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北京的某一天，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与自己的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就“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作过彻夜长谈继而共进早餐后，将他亲切地送到居室门口时风趣地对他这样说：我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实在是很简单的。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而他的友人斯诺却没有能够领会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出自于毛泽东之口的这句在中国语言中带有贬意的歇后语，一般说来确实难以为外国人所理解，但被毛泽东巧妙地赋予积极含义后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毛泽东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共产主义模式，为了拯救苦难的人类并让他们的生活幸福美好，毛泽东真象神话故事《西游记〉〉中的孙大圣那样，睿智大勇，身手不凡；不贪荣华，不享富贵，心怀坦荡，敢作敢为，视权威若粪土，把玉皇大帝、九天神仙、四海龙王均不放在眼里；降妖服魔，惩恶助良，除邪扶正，终生向善，为取真经，万死不辞，万难不屈。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曾说过自己一生只作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一个海岛上，另一件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虽然这两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影响并在外观和内容上全然不同，但在毛泽东看来，它们都是自己所作的两篇大文章在现实中的具体化表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蒋介石，是为了使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则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显然，这两件事都是在不受既有法律的束缚前提下进行的。而业已过去的历史证明前一件事毛泽东作对了，后一件事则作得不对。倘若后一件事也作对了，那么毛泽东的政治功绩真可谓前无古人。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费正清认为：“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俾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尽管具体历史人物之间缺乏可比性，但就政治成就而言，费氏这样说大概不会过誉。如今，毛泽东的成败利钝、功过得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作了权威性总结：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小平亦评价毛泽东第一是有功，第二才是过，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做了非常好的事情，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中共中央的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无疑都是十分正确的。从其精神人格方面看，作为个人，毛泽东一生奋斗不息，披肝沥胆，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犹在关心中国社会的命运，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社会和人民；且生活俭朴，克己乐施，身后也未留什么物质财富，毛泽东确实可以堪称中国20世纪的革命“和尚”。但毛泽东不止是一个以革命为志职的“无法无天”的“和尚”，他还是一位重言贵行的导师。也是在同一年，毛泽东曾这样告诉过斯诺，他对人们称他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厌，认为“迟早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也就是教员。”作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为什么只同意称自己为导师或教员呢？仅仅是因为自己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当过小学教员，并且一直想望做大学教授（毛泽东在早年和晚年都表露过这一点）吗？这也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但是，只要联系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一些话，毛泽东只同意称自己为导师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有一次，他对为自己当了13年卫士的张仙鹏意味深长地说：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熏陶，并且熟读过《左传》的毛泽东似更重古人的“立言”，虽然他也曾把显赫的“功”、“德”和过错一并存留在人间。也许是在接受宇宙时间的永久挑战时而感到：人生的短暂，也许是任何功绩只是显赫一时而至理之言则可千秋承传而不废绝之故。毛泽东似乎更愿意后人去认真地理解他的思想并按照他的教导去行动。毛泽东不愧为是一代雄范。他这位思想大师、这位哲学教员所留下的精神财富确实是无比宝贵的，这同时也是生活在平庸时代的人难以真正理解的，因为缺乏一种真正理解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历史背景。
“主席的思想博大精深，是可学而不可及的”。如果本书在一个脚注中所引用的胡愈之的这句话里面不含有高山仰止的崇拜意识的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这样说的，马克思不是也赞叹过古希腊艺术和史诗“就某一方面说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吗？
对于毛泽东的哲学，难于理解又需要去理解，这正是困难之所在。可以说，本书是试图认真理解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尝试，目的在于从这种认真理解中得到某种有益的思想启迪。凡浏览过本书的人，可以不难看出本书的这一企图，即本书所理解或所论述的毛泽东哲学正是毛泽东的全部哲学思想、观点和理论。但是，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书所说的中国哲学却未包括全部的中国哲学，至少未包括现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哲学，因为这些地区虽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由于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不同，其社会所奉行的哲学意识形态与大陆内地的哲学意识形态在总体上不属同一体系。毛泽东哲学作为一种从思想上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哲学学说，它的社会功用当然也只是发生在这个革命和建设事业所涉及的社会范围。本书既然命名为《毛泽东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兴盛》，它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当然只能是：毛泽东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它具有何种社会功用，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当代中国哲学如何继承毛泽东的哲学传统，如何以毛泽东哲学精神为主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自身得以丰富、发展和取得长足进步。所以，书中未涉及港台地区的哲学是为本书题目的主题所规定了的，尽管这些地区的文化研究机构为着各自的目的，也着手了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并且有的还较有起色，例如，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金思恺研究员对毛泽东哲学就有自己的研究见解，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相对而言，他的这种研究是一种较为公正和诚实的研究，是一种较有意义的学术活动。至于港台地区时今奉行什么样的哲学理论，其哲学主流及发展趋势怎样，这些地区的哲人进行了什么样的哲学活动，收到了何种效果，宜当立别论予以专门的研究和评价。这里应当强调提出的是，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们盼望中国和平统一的情绪正在日益高涨，这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中国境内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执政者们，把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表上来——实际上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些杰出领导们早就在这样做，他们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就是明证——这就不能不令现今时代的哲人和思想家去思索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和进步的较为隐蔽的思想动因，及其他们所奉行的哲学信条。从其形态上看，大陆内地的哲学主流，如本书所及，是以毛泽东的哲学为代表，它既是对中国优秀哲学传统的真正继承，又是对世界哲学中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尽情吸收和制作；而台湾等地区社会流行的则主要是孙中山的哲学，传统的孔墨释道哲学和从国外引进或改作的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现代西方哲学，尽管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这两者之间仍然可以找到许多的共同性：即大陆、台湾及香港地区的人们所奉行的哲学，都是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和对国外哲学加以改造制作的基础上，在同一历史时代形成的，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为自己社会服务的功用，也都愈来愈关心中国社会的和平、发展、进步和前途。因此，海峡两岸的哲学达到相互的理解，海峡两岸的哲学家实行友好的对话，有着某种坚实的基础和现实的可能。也许在这种相互理解和相互对话的基础上，会进一步导致海峡两岸的哲人团结一致地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的全面繁盛作出共伺努力。
胡为雄
1988年2月6日于北京昆明湖畔颐和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