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孤独的，即使身处队伍之中，即使身处潮流之中，他也是很孤独的，但他相信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声音，不孤独。
也许因为住得近，电话联系也方便，自然少有他的信，好不容易找到一封，信也不长，只有几句：
周实兄：
你好！
谢谢惠寄《良友》第三辑，看来好像已经在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给我的印象是“民间化”气息浓郁起来了，很好，很难得。前四组文章特别吸引我，有一种感激之情，如今这样的阅读体验很少有了。
今年夏天长达两个月的35°上下高温让老弱的我几乎支持不住，什么事也干不成，近日稍凉，有恢复的迹象，也想做些事了，而且很想找人聊天，可找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你，记得你告诉过我，去你家里因为令堂欠安不方便，我去过一次你的办公室，不知近来搬动了没有？电话号码也不知更动了没有，天气好时想找你会先打电话问你方便不，可以吗？
你是编、写高手，我是贪馋的读者，自然很想向你讨教，也很想告诉你作为一个读者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又能向谁倾诉呢？虽然出版界的熟人似乎不少。
当然也很想向你们投稿，总是在考虑怎样才能比较接近你们的要求。
再谈，祝
秋祺
彭燕郊
2007.9.10
他是客气的，一贯都客气，我也给他回了一封信，幸亏是用电脑写的，所以也就留了下来：
彭老师：
您好。请原谅我用电脑给您写信，习惯了，用笔写起来都不太顺了。现在能像您这样，一个格子一个字地写的人，不多了。
今早看到了您的信。今天是个太阳天，早上有雾，太阳在雾后面，红红的，没有芒，就像水彩润染的那样。
您在信中所讲的，所想的，我想我是能体会的。应该我到您那里去，到您那里于我来说，真的很方便。我只是怕耽搁您，打乱您的生活节奏。年纪大了，能安静，能看书，而且还能写点东西，多么好。我担心我打扰您。我家里有老人，我很明白这些的。
关于编书、读书、写作，真的不知如何说好。
去年到今年，我所组织编辑的书，基本都被枪毙了（当然也有少数漏网，但很可怜，都已经奄奄一息了）。
比如，您看到的这套《良友》文丛，在湖南，连选题都未通过。只好转文汇出版社，请文汇出书号，请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出资金，由文汇出版社社长肖关鸿兄和青岛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蔡晓滨先生当主编，才算弄成了。幸亏了他们两位老总，也幸亏了青岛兄弟文化公司的两位年轻的朋友（此书具体由他们编辑，我们这边组一些稿），不然，肯定又夭折了。现在，第四本已经下厂，来势反映都不错。再就是《咔嚓》，这套民间影像丛书，在湖南仅仅出了两本，反映虽然非常好，湖南也不肯出了，只好转山东画报社，他们很看重，愿全额投资，新编的一集快下厂了。去年到今年，我已编辑完但被枪毙、拘留（暂搁）的以及正在营救（想办法）的还有《七〇后诗歌档案》（四十来万字），《八〇后诗歌档案》（四十来万字），《中国新诗五十年》（带图，四十来万字，打算分上下两册出版，林贤治写），《中国散文五十年》（带图，二十来万字，也是林贤治写），还有很多不错的书，都在这里被枪毙了，只好转别的地方出版了。去年到今年，我主要在编《湘潭黎氏》一套五卷的传记，大约一百七八十万字，书稿是黎氏后人黎白先生写的（曾写过电影《金沙江畔》等），改得很苦，现在改完了，也排好了，封面设计也做好了，结果仍然被压住，说什么要专题报批，现在正办报批手续，难矣（不过，我想终会通过）。关于《湘潭黎氏》这套传记，我是有一点想法的，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家族这个词已被弄臭了，而一个国家若没有好的家族承传，在我看来，那基础也就是非常差的了。我原想由此开始，好好组织编出一套好的中国家族的传记，但现在看来，恐怕也很难，光是报批这一项，就可使你焦头烂额。讲到好一点的书，已经组织完稿的，还有一套三本的《中国同性恋报告》（李永平负责组稿编辑），也是一百多万字，是青岛的张百川先生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也是联合国组织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结果也是不能出，没有人签字，只好暂搁了，但愿哪天能有一个好的出版社的社长愿意承担出版它。总之，一句话，在编辑方面，我是很沮丧的了。看来，今后我这人是很难做成什么事了。再说，自己人也老了（在您面前说老字，虽然显得有点好笑，但面对现实确是如此）。家里的事也不少，身体也大不如从前。灰心之时，疲倦之感也就越来越大了。那天，一位朋友来信，问及近况，我就写了这么几句算是给他的一个回答：
突然之间，我就老了
你看我的这条胳膊，仿佛已有百年时光
太阳显得有点暗淡，在那玻璃后面游荡
那是一块磨砂玻璃，一块昂贵的磨砂玻璃
天空也是点点斑斑，凸的，凹的
方的，圆的，带有一块块的瘀伤
我的脑海，或者眼底，总有一团
闪耀的火光，它总将我看到的一切
滋的一声，化作青烟，一缕，一缕，飘向四方
还有河水，滔滔流过
映着孔子千年的身影，模糊了我远望的目光
记忆的铁锚抛在哪里？往事的风声响在耳旁
关于写作，去年出的那本《写给Phoebe的繁星之夜》，我记得是送给您了。那是一次即兴的网络写作，激情是有的。去年到今年写了一些随感，最近选了一些编了一本，取名叫《无法安宁》，打算交花城出版社出，当然，最后能不能出还要看。这里呈上一本打印的（里面还有些错别字，出版社通过后再改吧）。
这几年的写作，就我而言，除了《刀俎》外，大都是一些很个人的文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算是人生的一种必然表现吧。
