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得辛辣犀利，一丝一毫都不退让，就像跳出战壕的战士，但是，你若读他的信，又会感到宽厚、平和、淡然处之。
2006年，洁泯先生去世后，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不到五百字：
前两日，收到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的一封信，打开来，是讣告：
洁泯（许觉民）先生逝世了。
心里很难过。六月，我们还通过信。五月，我还收到了他寄赠的两本书：一本三联四月出的他的《晨昏断想录》，一本明报二月出的他选编的《走近林昭》。
两本非常好的新书。两本书的字里行间都跳动着他的心。两本书都记录着他所经历过的时代，那个侮辱人的时代，那个损害人的时代（林昭是他的外甥女，也是北京大学的才女，曾因“大逆不道”的言论，被判刑并长期关押，最终以“现行反革命”罪在上海龙华被枪决）。
我与洁泯先生交往也是因为编辑《书屋》。
那是一九九九年，转眼已是七年前了。
文章是《记韦君宜》，发在那年的四月号，实话实说，很有力度。
文章写了一位“密探”，还有一位“隐性领导”，是如何在出版社干扰出版工作的：杨朔写的《非洲游记》因为封面有飞禽猛兽，“隐性领导”认为不妥，强令撕掉，重做，重印；曲波写的《桥隆飙》，一部表现抗日的小说，“隐性领导”认为不好，五万册书，全部销毁。
这篇文章也收进了他的《晨昏断想录》。
这篇文章虽不长，放射性却非常大，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读者的反映是强烈的。
“嚣闹的市区使我烦闷，人际的交谈使我感到烦琐，我真想安静一会儿……”
这是他在《独处》中所写下的一句话。
如今，他是安静了。
文章写得很仓促，看了讣告就写了，而其实我与他1998年就有了联系。最近，偶然整理旧物，就发现了1998年他给我写的一封信，信是2月4日写的：
周实先生：
来函并刊物早已收到。稽复为歉。贵刊办得很好，使人喜爱，可惜北京不易买到。承约稿，至感。我因近年多病，加以患有青光眼，读书写作亦有不便，甚感痛苦。现随函寄去短文一篇，能否刊用，还希裁夺。
短文的标题是《咎由自取》，发表在1998年第3期的《书屋》上。该文主要写了周扬因为擅自撰文发表而被批评一事。周扬的那篇文章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发表在1984年3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之所以批评周扬是因为当时的一位权威理论家据此趁机向中央领导进言，说他没摆好自己的位置。因为周扬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而已，但他却将自己站到了党之外甚至党之上，说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甚至在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都缺乏理论准备。难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吗？针对这位权威的意见，洁泯先生在文章中谈了自己的五点看法：第一，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理论准备是否不足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为确有准备的人，至少应该能够列举若干相关的理论著作或者相关的理论家。不过，他却想不起来。想得起来的引起学术界探讨的，除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中国社会史分期的问题、中国如何降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问题，有关民主革命的虽然确有不少译著，但独立研究和探讨的称得上理论著作的，在他看来，却是少见。即使退一万步说，周扬说得不完善，那也只是一种看法或者学术见解而已，构不成什么罪，也用不着去整他。第二，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准备不足，倒是显而易见的。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未见有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著作出现过。新中国成立后刚进入民主革命的建设阶段，不久就向世界宣告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现在方才正确地指明了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在已经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中，所做的却并非是初级阶段的事情，甚至一度还宣称即将进入共产主义，那就更是完全地走进高级阶段了。超前不仅是空想，而且吃足了苦头，可见理论的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什么人能当理论家，并无特别规定，既可以是政治领导人，也可以是一般的学者。从事理论研探的工作，也没什么文件规定需要“先摆好自己的位置”，更不能以“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为由便判定他不配做理论研究，尤其不应该的是他做出了自己的研究而且发表出来了，便是“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好像理论研究探讨应以级别高低为准，级别愈高，真理愈多，级别低的人是不可以随便做的，倘若真做了而且做出了，也算不得是什么理论。那位“理论权威家”自然是“摆好了自己的位置”，他配做，你不配。这就有点像阿Q见了赵太爷，阿Q说他也姓赵，立刻遭到了斥骂，你也配姓赵吗？情形似乎有点相像。第四，周扬先生的那篇文章，一发表便被指责为异端，断定是有错误的，《新华文摘》本拟转载，未得允许，因此唯一刊载的地方只是那天的《人民日报》，在其他报刊上都找不到。该文发表后，没有一篇文章提它，更说不上什么争论，因为已经被宣布是有严重错误的，所以也就不允许进行公开讨论了。第五，周扬先生的那篇文章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而写的，讲了几个理论问题，本意只供学界探讨。这样的文章，由他来写——他也具有相当的修养——自然也是适宜的，可是只是因为他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便引起了很大的麻烦。于是，我们只能认为，周扬之所以被批评是他“咎由自取”了。
