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设想过各种自杀的方式，想以此作为对自身残障的最后一次主动反击。但是，就在他的双指即将插入电源之际，求生的本能却突然在脑海中定格——“如果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
一
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刚满周岁的方蔚彬稚嫩的食道和肠胃中四散开来，随着血液循环加速流动，终于侵入脊髓。
时间回到1980年的秋季，如果没有这一引以为痛的偶然性事件，与改革开放同龄的方蔚彬也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人一页的目睹者和参与者。命运弄人，病毒却与他不期而遇，方蔚彬在秋天，1980年的秋天，在千年来几乎未变的中国乡村，在质朴与保守并存的岁月里，在小儿麻痹症仍然是婴童和他们父母的梦魇的时代里，成了一名“非正常人”。当一个国家的命运攀向高峰时，一个人的命运曲线却迅速滑向低谷。
炕头、窗角是农村孩子的游乐园。挣扎着想站起来的兵娃（方蔚彬的乳名）扶在窗角边，极力想迈出人生的第一步，祖母站在炕边欣慰地注视着孙子的学步。一条耷拉着的小腿又让她忐忑不安，伴随着小兵娃几日来的发烧和腹泻一直未见好转。村卫生所医生看到小病人用过几支消炎针剂后没有康复迹象，急忙联系镇医院，安排小兵娃住院就诊。
发病期间，四肢抽搐的兵娃让镇医院的医生也束手无策，在医院的转送过程中，方蔚彬的小儿麻痹事实上已经无可救药。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父母迟迟不愿意相信如此可怕的不幸降临到小儿子身上，开始陪伴他们的是求医问药，直到正视细胞永久性无法再生这一冷酷的事实。
在西安市儿童医院，全身瘫痪、眼睛上翻的方蔚彬，已经在依靠呼吸机延续生命。在场的人们都低估了这个羸弱身体中所蕴含着的巨大生命能量。
小儿麻痹无法治愈，程度不等的后遗症会给患者留下不同的生活障碍。仅在周至终南勒马村当地，与方蔚彬同样患有小儿麻痹的患者就有三人，其他两人由于后遗症状较轻，生活能够自理，成年后都先后结婚成家。不幸的方蔚彬所患的是属于病毒侵犯范围最广的那种类型，当他带着医生的嘱托和常规的药物重新回到家中的时候，全身能活动的只有纤细的左手。药物、调理和恢复身体机能的锻炼陪伴着他整个青少年时期。
在严重的病症前，父母家人逐步放弃了让兵娃痊愈康复成为一个健康人的想法，能够完成基本的生活自理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针灸、电击、中药等治疗方式与童年时代的方蔚彬的形影不离，当大多数孩子还在享受着学前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的时候，他的活动空间仅仅是病床和医院，见到的更多的是医生和各种江湖郎中。有爱就有一切，针灸每三天一次在镇医院进行，风雨无阻，父母抱着襁褓中的兵娃，一坚持就是三年，让人灰心的是这些努力往往不能取得什么明显的效果，病痛在折磨着整个家庭。
方蔚彬依然清晰地记得厌食与失眠周期性出现的痛苦。在常规医疗方式无法有大的改观的情况下，传统医学中的江湖郎中成为人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一位来自中国河南省的游医采用的电击治疗方式，是方蔚彬面临的最大挑战，每个月一次的电击成为最难度过的时期。这位医生所采取的治疗方式极其特别，每次他会将两根细细的银针刺入方蔚彬的肌肉，两头接上家用交流电，在一次次深入骨髓的痛苦中走向大脑的空白。
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往往会寄托于奇迹的出现，这时就出现了各种治疗方式的综合使用，其中的一种会在方蔚彬小腿上每隔15公分的距离打开两个口子，穿入一根羊肠线，左右拉动，试图通过刺激表层肌肉来唤醒沉睡的深层细胞元。
经过累年的治疗，方蔚彬原本不能支撑的脑袋逐渐能够立起，左手与右手的机能都在逐渐恢复。
二
病患的躯体并不能阻挡一个男孩儿寻找到自己的乐趣，兵娃的炕头与轮椅边是周围孩子们聚集、玩耍的好去处，因而童年时代斗室之中的方蔚彬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孤独，与生俱来的性格上的优势渐渐让他成为了真正的孩子王。身体上的能量迅速转移到了智力上，象棋是伙伴们竞技的舞台，后起的方蔚彬逐渐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并且在全村的成年人中也鲜有对手，成为了显示个人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工具。
但方蔚彬最终明白，单纯的游戏不足以提供给一个人真正的精神支点。
学龄年代即将到来，它宣告了一种新的开始，也暗示了一种旧的结束，它要给正在成长的方蔚彬的精神世界重重一击，不仅让病毒在身体上击败他，还要让失落在精神上打垮他。健康的伙伴们显然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充裕的时间来与兵娃一起玩耍，半卧在炕头上的方蔚彬通过窗口看到伙伴们走在上学的路上，心里产生了巨大的失落。
母亲最怕听到的那个问题还是被提出，当残疾的儿子问道“妈妈，为什么我不能上学？我想上学”的时候，母子俩只有通过抱头痛哭来纾解这来自生命深处的发问。
外面的世界与方蔚彬生活的斗室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在一台功能简易的收音机的帮助下，外面的世界逐渐在方蔚彬的精神中建立起印象，并且强烈地吸引着这个勇敢的年轻人。
上学，走出斗室，更多地感受世界，成为方蔚彬最迫切的愿望。要实现这样的愿望，基本生活的自理是起码要求，求医问药从没有间断过的兵娃这次要发起更为激烈的冲锋。
