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大成功者，有一句共同的话，叫做要做事先做人。说来简单，做起来很不容易。这是一种品格，这是一种人生观。你做事是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做人，做事有何意义？虽然现在很多人做事是一切为了钱，但所有成功者都是肯为别人着想，知道感恩的人，是有良心的人。这从安民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安民1997年重又来到油田，当时，可以办理租油田地的事。他找到油田负责人，他想搞油田，于是与吉林油田合作，租了一个区块。合作面是3.2平方公里，租用期25年。
安民为别人着想的品格，感动了老天吗？他的命运真好。钻探结果证明，这3.2平方公里，地下全是油！这是一片最有油的地方。他如鱼得水，在这块不大的小油田上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他得心应手。他打出了53口油井，全都出了油。
油田虽小，但他有大的胸怀。安民到了奉献社会的时候，他有了资本，他要回报社会，他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给予回报。
他的小小的油田在国家的大油田的怀抱里，只是一小块，然而它的胸怀却包容了大油田，不，更准确地说，大油田解决不了的困难，却由它解决了。这里是石油工人的一个家园，这里是一片和谐的天地，这里书写着安民的理想。
让我把听到的一点点故事，向亲爱的读者朋友介绍。
他和油田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国家的大油田当然是甲方，定了协议，甲方派来一个代表是总经理。还没工作多少天，这位甲方的老总得病了。安民让他去看病，专门派办公室主任小莉去陪他找人。到油田医院查出是癌症，这儿不想给治，说要转到北京，跟安民商量如何办？安民没有二话，看病救人要紧，不用说别的了。按规定这是要和国家油田领导说的，要领导的签字才能去北京。可安民，只想到了人，而不顾什么规定了。到了北京天坛医院才知病已是晚期，按油田规定，这大病，油田只能拿五万元的费用。又给安民电话，问怎么办？安民回答干脆：花多少钱不用考虑，只要李总能活下来。多活一天是一天，国家油田不能出的钱，全由我们乙方出，要全力抢救啊。
李总知道，国家油田不能出的钱，全由乙方的安民出了，他流下了热泪。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没有为乙方小油田做事，却要花这乙方的钱，他拒绝治病。他知道他在人世间时间不多了，他说，我少给乙方花点钱，就算对安民老弟的一点帮助了。他实在过意不去，坚决要出院。办公室主任没有办法，给安民说李总的心思。安民便亲自跑到北京，劝说李总：你不用心疼钱，钱是为咱人服务的。你只想早日把病治好，钱我想办法。他安排了治疗，要医院用最好的药全力抢救。
用了多少安民小公司的钱，就不用说了。这是人性的关怀，是让李总全家永远忘不了的。
小莉向我讲了这件事，她说得简单，没有多少动人的情节，只是这个事件本身就让人感动了。我问小莉，你是怎样来到安民这个小油田的呢？
小莉向我讲她是怎样到安民这小油田来的——
亲历者说·小莉口述
说来话长，安民不是钻井的团委书记吗，他到女队来蹲点，那时我在女队干得很好，我在1972年立过一等功。1973年，安民找我谈话，启发我，要我提出入党的要求，我也在这一年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拿到党委，却没有批准。可我永远忘不了安民对我说的话，他讲入党不为了好看，不是为了自己得什么好处，而是要多为别人着想，多为国家做贡献。只要想想这一生如何活着才有意义，确定了这人生观，批准入党是早晚的事。听了这些话，虽然没被批准，我也没泄气，我还是照常好好工作，多为别人着想，多做工作。从那时起，我就特别佩服安民，他和女钻工们同甘共苦，摸爬滚打，如同大哥哥一样帮助我们，他以他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女钻工的爱戴，他成了女钻工们无话不说的铁哥儿们。
1973年，有一次往新井场搬家抬钻具，一个150公斤重的钻杆，我们两个女工抬，比较吃力，就一人一头，插上撬棍，往3米高的爬犁上抬。由于用力过猛，我的腰一下子直不起来了。紧接着，一条腰麻木胀痛。大家把我送到医院，医生检查确诊，这次扭伤造成了腰椎间盘突出，不得不住院治疗。我因为年轻，体质好，半年的休养治疗，很快就行动自如，可以走动了。我立马来了精气神，我向曹主任请战要求回女队。曹主任语重心长关心地问我：小莉，能行吗？我听了这句话眼泪刷地就流出来了，我坚定地说：我行！我太想念我们女队的战友了，我太想听那钻机的隆隆声和马达的鸣叫声了，我梦里都想早一天回到我的井队。1974年，我回到女队，我接过了一个小队队长的重任，开赴四马架区钻井。
这时候另一个人物要出场，就是我那口子。我给你说说他吧。他是和安民一个列车来到油田的知青，一起来了400知青，在安民那里有名单。他说我们走在了一条大路上，在一列火车上，他要关心这400人每个人的命运安排。只要一提名字，谁有困难，安民就帮，人们说安民是慈善家。我们那口子和安民是很好的朋友。你知道，那年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可多了，我都没有答应，我和国荣钻一个被窝时，她悄悄问我的心思，问我看上哪个了，我就是谁也没有看中，我还是自己找吧。那年，他在生产科，我在井队，我们出了事故，他来帮我处理，这才认识了他，我看他这人很诚实。
