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中，却有一件小小的“公案”。1914年6月初至15日，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南下洼龙泉寺期间，曾绝食抗争。此事当时动静很大。这期间，鲁迅未曾到龙泉寺看望过章太炎。
一
一个人，如果在日记中提到某人时都恭敬有加，那一定是对后者发自内心地尊敬。鲁迅在日记中都对之恭恭敬敬者不多，就那么两三人。依鲁迅与之相识早晚为序，第一人是俞明震。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求学时，俞明震是学堂总办，也就是校长。鲁迅在散文《琐记》中有这样的叙述：“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①这“新党总办”，就是俞明震。俞明震字恪士。鲁迅在日记中写到他时，有时称“俞师”，有时称“俞恪士师”。俞明震晚年寓居北京，鲁迅多次登门看望。例如，鲁迅1915年2月17日日记：“下午同陈师曾往访俞师”，这“俞师”就是俞明震。鲁迅1915年4月10日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午后访俞恪士师，未遇。”去看望俞明震，俞明震却不在家，于是鲁迅第二天的日记便有这样的记载：“午后访俞恪士师，略坐出。”头一天没有见到“俞师”，第二天又去了。去了，也就是坐一会就告辞。登门拜访，本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想看看过去的老师，想与老师说几句闲话而已。鲁迅在日记中对之恭恭敬敬的第二人是章太炎，第三人是蔡元培。先说蔡元培。俞、章、蔡三人中，鲁迅与蔡元培相识最晚。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许寿裳是教育部职员。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于是鲁迅也来教育部就职，这才与蔡元培相识。1936年10月，鲁迅先于蔡元培辞世，在此之前，鲁迅一直与蔡元培保持来往，所以，俞、章、蔡三人中，蔡元培在鲁迅日记中出现次数最多。在日记中，鲁迅有时称蔡元培为“蔡先生”，有时称“孑民先生”。从1912年与蔡元培相识，到1936年辞世，二十几年间，鲁迅与蔡元培一直有交往，对蔡元培的某些言行，鲁迅内心未必完全认同，虽然问题并不严重，但也可能多少影响到鲁迅对蔡元培的态度，所以，在日记中，径称“蔡孑民”的情况，也是有的。总体上，鲁迅对蔡元培是很尊敬的。
①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鲁迅与章太炎相识于东京。1903年春，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并与邹容相识。邹容写了《革命军》，章太炎为之作序。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发行。6月9日，《苏报》发表《读革命军》一文“以阐扬之”；次日，又发表章氏序文。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这“是章邹与苏报牵合之点”①。1903年6月，章太炎又发表了洋洋洒洒近万言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6月29日，《苏报》转载此文，且将题目改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邹容的《革命军》，章氏为《革命军》所作序言和驳斥康有为的文章，令清廷亦恐亦怒。在清廷的压力下，上海工部局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是为“苏报案”。章、邹最终被判处监禁三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邹容未等到监禁期满便瘐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当晚便乘船东渡。到东京后，章太炎主持《民报》笔政。与保皇派笔战之余，章太炎还应部分留日学生请求，举办国学讲习会，定期讲学。鲁迅嫌大班“太杂沓”，便与许寿裳等人商量，请章太炎另开一小班。章太炎欣然应许。于是，又在自己寓所开了一个小班，每个星期日的上午上课，先讲《说文解字》，后又讲《庄子》，听讲者只有许寿裳、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等八个人。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民报社听讲二》中，对此有这样的回忆：“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于学生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鲁迅听章太炎讲学，有的说几个月，有的说半年多，有的说一年多。总之，虽然时间不长，但学术旨趣、文化观念，甚至政治思想上，都深受章氏影响。完全可以说，鲁迅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
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91页
对章太炎，鲁迅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爱，也有着由衷的感激。在日记中，鲁迅有时称“章先生”，例如，1912年12月22日日记：“同季巿赴贤良寺见章先生，坐少顷。”1915年1月31日日记：“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归。”但更多的时候，是称“章师”，例如，1914年8月22日日记：“午后许季巿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1915年2月14日日记：“午前往章师寓……夜归。”1915年5月29日日记：“下午同许季巿往章师寓。”1915年6月17日日记：“下午许季巿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
然而，在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中，却有一件小小的“公案”。1914年6月初至15日，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南下洼龙泉寺期间，曾绝食抗争。此事当时动静很大。这期间，鲁迅未曾到龙泉寺看望过章太炎。章太炎绝食，鲁迅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敬爱的老师面临生命危险，同居京城，鲁迅是否应该去看望、去劝说呢？依常情常理，是很应该的。但鲁迅终于没去，也自有其苦衷。