父亲亲手制作的一副拐杖是方蔚彬这次发起冲锋的武器，他幻想着能够经过常年的坚持锻炼赢得进入学校的起码的身体要求。每天凌晨5点左右，方蔚彬就开始腾挪自己患病的躯体到炕头边，艰难地架起双拐，像个幼童一般蹒跚学步。开始的时候有父母的搀扶，他嫌这样的进度慢，就一定要坚持自己一个人来。大多使用双拐的人都是以双拐共同进退来行走，而方蔚彬瘫软的双腿没有一只能支撑瘦弱的身体来让双拐共同前进，早晨两个小时的锻炼时间只能在狭小的屋内行走四五圈，往往摔得鼻青脸肿，但是，他坚持着！不懈地锻炼着！
2007年一个春日的下午，方蔚彬极力地搜索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我那时天真地认为，只要坚持锻炼，就能一路走着去学校。”
人最难的其实是正视现实，总是相信奇迹会出现，即便有一丝的光亮也想要抓住走出黑暗。经过两年左右的锻炼，方蔚彬换来的成果是能用右脚尖在地上踮一下，行走路程也扩大到了六圈、八圈。但是，这与上学的要求相去甚远，这样的行进速度完全不能满足求知的心的激烈渴望。心灰意冷、失望郁闷的情绪逐渐抬头，方蔚彬终于放弃了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小儿麻痹、终身残疾、不可治愈早已经是医学的论断。
从此，学校成为方蔚彬遥不可及的梦想。假如他仍然有梦想，那么，他还要漫长地等待。
三
重新行走，已经是方蔚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成长的岁月让人明白了现实的无情。学校与广播曾经为他打开了希望之门，在这之后又迅速的对他关上，他对这个世界已经了无牵挂，除过至亲，已经没有什么能使他留恋。他设想了各种自杀的方式，以此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主动反击。
自杀心理极其微妙与复杂，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过程，而后实施。就在方蔚彬的双指即将插入电源之际，求生的本能让这一动作成为了定格，因为“如果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方蔚彬说。
在80年代就妇孺皆知的张海迪又一次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在一个农村青年最为迷惘的时刻送去了巨大的精神支撑。
5岁患病的张海迪，胸以下全部瘫痪。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她发愤学习，自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逾100万字。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张海迪由此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楷模。
身体上的残疾让方蔚彬的心理过早成熟，他的朋友中鲜有同龄人，因为大家不能就某个话题达成充分的交流。要没有外祖父的出现，方蔚彬的迷惘期或许还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同样生活在乡间的外祖父，解放之前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读书人，文章书法皆有所成，他对患病且倔强的外孙保有着一份特别的关爱。经由外祖父的鼓励和讲述，方蔚彬最终与张海迪实现了精神上的相遇。正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病遇，张海迪的事迹与精神深深内化于方蔚彬的身体血脉之中，他人生的希望之火重又燃起。
方蔚彬开始明白，读书不一定是要在校园内完成的事情。
四
“人”字是汉字中笔画最为简单的字之一，对于正常人来说，“人”字的书写极其简单，这与做“人”的复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对于方蔚彬这样的残疾患者来说，写字与做人一样充满着高难度的挑战。
炕边的小方桌既是方蔚彬的餐桌，也是他唯一的书桌。由于右臂瘫痪严重，只能用左臂来学习写字。一开始他就选择了难度极高的毛笔书法，艰难的程度常人更是难以想象。笔画的顺序，写字的方向对于方蔚彬来说都是困难，由于身体不能长时间坐正，他就用残疾的右手支撑着半边身体，以使每次练字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人”写起来已经不易，笔画更复杂的字往往写得不成结构，像他的病躯一样支离破碎。长时间的右手支撑让他本已经瘫软的手腕逐渐变形，成了畸形。直到今天，方蔚彬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满意地写出“人”字时的激动心情，知识和智慧的大门逐渐向他开启。
上小学的妹妹告诉方蔚彬，要大量的识记文字，学会拼音的读写是基本，这样一切的自学才会有基础。在妹妹的辅导下，方蔚彬马上与拼音展开了亲密接触。小学学习的正常年龄是6岁，而这一年，方蔚彬已经14岁，逝去的时间已经太多，他与时间展开了竞赛。
改名，乳名兵娃的方蔚彬本名并非“蔚彬”。当他在求知的旅途上艰难跋涉时，他的第一个举动却是改名为“危濒”。姓名本身不仅寄托着期望与想象，更是儿女依附于父母关系的再现，当一个人要“革自己的名”的时候，独立自主的意识愈加浓烈。长大的兵娃在时时提醒自己，“濒临危险”是自己的生存处境，懈怠、自卑、浪费青春无异于慢性自杀。这一举动引起了亲朋的注意——那“危濒”中所隐含着的紧张、不安以及高调或有隐忧？
兵娃的书法日趋长进，常常有索字的乡邻来到门上，甚至在某年的春节前在终南镇上与表弟一起书写对联来售卖，享受卖文为生的快意。这时出现在落款方章中的“危濒”二字就显得过于肃杀。在善意的规劝和思想转变的基础上，方蔚彬获得了立足与新生。
蔚者，蔚蓝、天空，可以自由地翱翔，方蔚彬重新解释着自己的理解，他说，比天空更广阔的其实是人的心灵，只要心灵健康，它一定会托起病残的身体，最终获得自由；彬彬有礼，则是成为一个读书人完美的外在气质表达，他一刻不停地努力着。
