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有意，当然想温酒斩华雄，当然想能单枪匹马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只可惜是能力有限，学识不足，有失先生所望也。
如果哪一天，能做成这件事，写一部《中国酷刑史》，不仅写那些大的人事，而且写那些小的人事，写那些日常生活之中令人痛彻的凶险残酷，那些“毫无目的”的残酷，那些“与生俱来”的残酷，写透人性恶的一面，痛哉，快哉，此生足矣。
但愿吧，但愿能有那一天吧。
但我今天已经看到先生在做这件事了，已有《哀妇人》出版了。
再就是这真名网。
前一段时间，我忽发奇想，写了一信给先生，请他来这真名网。原想只是说说而已，并未想到他真会来，毕竟八十多岁了。不想，他竟真的来了，来这网络江湖了，而且注册了，而且发帖了，而且有自己的“博客”了。我真高兴，真佩服他。他在我的眼睛里，真的成精了，成了一精灵。看他发帖子，一天发几帖，我又开始心疼他了，写了一信，劝他莫急，凡事最好细水长流，一天发一帖，也就足够了，这样网友也可以慢慢细细认真看了。
我想这话，他会听的。
他真是人老刀不老。
小文贴出后，跟帖非常多，各种意见，针锋相对，足可见出世态人心，可惜论坛已不在了，那些跟帖也找不回了，好在我的博客还在，还有几条幸存下来：
回复：人老刀不老——我看舒芜
哎呀呀（游客）发表评论于2005-6-7 9：49：59
我改不了对他作为“告密者”的先入之见与厌恶，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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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霞（游客）发表评论于2005-6-30 11：41：51过则勿惮改，当年巴金的《真话集》我觉得“呀”同志应该好好学学。当年的胡风①案，就是没有“芜”的行为，也是要发生的，只不过正好送过来一颗子弹罢了。中国历来是皇上圣明，罪臣该死，希望“呀”同志打掉自己身上的“正义”之气，做一个善良、宽容的人，要看事物的本质，要对那些死不改悔的人进行批判，而不是在打一死老虎，如果你要面对，请你正视一下现实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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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霞（游客）发表评论于2005-6-30 17：16：27
本来是看帖的，没想与“呀”先生过招，所以写了几句，还望“呀”同志见谅，大热天，别上火。我觉得应该挖一挖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而不是针对某个人做了什么，像有些人对余秋雨等。试想一想，如果自己在那样一种环境里，我能做什么！余秋雨们也认为，那些人为什么不反省，凭什么我要反省，我该反省什么！难道真是“窃国者”与“窃钩者”么？我想，人所以区别于动物，应该是对弱者以同情，对暴者以抗拒，应该是孔子提倡的“仁”吧！
Re：人老刀不老——我看舒芜
林阿木（游客）发表评论于2005-10-16 23：05：45
对那些人格有过失或罪尤、而文章却老到或精美的本国著名文人，心里每每真不是味儿……
Re：人老刀不老——我看舒芜
访客128Jb4（游客）发表评论于2008-4-20 15：21：48
我们有什么资格批判另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人？一个人的人格形成是不在自己的掌握之内的，之后很长的时间内，也许一辈子都无能为力。无论是高尚还是卑贱都一样。
① 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湖北蕲春人。1949年以前，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常委。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委员等职。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蒙冤入狱二十多年，直到最后精神崩溃。
Re：人老刀不老——我看舒芜
吉霞（游客）发表评论于2008-4-20 15：59：53
看了回帖，不好意思，再说几句：请问什么是“人格过失”？伟大的人格的标准是什么？国家的？民族的？个人的？我觉得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面前，个人是没有人格可言的。具体而言，“文革”中，谁保持了人格？但就当时的主流说话来说，有人格的都是反革命，是罪人，哪里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事过十年，当年最人格的，却又成了反革命，说来说去，人格的标准不同，主要看你的人格标准是什么！骂秦桧的我觉得不是人格有缺陷，就是胆子有缺陷，要么就是智力有缺陷，宋高宗不想杀岳飞，再给秦大人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杀。在一个不仁不义的世界里，有人格是一种耻辱，没有人格也是一种耻辱，所以，最好不要用人格来框一个人了。
Re：人老刀不老——我看舒芜
吉霞（游客）发表评论于2008-4-21 0：19：03
人格嘛就是人造出来的概念，标准当然不一样。谁的话语权大，谁的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争夺话语权嘛，就是要树自己的各方面的标准……至于人格标准，我看还是按照各自的喜欢划分吧……所以，我就相信自己的人格标准。尽管我是只小狗。
Re：人老刀不老——我看舒芜chaijin发表评论于2010-2-28 7：55：56
把人放在铁笼子里，就是要让那些人自相残杀。每个人的心底都有阴暗面。舒芜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极端意识形态的受害者。
