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为什么地方当局与当地部分民众还如此热衷于重划政区、更改地名呢？而且还有不少地方正在密锣紧鼓地推进呢？原因很简单：追求利益最大化。淮安市一位领导曾说：“老淮安是一个灯泡，放在一间房子里照得人睁不开眼睛，现在把他放在大礼堂里，让它照到更多的人。老淮安是一把雨伞，以前下面站了一个人，现在下面站了九个人（地级淮安市下辖五区四县），这是多么好的事情。”这位领导难道没有想过，如果这个灯泡还是那么亮，或者不增加新的灯泡，能照亮一个礼堂吗？一把伞如果不扩大，能挤得下九个人吗？用通行的话讲，只有做大蛋糕，大家才能吃得多。一味吃老祖宗留下的人文资源，大家分一个地名的含金量，只是将一块蛋糕切薄摊大，一平二调吃大锅饭，最多只能产生望梅止渴式的错觉，能有实际效果吗？
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出于私利推波助澜，如一再宣扬某处地名一改，增加了多少亿旅游收入。实际上，这主要是该地成为世界遗产后大量投资、大规模开发的结果，改名的作用微乎其微。像徽州改名黄山，反而增加了麻烦。其他没有改过名的世界遗产，在申遗成功后旅游业也蓬勃发展，又作何解释？
另一个因素是“地级市”的普遍设置，给频繁更改地名提供了机会。限于篇幅，不再赘叙。但还是要指出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找不到“地级市”的合法地位。
2012年2月9日
旅游点的成本为什么会越来越高
中国一些著名景点的门票价格早已进入世界最高水平，但还是不断要求涨价，理由是成本上涨。有的装模作样开个听证会，出示的主要证据也是成本。
按理说，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不可能是世界最贵的，实际上景点大多数工作人员的工资很低。中国的建筑材料、电器、家具、食品、饮料等也是世界上比较便宜的（如果不是最便宜的话）。绝大多数景点的设施既不先进，更不完善，其中免费又高质量的服务极少，很难找到免费饮用水、卫生纸、洗手液，烘手器不是坏了就是没有电。莫名其妙的收费、罚款倒不少，有些景点连自带照相机、站在某一位置拍照也要收费。
那成本高在哪里呢？
首先是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将景点当成摇钱树、小金库，规定每年要上缴多少钱，而且该由政府拨的款也不拨了。本来，旅游资源属于国民，享受旅游资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政府完全可以并应该将一部分纳税人的钱用于旅游开发和管理，以造福于民众。有的旅游点同时也是文物，政府应该拨发保护经费。旅游点的一些配套设施如道路、桥梁、电信、水电等的建设和维护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政府该出的钱不出，连上级部门的拨款也挪作他用，景点的成本焉能不高？
有些旅游点是承包给企业或私人的，主管部门只关心自己能收到多少钱，却不管门票卖多少钱，或者简单地根据承包者列出的“成本”审定门票价格，这样的成本又怎会不高？
其次是管理费。虽然景点大多数基层员工的收入并不高，管理层和上层、重要关系户的收入却相当高，甚至高得惊人。超标准的办公室、办公室器具、办公楼、宿舍以至豪宅、别墅，甚至非旅游点工作人员的开销，都能计入管理费。
招待费也是各旅游点一项庞大开支，大概没有一个景点不需要准备大量供馈赠的门票，还有种种免票对象。对重要人物及其家属、随员，还得招待他们玩好、吃好、住好，临走时带足带好。要是该旅游地不幸有土特产（可惜多数景点都有，本身没有，所在地也肯定有），四时八节还得主动“进贡”。旅游点有些豪华建筑和设施根本不向游客开放，本来就是为高官要人建的。为了保证他们的舒适，往往占用大片风景，即使空着也不许游客进入。但这些费用是无法公开的，也难以按实际开支报销，最终不是列入建设费，就是纳入管理费，最终计入成本，转嫁到游客头上。
所以，要使门票不再涨并能逐步下降，必须对旅游点的成本进行严格审计，向公众公布结果。在此基础上，明确哪些钱应该由哪个政府部门出，哪些钱不得列入成本，哪些钱不容许进入私人钱包。主管部门应对旅游点运行和管理的费用作出规定，不许突破，对已经被承包的也不能例外。
发改委应该规定，在对成本的审核没有进行并获得通过前，旅游点门票价格一律冻结。
2010年7月22日
关于以每年5月19日为国家旅游日的建议
自1979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确定以每年9月27日为“世界旅游日”以来，已有很多国家确定了本国的旅游日。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旅游意识，推动各级政府重视旅游和旅游产业，吸引更多国际游客，促进旅游事业的持续发展。
我国已在纪念郑和航海六百周年之际确定了中国航海日。几年来，通过纪念中国航海日和一系列相应活动，对加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普及航海知识，推动航海活动，巩固蓝色国土和建设航海大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了设立这一纪念日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事业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进入世界旅游大国之列。但与我国辽阔领土、庞大人口、悠久历史、众多民族、灿烂文化相比还很不相称，在世界所占份额很小，旅游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偏低，特别是国民人均旅游消费还相当少。目前正经历国际金融危机，振兴经济、拉动内需为当务之急，为有力推动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提高国民的旅游意识，促进旅游消费，国家旅游日的设立实为当务之急。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我以为，以每年的5月19日或5月的第三个周末为国家旅游日是最合适的，理由如下：
