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中国漫画的“摇篮”
告别了值得令人留念的黄海研究社，告别了生活七个年头的乐山，顺潮乘船沿着长江到了上海。这里是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的地方。在经历了八年战争的摧残之后，这十里洋场昔日的繁华景象已经不见了。
他先去朋友家借住，后来又去到黄海化工研究社所属的一个招待所，简单安顿下来后，然后马上开始四处奔波找工作。他每天翻着报纸看招聘广告，然后去登门求职，可是接连多天的奔波，一无所获，没有适合的工作。
打上一年日本人投降后，逃出去的好多上海人陆陆续续都从各地回来了，这时的上海，经济萧条，百业待兴。所以上海失业的人很多，工作特别不好找。怀着“画家梦”的顺潮发现，像他这样从没有在一家公开媒体上发表过作品的人，要想在上海找到个跟文化沾点边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在乐山工作才几年，工资又低，本来就没有什么积蓄，现在他只能借宿在朋友家，吃了上顿愁下顿，眼看就快要弹尽粮绝了。
正当顺潮“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他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上海有名的“联合广告公司”征聘绘图员的广告，他赶快就去应聘。眼下，只要有机会，他都要去试试。
没想到，这一次他居然成功了！
那天他去得早，排队是第一个。赶巧的是，这家广告公司的老板是美国人，叫皮特。倘若老板是个中国人的话，他这次不见得就能成功。
为什么呢？
当时国人画广告，不用漫画做宣传，时兴画大美人呀，画水彩画呀，可是这些东西他全都不会画。他就对画漫画熟悉些。于是，当应聘时那个美国人皮特让他画点东西看看时，他就画了几个漫画小人。如果老板是中国人的话，肯定不会喜欢这个的。可美国人喜欢这个，在美国用漫画做宣传是最值钱的。
看到顺潮画的这几个漫画小人，那美国人可高兴了！嘴里喊着：“好！好极了！就是你了！”
办公室外面，还有一些排着队等着应聘的人，那美国人对他们说，“你们走吧！我们有人了！”这皮特是美籍犹太人，原来西方国家和日本漫画广告非常盛行，皮特自然深知漫画广告的特殊功效。所以他一眼就看上了顺潮，马上就拍板了。
有了这个工作以后，顺潮就有了个住处，也有了工资。他不会饿肚子了。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充分的创作条件，可以随意创作，向报刊投稿。晚上老板下了班，他就在老板办公室铺个床睡觉。老板办公室还有桌子，他晚上就在办公桌上画自己想画的漫画，向当时最有名的几个报刊投稿，比如《大公报》呀，《观察周刊》呀。当时有位武大校友张高峰在《大公报》做记者，他热心帮顺潮这位学弟的忙，尽力加以推荐。于是，顺潮的漫画很快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可是，顺潮在这家广告公司的好景不长，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因为画了一张抨击驻华美军的漫画——《美国大兵滚出去！》，被美国老板开除了。
那时有些美国兵在上海闹得很厉害，开个吉普车到处横冲直撞，顺潮看不惯，心里挺愤怒，他就用画来表现这种愤怒情绪了，还用英文写上“Get out American GI！”（美国大兵滚出去！）
结果，这幅漫画被那个美国老板皮特发现了，皮特当然认识英文啦，他气冲冲地上来一把就将画抢走，要把它撕掉。
正值血气方刚的顺潮哪能让皮特将这幅画撕掉，从来没打过架的他这回是真急了，他抓起一个酒瓶子就拼命似的要向皮特砸去。这一下可把皮特吓坏了，他一看顺潮真急了，赶紧把画还给顺潮，吓得躲到墙旮旯那里，嘴上嚷着：
“Are you crazy？Are you crazy？”（“你疯了？你疯了？”）
看得出来，此时的顺潮是把这幅画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的。
后来，他这个职业当然就没有了。皮特把他开除了，幸好还有两个同乡画家余所亚、李桦帮衬，留他住在他们家里，这才使得顺潮有个定居之所。
自此，顺潮就集中精力画画投稿，靠挣稿费来养活自己。他日后回忆到这段日子时这样说道：“我在学校所作漫画都是表现学校生活的，在上海作画需以现实生活为题，好在有老漫画家们的作品作参考，很快我就能适应，能凭稿费生活，同时也锻炼了漫画创作技巧。”
顺潮这段时间投稿的漫画主要画的是时事讽刺画，这要得益于上海的特殊环境。一是米谷、丁聪等许多著名漫画家都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漫画常常登在报刊上，将这个时期的上海营造成了中国漫画的摇篮；二是就社会大环境来说，当时的统治者不让老百姓随便发表言论，全国报纸都不能登漫画，因为漫画是一种讲时事的东西，只有1946、1947这两年报纸可以登漫画。到1947年底、1948年初就不行了。也因为上海的特殊性，1946与1947这两年，人们可以在上海报刊上看到为数不少的时事讽刺画。
因为投稿发表漫画，他开始考虑得有个笔名了。瞧人家丁聪的笔名叫“小丁”，多简单，写起来也方便。而自己的“孙顺潮”三个字好复杂，笔画那么多，又难写，写出来也不好看。取个什么笔名呢？他想到了这两个字——“方成”！对！就两个字，简单，又好写，写出来也好看！“方”是自家母亲的姓，另一个字用“成”呢，也就是图个简单好写，倒没有多少深意和寓意。于是，他投稿的署名就是“方成”了。
从此，他周围的人慢慢地也就叫他“方成”了。读者们当然不知道这个“方成”还有个本名叫“孙顺潮”。至于再过一些年后，当他成为著名漫画家的时候，人人都只知道“方成”而不知道“孙顺潮”了。
从此，中国漫画界有了个“方成”！
四十年后，这个“方成”在中国漫画界大展身手，与杰出漫画家华君武、丁聪一起，成为了中国漫画界著名的“三老”。