他觉得按照学校教育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不适应自己这样的自学，《新华字典》与《现代汉语词典》成了他最为亲密的朋友，长时间的翻阅和记忆，状态最好的时候他能准确说出某个字词的页码与位置。
漫长的自学生涯是单调与枯燥的，而且充满着困难与障碍，在老师的指导下能够轻易迈过去的疑惑，对一个自学者来说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十年的读书生涯充实着方蔚彬的内在世界，这个内在的世界愈加强大，就愈能够鼓励他更加勇敢地往前走，并最终转化成一种感人的力量。自学之余，他先后阅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简爱》、《茶花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名著。
斗室的空间是狭小的，方蔚彬的交际圈子小得不能再小；但他的精神世界却要比大多数的同龄人广大。书籍就是他的朋友，读书就是他最好的娱乐。
一封信，让人们见识到了一位农村残疾青年心系祖国的赤子情怀。2005年10月，“神五”飞天，举国欢庆，国人为之自豪。在致航天员的一封信中，方蔚彬这样写到：
“每当皓月当空，我仰望苍穹，不禁惊叹宇宙的广袤与浩渺，也感慨它的神秘莫测。浩瀚、神奇、瑰丽的天宇，已成为人类永恒的向往和追求。千百年来，嫦娥奔月、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这些美丽动人的传说，曾带给多少华夏子孙美好的期盼，也曾使儿时的我放飞理想的翅膀。”“当你遨游在无垠的太空时，俯瞰我们这个美丽的地球会想些什么呢？我想您一定会为你们能承载这华夏儿女的飞天梦想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为能实现这一历史使命而无比荣幸，更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类的伟大壮举而惊叹。”
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所生活的斗室时，他进入的是更为博大的生命空间，在那里他要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尽情挥洒自己的青春年华。方蔚彬，是一个生活在斗室中的真正的斗士，他以自己的勇毅、奋斗为人们思考生命可能性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
五
方蔚彬发奋自学苦读的事迹很快受到了周至地方党委与共青团组织的关注，省、市、县各级领导纷纷上门慰问，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不少热心的企业人士也是解囊相助。2007年4月，在又一个青年节来临前夕，方蔚彬荣膺“西安市第十二届十大杰出青年”的光荣称号。在这些荣誉面前，方蔚彬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其实它们代表不了什么”。
学医是方蔚斌长久以来的夙愿，尽管对文学有着偏执式的热爱，但他明白文学即使之于健全人也是奢侈品。对于疾病的切肤之痛，让他把医学作为职业的努力方向，希翼以此来缓解大多数人身体上的不适。在进入周至县卫生学校学习前，方蔚彬先后自学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和《中医内科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专业书籍，缺乏行医资格以及正规医学教育的他离真正成为一名医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在共青团周至县委的多方联系下，2003年9月，周至县卫生学校正式接收方蔚彬为函授生。他开始接受正规的医学训练，尽管还是以自学为主，但方蔚彬的学习成绩常常在班级名列前茅。
“上大学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2005年8月17日，方蔚彬收到来自宝鸡育才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对于那天的情景，方蔚彬记忆犹新。在共青团西安市委的积极奔走之下，方蔚彬与梦想逐渐靠近。
自从2003年以来，方蔚彬每年都受邀举办事迹报告会十几场，每次都取得巨大的成功，几年下来，听讲报告的学生已达5万余人，收到的信件超过1万封。周至七中的一位同学写道：“蔚彬哥哥，如果我能为你除掉疾病的折磨，我会竭尽全力……”；周至三中的一位同学也写到：“你的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我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你的精神将是催我前进的动力，更是我学习的榜样！”不少精神上苦闷或者患有疾病的学生都深受鼓舞。
今天的方蔚彬，已经站在了人生不曾企及的高峰，成为一位名医、出版一本著作是他又一次的起航。
六
“我与海迪大姐生活的年代已经不同。”方蔚彬说，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结构，在一个春日的午后，他对此作了自己清醒的判断。
话语间已经是人生天地的风云变化，但有一种精神的坚持与高扬亘古不变。四百年前，同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关学大儒李二曲，沿街乞讨、自学成才，终成一代宗师。他的故事还在激励着一代代的后来人携帮前行，方蔚彬对此怦然心动。
（薛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