一、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旅行家，是一位具有自觉旅游意识和科学观念、又留下了最丰富记录的杰出人物。《徐霞客游记》开始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晦，即公元1613年5月19日，他于此日“自宁海出西门”，开始新一段旅游。这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位旅行家一次长途旅游有明确记载的出发时间。
二、徐霞客的籍贯和出生地在今江苏江阴，而游踪遍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还可能到过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河北、天津、北京等地。这些地方旅游资源丰富，以纪念国家旅游日和徐霞客为契机，便于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促进各地旅游业开发。
三、5月中下旬我国各地的气候条件都比较适宜举办纪念活动和旅游。
四、5月19日或5月的第三个周末，与现行的国定节日（5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都有一定间隔，便于安排。
2009年1月12日
新疆不“新”，新疆常“新”
新疆，从字面上解释就是新的疆土。但这是对清朝而言，因为从644年入关开始，清朝首先致力于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占有明朝的全部领土。由于当时据有今新疆的准噶尔一度扩张到蒙古高原，康熙皇帝必须先击败准噶尔的攻势，恢复对内外蒙古的统治，对西北地区还鞭长莫及。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天山南北路才归入清朝版图。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今新疆和相邻的中亚地区的确是最后和最新的疆土，称为“新疆”名副其实，所以当时就有了这样的名称，但在那里设立的行政区还是命名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设置行省时才以“新疆”为名。
但对历史上的中国来说，新疆的归属并不是从清朝开始的，所以“新疆”并不“新”。
新疆与中国内地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因为在内地甚至沿海地区的遗址中，都发现过和田玉，其产地绝对是在新疆。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些玉石总是有人从新疆运来的。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蒙古高原为基地的匈奴人已经扩展到西域，包括今新疆的一部分。公元前2世纪，原来居住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月氏（支）人和乌孙人，为了摆脱匈奴人的控制，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并进而迁往中亚。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汉朝与西域的交通线已经开通，人员来往已相当频繁，汉朝的使者、行政官员、将士已进入西域。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宣帝正式设置西域都护府，今新疆和中亚巴尔喀什以东以南的区域归入汉朝版图。尽管汉朝仅派驻少量军队，并且继续保持当地民族和政权的自治状态，但对这块土地拥有主权。在西域范围内，无论是有三十万人的大宛和六十三万人的乌孙，还是只有数百人的小国，都服从汉朝的统治。《汉书·西域传》中对它们的户口、“胜兵”（合适的兵源）数量都有具体的统计数。
由于两汉之际战乱的影响，汉朝对西域的统治一度中断，但东汉、曹魏、西晋都设有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主权。十六国的前凉、后凉、西凉和北魏，都曾拥有西域的一部分。隋朝在今新疆设立了伊吾、鄯善、且末三郡，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设置的正式行政区。武功赫赫的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灭高昌（在今吐鲁番），贞观二十年破降薛延陀，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擒突厥车鼻可汗，显庆二年（657年）破降西突厥，龙朔二年（662年）破铁勒，平定天山南北。至此，不仅今新疆境内全部归入唐朝版图，连中亚的锡尔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也成了唐朝陇右道安西都护府的辖境。尽管在755年安史之乱后，吐蕃取代唐朝成为今新疆大部分地方的统治者，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中断了相当长的年代，但来自中国北方的辽朝遗臣建立的西辽（黑汗、喀喇汗）曾长期统治西域，元朝、明朝都曾拥有西域的一部分。