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没有去看望、去劝说，这让我想到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台湾，当雷震被国民党投进监狱后，同居一岛的胡适，一次都没有去探过监。雷震批评蒋氏父子、批判国民党、办《自由中国》、争民主、争自由，是得到胡适大力支持的。如今，雷震锒铛入狱，依常情常理，胡适应该到监狱去看望、安慰雷震，哪怕只去一次。但直至猝然辞世，胡适都没有踏入过监狱的大门。胡适如此“绝情”，当然也有他的无奈。
二
章太炎在龙泉寺绝食期间，鲁迅没有去看望、劝说，本来没有被研究者注意。使得此事成为问题的，是许广平。
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用较多的篇幅写了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其中一段是：
鲁迅先生对于太炎先生是很尊崇的，每逢提起，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当章先生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时，曾经被逮绝食，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①
这里“还是推先生”中的“先生”，指鲁迅。按许广平的说法，章太炎“被逮绝食”后，鲁迅“亲自”到章太炎跟前劝说，而鲁迅也终于说服了章太炎，于是章太炎恢复进食；而且，鲁迅前去劝说，是“大家”公推的。这“大家”，应该指章太炎在京的诸弟子。诸弟子之所以公推鲁迅前去，是因为其他人“没法子敢去”。这也就意味着，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是唯一前去“婉转陈词”者。
1979年10月，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出版了《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其中的《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一文，正的就是上引许广平这段话之误。朱正依据多种资料，令人信服地指出：在章太炎于龙泉寺绝食期间，鲁迅没有去探望过，因此也就谈不上对章太炎“婉转陈词”的问题；而且，在此期间，并非“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而是弟子们曾“环吁床前，请进食”，所以，鲁迅非但不是唯一前去“婉转陈词”者，倒可能是少数没有去劝说者之一②。
①见《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44页。
②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湖南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章太炎因绝食而生命垂危，弟子中多人前去看望、劝说，鲁迅却没有出现在床前，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该如何解释鲁迅在龙泉寺的缺席呢？
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挤掉孙中山，坐上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这时，章太炎是寄希望于袁世凯的，因而也支持袁世凯。袁世凯拒绝南下，坚持以北京为首都，章太炎公开表示赞同。1912年4月，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于是章太炎也北上到北京定居。章太炎之所以支持袁世凯，是以为袁世凯真心拥护共和。袁世凯当然会让章太炎失望。二人间的矛盾便日见其甚。袁世凯嫌章太炎在北京碍事，便于1912年冬任命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这只不过是一个虚衔。1913年3月，宋教仁遭刺杀，这令章太炎对袁世凯从失望走到绝望。7月，章太炎辞去东三省筹边使的职务，南下上海，会见孙中山，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章太炎被袁世凯诱骗到北京。章太炎到北京后，袁世凯立即派人将其监视起来。袁世凯要称帝，就要扫除障碍。一般的人，如袁认为是绊脚石，就直接肉体消灭。章太炎是袁世凯通往帝位的绊脚巨石，袁世凯当然也想把章太炎直接干掉。无奈章太炎影响太大、声望太卓著，欲杀而又实在不敢。将章太炎监视起来，限制其自由，特别是剥夺其发表言论的自由，是袁世凯对付章太炎的唯一办法。
袁世凯称帝前的几年，大搞恐怖主义。1933年4月，鲁迅写了《〈杀错了人〉异议》一文，对这几年的情形有所回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党，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①
①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00页。
②亦称《京畿军政执法处冤狱录》。
世间有“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两说。袁某的狂捕滥杀，称“红”称“白”皆不合适。袁某大搞恐怖主义的目的，是为自己穿上龙袍、坐进龙椅扫清道路，龙袍龙椅都是黄色的，所以，袁某的狂捕滥杀，勉强可称之为“黄色恐怖”。北京城中，“黄色恐怖”自然更甚。袁世凯直接掌控的京畿军政执法处，有任意监控和捕杀官民之权，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这个执法处，抓捕、审讯、判决、行刑，都是秘密的。其时国人，尤其京城人士，谈之而色变。执法处的总办，先是陆建章，后是雷震春，二人皆被国人目为魔鬼，称作“屠户”。关于这军政执法处，论及者众多。但如果不读王建中所著的《洪宪惨史》②，就不知道这军政执法处是如何“执法”的。这军政执法处，是“错拿了不能错放”的地方，进去了而能活着出来者极少。为避免内情外泄，即便发现抓错了人，也往往处死。所以，军政执法处的详情，鲜有人知。而王建中则是极少数活着出来者之一，更是出来后唯一著书揭露执法处内幕者。王建中于1913年被选为全国省议会联合会会长，又被江苏省督军冯国璋聘为督署咨议。1915年9月，王建中因被袁世凯视作称帝阻碍而在沪被捕，被捕后不久，被押送京畿军政执法处。军政执法处两次判处王建中死刑，都因冯国璋竭力营救而未能执行。冯国璋的实力，让袁世凯不能不给个面子。死刑虽暂缓，但拘押却难免。直至袁世凯“龙驭上宾”，王建中才走出鬼门关。在《洪宪惨史》的“自序”中，王建中说：“余民国四年避难沪滨，因反对洪宪帝制嫌疑，被捕于英界爱而近路。罗织引渡后，遂羁押上海镇守使署……是年十月杪，递解京师，交由京畿军政执法处非法讯办。甫经到处，遂加以全身桎梏，押入乙号牢笼。虽戏剧中常演之鄷都城、鬼门关、阎罗殿，其森严恐怖，尚不足以形容该处于万一也。”至于为何要写这本书，王建中的解释是：“余虽不文，勉为编述，彰善瘅恶，警告同胞，庶使非法杀人机关如京畿军政执法处者，再不至于发现于共和时代，斯乃余之志愿，而世界主张人道者，亦固无不乐为赞同也。”①
①王建中：《洪宪惨史·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