文章写得辛辣犀利，立场观点格外鲜明，一丝一毫都不退让，就像跳出战壕的战士，但是，你若读他的信，又会感到宽厚、平和、淡然处之、善解人意：
周实同志：
……拙稿不先用或不用，都不要紧。我因已年老，思路涣散，有时想好后忽又走神，神散则文气泄，不怪您，只怪我文章不好。现又寄一篇《记韦君宜》一文，她近期写了《思痛录》颇引人关注，我和她共事多年，勾画一点她的音貌，恐也不算是多余的。现寄上请您看看，投贵刊之“其人其事”栏，用或不用，请您裁夺也……
周实先生：
……您自离开《书屋》后，一直无音信，不过我相信，您会在文化出版和写作方面继续奋斗下去的。我们虽未见过面，但神交已久，而且不会忘怀啊……您现在和几位先生创办出版公司，这是好事，但目前上面收得很紧，为生存计，在出版物内容上既不失本真又掌握分寸，实为长期保持生存之应有手段，不知您以为如何……
周实先生：
……来信云您五十岁退休了，是否写错了，怎么也得到六十岁，莫非是一种强制提前退休的土政策？如是这样，是应该力争的。领导不喜欢，可以随便叫人提前退休吗？……您在出版集团编书，为他们策划，是好事。我觉得您年纪还不大，正当写点什么之时，希望您的笔不要因事务多而停下来，能多写就多写，到年纪大了，想写也写不出来，我现在就是这样……
周实先生：
信及书①均收到。您的景况可从您的信和书中见到大概。您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忧愤中仍不忘在追求。我因目疾甚重，对大作先略翻了翻，虽有悲凉意，但领略到有火种在。全书还来不及细看，却隐约有今之《离骚》的悲愤情致。此书此间未见有，我先借给友人看看，我俟以后再细读。我今年体检，发现有癌症。我不动手术，暂用保守疗法治疗。人至老年，总有终点时，何必再吃挨一刀之痛苦……
① 这里指的是《性比天高》。
他是非常关心人的，即使已在重病之中，仍是这样关心人。此信后不久，也就五个月，他就去世了（2006年11月13日），享年八十五。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社科院所发的讣告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许觉民（笔名洁泯），江苏苏州人，1921年12月1日出生。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邹韬奋主办）工作，同时参加陶行知、邹韬奋等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等地下工作。曾参加抗日歌咏队、营救“七君子”等活动。1949年5月至1949年12月，任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办公室副主任。1950年1月至1951年4月，任北京三联书店经理、秘书处副主任。1951年至1969年，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经理、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69年至1973年6月在文化部五七干校。1973年4月至1986年4月先后任《文学评论》杂志主编，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顾问等。1986年离休。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许觉民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评论与研究，其著述在当代文坛内外有广泛影响。主要著作有：《论艾芜的创作道路》（论文），《光明日报》1962年8月13日；《人生的道路》（文学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洁泯文学评论选》（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在沉思中探索》（论文），《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当代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今天将会过去》（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出版的散文集有：《人面狮身》《眼睛》《人间风景》《读而未竟》《晨昏断想录》《风雨故旧录》……
从讣告中，我知道了他在1937年也就是他16岁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还知道他1938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而此前，他于我，只是一个文化人。或者，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读书人。我很惊讶《性比天高》，他一翻就感觉到了我心中的悲凉之意，而不少人读完全书，却被书的意象迷惑，不知道我写了什么。
先生简介
此篇文末引用的讣告已经详细地介绍了洁泯先生的生平，我就不写简介了。我在这里引几位他在文研所的同事对他所作的一点评价作为简介的补充吧。朱寨（1923-2012，山东平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说他的平易近人不是礼贤下士，不是刻意迎合，不是屈尊敷衍，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樊发稼（1937年生，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说他热心真诚地帮助研究人员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杰出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好朋友。蒋守谦（1936年生，江苏淮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说他作为领导从不弄权，从不颐指气使。汤学智（1942年生，河北南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把他的这种品格总结为：一真人，率真，不迎合，有风骨，不说假话，有理想和信念；二智人，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个人生命的超脱，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三善人，体现在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性的善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