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建中的《洪宪惨史》，叙述了部分政界人士被军政执法处拘捕、残害的情况。首先叙述的是张振武、方维被害的经过。张振武是湖北人，在武昌起义中有殊勋，与蒋翊武、孙武齐名，并称“三武”。张振武“深明大义”而又“不屈不挠”，这就足以令袁世凯忌惮。1913年4月，应袁世凯之召，张振武带着参谋长方维到京。到京后，蒙袁世凯传见，且“待遇极优”。这是袁世凯在试探张振武的政治态度，看看自己果然称帝，张振武是何反应，而之所以“待遇极优”，是再看看张振武是否可诱之以利。但张振武时时处处“以保障共和国体为己任，报章著论，府院上书，义正词严”，这样，他就非死不可了。一日，袁世凯召张振武赴宴，张振武与方维同乘一马车前往，行至棋盘街，突遭陆建章所派之人逮捕，“缚以长绳巨链”，押至军政执法处。湖北各团体闻讯，纷纷发电报营救。雪片般飞来的电报，让袁世凯更看清了张振武在湖北的影响，也就只能加速张振武的死亡。夜半时分，张振武腹痛如厕，即在厕所连饮数弹毙命，而方维亦在囚室中被绳勒而死。
与张振武、方维这些人相比，章太炎实在是大受“优待”了。不过，我们暂且把鲁迅与章太炎的事情放下，谈谈胡适与雷震的事情。
雷震，字儆寰，1897年生。1949年以前，他长期是国民党内的高级官员。后被国民党开除。1949年，雷震主编《自由中国》半月刊，从此全身心地投入“争自由、争民主”的活动，于是便与蒋家政权时刻处于矛盾冲突中。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借故逮捕了雷震、傅正等四人，是为轰动全岛的“雷震案”。10月8日，雷震被台湾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利七年，另几人也都获刑。雷震服刑时，胡适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双方共同的朋友，都希望胡适能到监狱看看雷震，对雷震有所安慰、鼓励，因为胡适的安慰、鼓励，对雷震很重要。但胡适直至离开人世，都没有去过监狱一次。著名作家聂华苓，曾在《自由中国》半月刊担任文艺编辑，后来写了《雷震与胡适》一文，对胡适颇有微词，尤其对胡适不愿去探望狱中的雷震深为不满。在文章中，聂华苓写道：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监。判刑以后，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的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了，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天晚上，我们去南港看胡适。他招待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①。
“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这样的句式，把聂华苓对胡适的不满甚至怨怒，表现得很明确。聂华苓也说明了她对胡适不满甚至怨怒的理由。在文章中，聂华苓简略回顾了胡适与《自由中国》的关系，回顾了胡适与雷震的交谊。雷震在离开大陆之前，就和正在上海准备乘船赴美的胡适商议办一个宣传自由与民主的刊物，胡适热情支持。《自由中国》这个刊名，也是胡适想出来的。在赴美的船上，胡适写就了《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1949年11月，《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问世，胡适人虽在美国，但却是刊物的“发行人”。聂华苓说：“《自由中国》毕竟创刊了，他任发行人有关键性的作用。”
①聂华苓：《雷震与胡适》，见《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951年6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一期，发表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严厉谴责保安司令部在金融管制一事上为获得“破案奖金”而“诱民入罪”。社论在全岛引起轩然大波。所谓“诱民入罪”，用通俗点的语言，就是“钓鱼执法”。“钓鱼执法”，这当然是很恶劣很可耻的事情，于是，官方有关要人都站出来“辟谣”，并且宣称《自由中国》诬蔑了保安司令部，发出了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后经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出面斡旋，下一期的《自由中国》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的社论，正面歌颂金融管制和保安司令部，事情才平息。在美国的胡适，读了两篇社论后，致信雷震，要求辞去“发行人”的名义。胡适信中说，他读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后，很激动，很兴奋，觉得是十分好的文章，“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而读了《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则很沮丧，很郁闷，明白这是刊物受了官府的压迫而言不由衷地赔罪。胡适说：“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所以，“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①。应胡适要求，雷震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胡适的来信。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著作，在谈及胡适的这封信时，都赞赏胡适抗议台湾当局的勇气，但聂华苓在《雷震与胡适》中却有不同看法：“1951年，《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就激怒了台湾当局，胡适因为这件事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引起许多人揣测。有人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一有冲突，胡适就要摆脱《自由中国》了，以免受到牵连。既抗议了，又摆脱了—— 一箭双雕。”
①见《胡适书信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08－1209页。
四