安民是我们的大媒人。安民向我提起了他。说他是个好人哪。我不信别人的，可信安民这个大哥哥的。我给家里一说，妈妈先不同意，因听说他是工人的儿子，内心看不上。可妈妈给姐姐找的，却让姐姐一生不幸福。我想我妈不同意，我们自己先处吧。
他家在四平市，父亲是锻工，他哥儿四个，他是老大；他和安民一起来到油田，他到男队当队长，是陈文秀指导员介绍他入党。
他看上我，便每周都到我家里去。我表哥也不同意，表哥是想让我找个干部。
1974年6月，我到1021队当队长，到四马架开发新油区。他知道了便来送我们，暗里给我一包卢果，让我饿了吃。可到地方，没有食堂，正好让大家分着吃了。我的姐妹们问我是谁给的，我说出他的名字，大家说那就是我们的姐夫呀。大家都说他好，我的心便坚定了。
一次，他和劳资科长开大板车来了。我正上井，有人告诉我他接我来了，要让我回四平，看看父母。我说，我正在井上，我是队长，我不能带这个头，我不能跟你回家。你可以带我们的照片回去，让你的父母看看。
他就到我家，我妈给了他一张照片，是个集体照，他拿了照片便回他家了。我的公婆从这集体照片里一下就认出了我。这不是缘分吗？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呀。公婆看中了我，以后对我可好啦。油田成立运输大队，他当副大队长；再后来到华家，他是副指挥。
我在女队，后来腰又不行了。到1975年我出队，身体不行，做体力活不成，我到了机修站政工组。1977年5月1日，他当生产科长时，给了他一间单身宿舍，就在钻井的院里，我们结婚了，也是在这时候，经过三次考验才批准了我入党。我才知道原来不批我的理由是我好打扮，爱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我决定和工人的儿子结婚，说明我和工人阶级一条心，这个考验便完成了，我便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员。他笑对我说：如不和我结婚，还不批准你哩。
1981年，我到钻井指挥部机关当文书。这时钻井有5900人。这一年，他提为钻井的副总指挥，我便因为他而不能在钻井机关了。
我要学习，我要充实自己，我上了三年电大，学习管理档案。1990年，他调离钻井到采油三场当党委书记去了，我又回到钻井，他不在我倒可以提了。我当了办公室副主任，我管档案室，我们在全省都有名；后来我专门成立了信息中心，包括打字室、复印室、翻译室、阅览室、档案室，我一个主任下边有二十多人。
我正工作得有劲儿，到2000年“一刀切”。女的工龄25年，男的够30年的全部退养下岗。我本来是可以留下的，可因为他是领导，我如果留下，就不好让别人退，不好说话。为了他能做工作，我也就退下来了。那年我才四十七岁呀。
因为心情不好，我的病犯了。腰椎间盘突出复发，这次真的太重了，我生活不能自理，寸步难行。他来给我做饭，可我看他工作那么紧张，不能总让他来呀。就在我最无助、最无望的时候，我们钻工姐姐向我伸出扶助之手。先是志敏到我家当义务护工，每天陪着我到医院治疗，买菜做饭，一日三餐，无微不至，后来也累病了，要住院，我只有向远在北京的赵姐求援。赵姐接到电话，二话没说，当天晚车就回了东北，接过了照顾我的接力棒，一待就是三个月。到康复期，她每天拉着我的手，陪我练习走路，直到我完全恢复。没有这两个钻工姐姐的精心呵护，就没有我的今天了。就是因为我们是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女子钻井队的战友啊，这情分超过了世间一切亲情。
身体好了以后，我就要工作。我才四十八岁呀，正是做事的时候。也有多少家愿意要我。长春一家公司来找我，要我到他们那里去工作。可只要和油田有联系的公司，我那口子都不让我去。因为他是油田的头儿。可我不能不工作呀！我因没有工作而苦恼。在最苦恼的时候，想到的是好朋友。我想到了安民，我们女钻工的铁哥们。
正在这时，安民有了一个华新石油开发有限公司。我便找哥儿们。我说你得帮我，我没有地方去了，只能到你这儿来了。
安民说：“你到我这儿来吧，可不要先告诉他，你先来上班，就在办公室当主任吧，是你的本行。你干起来了，我再说给他，他是油田的领导，可他不能管我呀。”
2003年年初，我就到这儿来了。我当了办公室主任，我的精气神来了。我按着大公司的要求建立规章制度。我没病了，我也开始打扮自己了。
他见我的精神明显变化，才问我为什么，我说安民让我到他那里去。他还问我，什么时候让你去上班呀？我笑了，安民老大哥，早把哥儿们招去了。
我上班就学开车，安民说，好，你学会开车，咱就不用配司机了。我很快就学会了，有在女队的经历，什么也不怕。我什么场合也不拘束。我主持大会活动，我是见过世面的。这几年过年，安民都要招待130到140多人。安民的理想是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园。他每年招待的人，都是别处把他们忘记了的人：他们是那些为油田出过大力、流过大汗的功臣们。这一天，每个人都会从这儿拿到一个喜爱的礼物。
这一天的团聚，是曹师傅、丁师傅最高兴的一天。当有人忘记这些创业者们的时候，安民没有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