？在萨特去世之后的1983年，她整理并发表了萨特的《致海狸和其他人的信》，其中所暴露的不管是萨特“哼哼唧唧”倾吐感情的方式也好，还是他令人作呕的性爱细节（包括和其他女人）也好，很难说给她的这位大名鼎鼎的伴侣带来荣誉，波伏娃对此的解释是“一个作家应该向公众展示他真实的面目”。但为什么一个作家的性爱就比一般人的更加值得关注，因而要占据读者大量的视线？其中涉及的许多其他人，他们并不认为向所有人显示自己、杀裸裸地表现自己是适合的和唯一可以做的。就他们而言，与这两个人的相处是单纯的，不仅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将来要被公之于世，更没想到即使在当时，他们就被置于一种深深的乃至冷酷的观察、质疑之中，处于无所不在的语言的监控之下，像实验室里的老鼠。他们无意识地卷进了这两个人自编自导、自得其乐的游戏，在其中充当消极被动的“他者”。正是这种态度最终激怒了比安卡。当年的“波兰小姑娘”在战后又奇特地恢复了和波伏娃的友情，直到1986年波伏娃去世。但当她读到波伏娃死后于1990年出版的《致萨特的信》，其中以“极其庸俗”的方式泄露了她的全部私生活，以那样一种不屑的口吻谈到她（包括并非恰当地谈及她的犹太人身份和性格），她感到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觉得有必要自己写一本书愤而反击。后来担任中学老师的比安卡在她的书中分析了萨特和波伏娃当年面对欧洲巨大危险时的冷淡，其结论也同样适合他们在写作及个人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种盲目的首要原因是他们在精神上的彻底而自私的野心，是他们作为作家专心致志地要‘达到’的愿望。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像许多法国作家一样，生活在封闭的花瓶里，被巴黎的朋友们包围着，与其余的民众没有接触——这是‘小团体’的后果。第三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哲学不是历史，不准备沉浸于现实之中，而宁可以一种鹰的眼光从高处浏览一切事件。”高高飞翔在生活的远处，恰恰导致了鹰的失明，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经过战争的教训，战后他们调整了自己的立场。波伏娃有过一个“道德时期”，关注和呼吁人的社会伦理，那的确是一种转向。但“转向”并不意味着在原来的个人伦理领域，她拥有了更好的看法和实践，包括对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如何衔接过渡，仍然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依笔者看，她是从一个端点走向另外一个端点，她的“介入”不免带有空洞和因骤然转向带来的急促色彩。
显然，写作有其自身的写作伦理；但另一方面，一个作家还要做些其他方面的伦理修炼，和其他任何人一样。
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