世人对于他的看法，大都是针锋相对的，想调和也很难调和。《书屋》在2000年第1期发表了朱健的《致朱正——兼及舒芜〈我思，谁在？〉》和朱正的《答朱健》以及余世存①的《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之后，又在2000年第5期发表了朱珩青②的《为“我眼中的舒芜”画像——读余世存的〈在迷失和回归之间〉》，又在第6期发表了祝勇③的《背叛的权利以及背叛的结果——再谈舒芜》，又在第11期发表了张业松④的《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等论辩文章，文章写得都很精彩，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形成了事件，引发了报刊和网络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于历史以及现实的更多认识。至于我对舒芜究竟持有什么看法，我脑壳里浮现的是朱正的两段话。一段是：“对于舒芜其人，特别是对于他在胡风冤案中的责任，我已经在《我思，谁在？》序中简单说了一下我的看法。是的，这件事他是错了，是错得很厉害。已经错了，怎么办呢？时光又不能倒流，生活又不能重来一次。认了错还不行，你要他怎么办呢？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人物，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可谓多矣。为什么对于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犯的错误，可以实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只要向前看，不让重提，而对于无拳无勇的一介书生，犯了错误，就要死死咬住，决不松口呢？我们把已经用在大人物身上的向前看的原则也多少用一点到舒芜身上，行不行呢？这些话，我以为并不是因为私交，而是一种历史的公正态度。而且，因为有了这些看法而拒绝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未必不是一种损失。”另一段是：“跟胡风和舒芜都有很深友情的聂绀弩⑤在给他的⑥信中说：‘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我这样说，并没有原谅这件事的意思。其实舒芜也没有原谅他自己。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中沉痛地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他表示，要‘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看了这些悔恨的自责，人们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惋惜之感呢。”我觉得，朱正的话是说得实在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① 余世存（1969-），湖北随州人，有《非常道》等著作。
② 朱珩青，重庆江津人，有《路翎小说的精神世界和“七月派”的现实主义》等著作。
③ 祝勇（1968-），沈阳人，原籍山东东明，有《非典型面孔》等著作。
④ 张业松（1966-），湖南澧县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有《个人情境》等著作。
⑤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著名诗人、散文家。其诗作新奇而不失韵味，幽默而满含辛酸，被称作“独具一格的散宜生体”。
⑥ 周实注：舒芜的。
在我的印象中（通过阅读他的文字），我觉得舒芜终归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追求个性解放的人。经过“胡风事件”之后，也就是1957年，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帮助自己整党整风，他立刻就跳了出来，自告奋勇地提了一条：建议允许办同人刊物，还有同人出版社。这样的观点和那个他反戈一击的“胡风集团”又有什么差别呢？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于是，他又被打成右派（当然还有其他罪状，比如他写的《说“难免”》），成了“胡风集团”的不可挽救的残渣余孽，踏上了劳动改造的以及思想改造的不可预期的漫长之路。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余世存在他的文章里所说过的一段话：“我们今天以长久遗憾而伤感的心情记住了这一事实，我们也须以同情的理解记住这一事实：我们的民族正是在这一时期①从思维上失去了郭沫若②、茅盾③，失去了费孝通④、冯友兰⑤，失去了年轻的舒芜，失去了最富有创造的一群……”思维上所失去的东西要找回来真的很难，它不仅需要生存的空间，而且需要生长的时间。
① 周实注：毛泽东时代。
②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客家人。
③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人。
④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⑤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
先生简介
舒芜（1922-2009），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一九三八年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投稿时始用笔名“舒芜”。一九三七年考入高中时适逢抗战爆发，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桐报》主编副刊《十月》，在该刊发表第一篇作品《及时行乐》，抨击上层人物在抗战中醉生梦死的生活状态。从此开始文学生涯。一九四〇年辍学，在湖北、四川等地农村任小学、中学教师。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历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江苏学院、南宁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进行文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一九四五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成为一场长达五年之久的文艺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这时期还创作了不少杂文，结为《挂剑集》。一九四九年后任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南宁中学校长。一九五二年到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一九七九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并致力于周作人研究，著作甚丰，有《舒芜集》（全八卷）行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