虽然要求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也终于于1953年2月辞去了这一名义，但胡适并未断绝与《自由中国》和雷震的关系。1952年11月，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到台湾，在台湾的公开演讲中，称颂雷震的为自由民主而奋斗，认为台湾人应该为雷震立座铜像。雷震要组建政党，希望胡适出来当头，胡适虽谢绝当头之请，但热情支持雷震组党，说自己可从旁协助，可当党员，并承诺在成立大会上演讲。聂华苓文章中说，胡适还用了孟子的话勉励雷震：“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办《自由中国》和组党，正是雷震惹恼当局的两大原因。这两件事，都与胡适脱不了干系。完全可以说，胡适与雷震是同案犯，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胡适是“教唆犯”，现在，雷震身陷囹圄，你胡适仍然当着“中研院院长”，怎么去监狱探望一下雷震都不肯呢？
要评说胡适不去监狱探望雷震，仅仅知道胡适与雷震的关系还不够，还须知道胡适与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不过，我们先回到章太炎。
章太炎一到北京，就被袁世凯“监视居住”，形同软禁。袁世凯派长子袁克定和亲信孙毓筠面见章太炎，请章出任国史馆总裁，也被章太炎顶回。章太炎借酒浇愁，但举杯消愁愁更愁，于是不停地书写“袁贼”二字，聊以发泄胸中怒气，袁世凯派人送来绫罗绸缎，章太炎用香烟烧出许多洞洞后，从窗口扔出。有时，还抡起手杖，把室内器具打得粉碎。1914年1月7日，章太炎伺机走出，身穿长衫，手持羽扇，以袁世凯授予他的大勋章作扇坠，径直来到新华门，要求与袁世凯谈话。袁世凯自然不见。章太炎在承宣处，从上午11时等到天欲黄昏，终于按捺不住，一面大骂袁世凯，一面把承宣处能击碎的器物一一击碎。章太炎逝世后，鲁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其中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说的就是这回事。的确，在袁世凯正狂捕滥杀、世人道路以目的时候，敢这样做者，找不出第二人。
章太炎此举，逼得袁世凯对他的处置升级。章太炎被陆建章直接押解到石虎胡同军事教练处，“监视居住”上升为“监禁”。稍后，又被转移到南下洼龙泉寺。6月初，章太炎开始绝食。
这时候，鲁迅的处境如何呢？
同处袁世凯的“黄色恐怖”中，大家当然有相同的处境。不过，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身份者，又有很大差别。同样受到袁世凯鹰犬的注意，文人与武人不一样，官员与平民不相同。同时在东京当过章太炎学生者，如今在北京城里，社会角色、政治身份也不一致。大多数章氏弟子，在大学任教，社会身份是学者、教授。而鲁迅是教育部的官员。作为教育部官员的鲁迅，言论和行动的空间，就比一个大学教授要小得多。同是内阁的官员，情形也不可一概而论。鲁迅当时的官衔是教育部佥事。当时教育部的佥事有数十人。同是佥事，官阶相同，但在袁世凯及其鹰犬眼中，危险性却并不同。鲁迅是在南京时期由蔡元培延揽进教育部的。蔡元培1912年4月26日到北京教育部视事，7月14日即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辞职，是因为对袁世凯的不满，这谁都知道。袁世凯要把一切大权都夺到自己手中，这令蔡元培愤怒，遂联合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这几名任内阁总长的同盟会会员一起辞职。同盟会四总长联名辞职的辞职函，便出自蔡元培之手。袁世凯刚从孙中山手中夺得临时大总统的权位，这四人就要求辞职，显然是表示不与袁政权合作。袁世凯对蔡元培想必衔恨甚深。蔡元培辞职后，便去了欧洲。而被蔡元培延揽入部、又随蔡元培北上的鲁迅，却只能留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既然鲁迅是反袁的蔡元培的人，自然会令袁世凯及其鹰犬格外注意。
鲁迅1912年11月2日日记：“上午得袁总统委任状。”可见，鲁迅的佥事这个官职，是由总统亲自任命的，任命状由袁世凯签署。实际上，鲁迅在8月21日就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只不过袁世凯签署的任命状，到11月初才下达。佥事这一官衔，是对清代官制的承袭。当时各部佥事的职责，是“承长官之命分掌总务厅及各司事务”，有点像是司长助理。鲁迅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还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个科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处长。所以，鲁迅的政治身份，用今天的话说，大概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助理兼某处处长。这样的官职，说大固然不能算大，但说小又不能算很小。是蔡元培延揽入部的亲信，又当着不大不小的官，足以令袁世凯及其鹰犬不放心了。如果他们认为鲁迅有异动，如果他们认为鲁迅是一块绊脚石，那就会毫不犹豫地消灭他。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抄碑的目的》这一节中说：
鲁迅……从民国元年被蔡孑民招了去，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里任职，随后跟了教育部移到北京来，一直是佥事兼科长，不曾有什么调动。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政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①
①《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063页。
文官无论大小都受到注意。鲁迅是不大不小的官，又被视作蔡元培亲信，自然就分外受到注意。为了避祸，人人都拼命设法表现自己的胸无大志、胸无异志和玩物丧志。蔡锷为迷惑袁世凯而与小凤仙厮混，就是典型的例子。大小官员都要让自己有某种嗜好，这样，袁世凯及其鹰犬看着便多少放心些。狂嫖滥赌、纵酒纳妾、玩古董字画，都是让袁世凯、陆建章们放心的方式。
五
周作人说，鲁迅这时期的玩古董，就是一种避祸方式。鲁迅买不起金石品，便只得买些石刻拓本来看。为消磨时间，鲁迅又动手来抄。抄古碑不同于誊清草稿。拓本上往往有断缺漫漶，有时为辨认一个字，要左右远近地看半天，所以，一块碑文，有时要抄半个月。这也正是鲁迅所要的效果。
在《鲁迅的故家·俟堂与陈师曾》中，周作人还说：“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①这说明，鲁迅是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危险的，是随时准备走进军政执法处的。
①《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0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