周实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五日
此信后半年，他就病逝了，我去参加了追悼会，回来写了一点文字：
参加了彭燕郊的追悼会才真正地感觉到他是真正地走掉了——永远。
追悼会遵照他的遗嘱，播放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悲怆的音乐表达了他生前的忍耐坚强，表现了他那含蓄的不被命运打倒的笑容。
去的路上，我心想，会放什么音乐呢？我想应该是《送别》——夕阳山外山。后来，果真放了这首，可惜奏得太急太响。
悼词中说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纯粹对于他，确实一点不为过的，只是可惜这个词在如今的社会上已经被人用滥了。
还朗诵了他的诗，又感受到了他的心情以及他的语言的张力和那放射的冲击力。
去年九月他来信，想要到我这里来，想要和我聊一聊，我说不行，这怎么行，还是我去你那里吧。后来，我先后去过两次，具体日子说不清了，两个下午，两个人，对坐着，乱扯着，一直扯到天断黑。他后来又来了电话，还想要我去，可是，我却因为事多，一直没有去。今日想来，真是遗憾。人生就是如此吧，就是如此的遗憾吧。
扯了一些什么呢？扯到很久很久以前，扯到眼下的一些人事，还有可以设想的未来。
扯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诗，他的茶几上摆了好多诗——朋友送他的，各地寄来的。
我知他心里的想法，可惜我仍忙于俗事，无法深入他的心——他的那颗无羁的诗心。
他很遗憾吧？我也很遗憾。一个诗人的那颗心，若不全身心地深入，你是很难把握的。
何况他，写得那么多，而且那么好，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他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李白、杜甫那样，一生都在写着诗，从生写到死。
也曾谈到死，他哈哈一笑，我也望着他直笑。死对一个诗人来说，真的不能算得什么，诗人看重的是他的灵魂。
他的灵魂就是诗。他的灵魂摆在这里，你真的能好好看吗？
开完追悼会，又回到家中，打开他送我的诗文，又翻到了这首《家》，我第一次读他的诗，就是读的这首《家》。
家
——给一个在动乱中失掉家的人
小小的蜗牛
带着他小小的家
世界是这样广大
而他没占有一寸土地
除了这小小的家
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
这小小的家
他自己的血肉的一部分
像他自己那样的小，那样的轻微
那样地容易受到攻击
这小小的家，谁知道
哪一天会遭到毁灭
果然，残暴者出于一时高兴
一时高兴而异想天开
或许仅仅为了消遣，下了毒手
小小的蜗牛的家成了碎片
凄凉地，瑟缩着
在天光里，裸露着他那软弱的身体
满身布满伤痕，茫然地蹒跚着
这垂危的流浪者，真正一无所有了
一颗沙子也能够伤害他
一片草叶对他也锋利
这一道道堆叠起来的伤痕，难道
就不能给他多少增添一点自卫的力量
人们常说，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如今，他该感到轻快了吧
谁知道呢？可能，习惯于轻快
并不比习惯于沉重容易……
他的诗心是不死的，我对自己这样说——无论处在何种环境，无论天堂还是地狱，他的诗心是不死的——我对他人也这样说。
那两个下午，我和他聊着，究竟聊了些什么呢？聊得最多的，现在想起来，还是编辑和写作。他对我说，他这辈子，还想创办一份刊物，刊物的名字叫《少数》。他问我如何，我说当然好，相对于《多数》，那是绝对好。他笑了，他问我，到底想说一些什么？我说我所想到的是除了他所说的少数，那些思想上的少数，那些追求精神的少数，这个国家还有一些令世界都震惊的少数，如秒杀豪华轿车的少数，买几万元一件衣服的少数，买上万元一双皮鞋的少数，住上千万甚至几千万傍山临水别墅的少数。他说我故意和他抬杠，我说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他问若是我来办，我有什么具体想法。我说若是我来办，那我更想办《个性》《个人》《个体》或者叫作《某个》也行。我觉得在中国，自古以来，少数也好，多数也好，都是容不得个人的，容不得个人的不同意见，容不得个人的特异生命。再说，少数和多数，也非绝对不变的。少数可以变为多数，多数也可以变成少数。少数时他们是这样，多数时也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这种情况在中国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中国多的是群众，少的是个人，少的是个人特有的立场，少的是个人格外的意见，少的是个人的不同思想、不同主张、不同主义，还有个人应有的尊严。中国如果有个人了，有了个人的这些了，中国的少数也会变，中国的多数也会变，中国的群体也会变，整个中国都会变。那时的中国会是一个由独特的个体构成的统一坚实的整体。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我的认识、我的这个个体的意见。他说他喜欢这个意见。他真的是谦虚的。他的谦虚是那种活到一定年纪的谦虚，你没活到那个年纪你想学也学不好的。
十年之前，他曾经将他改定的一篇旧作重新公开发表了。发表后，他寄我，嘱我看一看。我看后将感受写成了一封公开信，发在《三湘都市报》上：
燕郊先生：
你好。发表在《创作》今年二月号的长诗《妈妈，我，和我唱的歌》拜读了。
你要我多提意见，我却不知如何说好。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意见也就越来越少，用各级领导的话来说，人也越来越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