此时的上海漫画家们画的时事讽刺画，大多是单幅的。而方成画的时事讽刺画，与他们的不一样，他刚开始画的都是那种摹仿英美手法的连环画，很有幽默趣味，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凭借这种幽默的连环画，方成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与《评论报》上，渐渐地在上海漫画界站稳了脚跟。
要说方成画漫画是受到什么启迪的话，最早可以追溯到他从广东农村老家到北平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他才看到《小实报》或《实事白话报》上刊登的漫画，画的是连载四格的《毛三爷》谐趣漫画，他很喜欢。连环漫画《毛三爷》可以说就是他最早的漫画启蒙师。上中学时，他又看到上海出版的杂志《上海漫画》里刊登的各种漫画，其中有时事讽刺画。另外，上海出版黄嘉音先生主办的《西风》杂志，经常转载欧美漫画，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索格罗画的《小王国》。后来他画连环漫画显然是以这些漫画为师的。
还有就是——方成后来回忆说——“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我所在的黄海化工研究社要迁往原址天津，处理一批报纸书刊，我看到有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上面登载许多漫画，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漫画家讽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政治讽刺漫画。我把这些画剪下来存起来。画家的名字除英国的大卫·罗之外我全没记住。后来我画政治讽刺画，开始就用这种画法，这些画是我画政治讽刺画的启蒙师。”“看到上面转载的英、美政治讽刺画，才知道这种画的画法。这些画都是在二战期间针对德、意、日三国的漫画。我在《观察》上登的漫画，画法和画的风格都从那些漫画学来。”
上述这些漫画的画法，滋养了方成，启迪他走上了做一个漫画家的道路。后来，在上海短短的一段时间后，他的这条路便走得很顺当了。这更促使他坚定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方成说，“后来在上海的一切，顺利得我都不可能不画漫画了。”
于是，这成了方成的一个人生转折点。用他自己的话说，“赶巧这两年我在上海，要不然我不会画漫画，因为在这之前我不会画讽刺漫画，后来一看丁聪、米谷画得讽刺画挺好，觉得这个讽刺画是漫画，我就学他们的画，靠漫画过了在上海的这两年。也就是赶巧了，要这两年我不在上海，我恐怕根本不会画漫画。”
他非常感慨地强调说：
“上海，可说是中国漫画的‘摇篮’，我就是从这‘摇篮’里走出来的。”
进入晚年后，方成对人生际遇有了颇深的感悟，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这段经历：1986年我离职休养。在经历了这许多事情之后，我感受最深的是人的际遇，是要顺国运、顺自然的。我能到大学毕业，是因为家里有定期收入。1946年，如果和女友和好并结婚了，我的人生道路必定会是在化学工程方面，因为在有名的化工企业中，我有很便利的关系和很好的条件。不料女友认为两人同龄，不宜成家，使我不得不奔赴上海。如果在1935年上高中时，没遇到“一二·九”学生运动，同学们没有要我画（漫画）宣传画，后来老友季耿就不会约我办壁报，我不主持漫画稿，就不大可能会创作漫画，而不会创作漫画，1946年就不敢去上海；当然也不会以漫画为生。在上海如果遇到的广告社主任不是爱漫画的美国人，而是需要会画广告的画家，他就不会录用我，我就不得不离开上海，而别处是没有能发表漫画的报刊的。在国民党专政下，平时不会允许上海报纸发表时评漫画。但在国共合作期间，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漫画，国民党当局不能干涉，我的漫画才能发表出来。如果这两年我不在上海，我不大可能会有创作漫画的成熟技艺。我敢跑到上海去，以漫画为生，可以说是顺应了“自然”的。
2．与《观察》杂志的缘分
1947年春，方成开始受聘于著名的民主杂志《观察》，任漫画版主编。
这正是方成被广告公司那美国老板开除之后，方成收到了《观察》杂志的总编储安平写来的一封信，让他去编漫画版，并且是采用方成自己的画。储安平搞的《观察》在当时非常有影响，每期都有十几万份，一版再版的。能到《观察》去编漫画版，方成当然是非常乐意。他很快就到杂志社去见储安平了。
首次见面，一派名士风度的储安平对比他小十岁的方成说，“能够在《观察》这样的杂志给你一页，专门编《观察漫画》，应该说是非常不易的。你要专心编好《观察漫画》，不再给别家投稿。好吗？”
面对这样一位留洋知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虽然他只比自己大10岁，但方成还是有点怯生生的。方成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储安平“非常绅士”。尽管方成当时在《观察》、《大公报》上已发表了一些小有影响的作品，但他们两人之间，从地位来看，有如师生关系，还没有到能随意聊天的地步。所以，这次见面，谈话不多，也没有谈论政治或时事什么的。
从这时开始，方成成为了《观察》周刊漫画版主编及特约撰稿人，正式步入了“漫坛”，以漫画创作为业了。他的这一生也再不可能离开漫画了。方成后来带着感激之情回忆说：“被美国人开除之后，我在上海的生活有些难以为继，没想到储安平却‘救’了我。”“储安平是我的伯乐啊！因为《观察》，我有了稳定的收入，漫画上也渐渐施展开手脚。记得当时我画过一幅漫画《春暖花开》，开的花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树根是德国法西斯符号，讽刺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