不过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新疆的确经常处于新的位置，历经数千年而常新。
新疆地处中国西部，与中亚各国相邻，而通过河西走廊又与中部及沿海地区相连，是东西方交通大动脉经过的地方，在丝绸之路开通后更是长盛不衰。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就通过河西走廊传播到西域，西域乃至欧洲、非洲的文化也从河西走廊东传。由于在唐朝后期以前，外来文化主要通过丝绸之路和河西走廊传入中国，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的方向是西部，因此这条陆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海上航线。即使在它为“海上丝绸之路” 所取代后，民间的人员和物资交流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新疆阿斯塔纳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古尸中，有的明显属于欧洲白种人，说明在两三千年前欧洲人就到过新疆，有可能带来他们的文化。当匈奴控制着从东北亚到中亚的广阔地域时，因种种原因进入匈奴地区的华夏人、东胡人、中亚人就有可能在新疆这块土地上交融繁衍。乌孙和月氏从河西走廊迁入新疆又继续西迁的过程，既是两次民族迁移，也是两次文化传播。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在汉朝控制西域之前，西域已形成“城郭诸国”——依托绿洲并以城市为主要居住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数十个小国和一批“行国”——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今新疆境内曾经拥有过相当多的民族，如古西域人、欧洲人、匈奴、乌孙、月氏、华夏（汉）、鲜卑、高车、铁勒、突厥、薛延陀、波斯、天竺（印度）、吐火罗、粟特、吐蕃、吐谷浑、契丹、蒙古、回纥（回鹘）、维吾尔、哈萨克、阿拉伯、回、满、锡伯、俄罗斯、塔吉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等民族，使当地的文化不断变化，也不断更新，有的今天依然繁荣，有的已成千年绝响，甚至杳无踪影。在新疆保存和发现的古文字也堪称世界文化宝库，有的早已绝迹，或者至今还无法破译。
到过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人无不为这个文化艺术宝库的博大精美而惊叹，但佛教文化包括石窟这类建筑方式正是经新疆传入中国并逐渐传入内地的。我到过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拉和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曾经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克孜尔石窟内画的飞天是裸体的，到了敦煌一带就半裸了，而到了云冈和龙门就全身盛装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一种外来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中国化的。但新疆处于进入中国境内的起点，所以能保存比较原始的外来文化。但是对由中国外传的文化而言，新疆也处于中国境内的终点，尽管长途的传输或许已经产生变异，却往往能意外地保留住一些文化化石。
当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大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大败而归时，唐军中被俘的造纸工匠却完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事——将造纸术传到撒马尔罕，最终取代古埃及用草莎草的造纸术，成为一项世界性的技术。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已经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东方，但趁安史之乱隔断河西、据有新疆的吐蕃人也同时隔断了阿拉伯人对唐朝的威胁。吐蕃的长期占据使新疆境内的佛教文化臻于极盛，却在伊斯兰教东扩后烟消云散。蒙古铁骑一度成为西域的主人，但军事上的征服者很快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蒙古征服者最终不仅皈依伊斯兰教，连他们自己也融合于当地民族。
到了近代，便捷的交通使人口的交往和迁移更加频繁，新疆的丰富资源、辽阔土地、多元文化和战略地位吸引了怀着各种动机的人群，也带来了更为多样的文化。当阳光驱散乌云，屈辱成为历史，融合代替冲突，干戈化为玉帛，新疆又一次向世人展示出常新的风姿。
“新疆”不新，她早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常新，她在各族人民不断的滋润下永葆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