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服务和推动抗战，边区努力发展新闻出版和文艺事业。1938年创办的延安解放出版社，以编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和党的政策文件为主，先后印行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还组织出版和发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文艺、工人、妇女、青年等各类报刊，如《解放》《共产党人》《新中华报》（前身为《红色中华报》，后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边区教师》《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新文字报》《文艺月报》《新诗歌》《部队文艺》《歌曲月刊》《边区戏剧》《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青年》《边区儿童》等。1937年由红色中华社改名的新华通讯社，1940年成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为传播真理的喉舌，联系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纽带和桥梁。1937年底开始成立的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以及专业性的文艺协会和团体，如边区音协、边区剧协、边区美协、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等，分赴各抗日根据地，组织创作演出，推动了文艺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就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的源泉、文艺批评的标准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强调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的讲话，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座谈会以后，出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等，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歌剧《白毛女》等，秦腔《血泪仇》等，歌曲《东方红》《绣金匾》《南泥湾》等，小说《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地雷阵》等。
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带动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全国先后建立起晋察冀、晋绥、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豫西、淮北、淮南、皖江、苏北、苏中、苏南、浙东、鄂豫皖、湘鄂赣、粤北、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共拥有约100万平方公里土地，近1亿人口。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制定和发布了施政纲领，如《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等。由于这些纲领的引导，各根据地在民主建政、武装抗日、减租减息、以农业为主发展生产、繁荣工商业、整顿财政、开源节流、救灾备荒、精兵简政、兴办文教、培养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蓝图，得到有远见卓识的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刘少奇在《论抗日民主政权》中也说：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或坏，将给全国以好的或坏的重大的影响。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着名民主人士李公朴，1939年10月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深入晋察冀边区，用6个多月时间考察了15个县、500余村，走访党政军民各界人士，从所见所闻的事实中得出结论：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在今天形成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形，具体地说明了争取最后胜利，以及建国成功的方法和步骤。
五、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
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推一党专政、坚持独裁统治，国民党于1943年3月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制造舆论。《中国之命运》的要害是：宣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是“割据地方”、“妨碍统一”。6月，又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之机，通过报刊大肆叫嚣“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并指使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调集兵力进犯延安。
对国民党挑起的这次反共高潮，共产党及时反击。从7月1日起，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等社论和宣言，毛泽东还亲自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专文。7月9日，延安各界举行集会，朱德、刘少奇、贺龙等到会讲话，号召边区军民严阵以待，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此前，朱德分别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要求他们停止进攻。苏、美、英等国也警告蒋介石不要挑动内战。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中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排斥异己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大后方人民的强烈不满，加大了中间势力对国民党的离心力，在道义上和行动上支持共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1943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12周年发表题为《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文章，要求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实行民主政治。对于大后方兴起的民主运动，共产党坚决支持。
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在抗战胜利后共同改造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主动与国民党重开谈判。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政府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要他通知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拟派周恩来、朱德、林伯渠三人同行或从中选择一人去重庆进行谈判。2月2日，国民党中央复电同意。2月17日，毛泽东又通知郭仲容，先派林伯渠去西安进行谈判。
1944年5月2日，双方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和张治中、王世杰到达西安。从5月4日至11日，先后谈判五次。林伯渠提出，谈判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的演讲中提出的五点要求为基础。这五点要求是：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为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抗日武装为共产党管辖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王世杰等提出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同意。会谈中，双方各执己见。但是，一致同意将会谈意见整理成文字材料分别报送两党中央。然后于5月17日同飞重庆继续谈判。
5月22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的20条《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交给张治中、王世杰转送蒋介石，作为谈判基础。张治中、王世杰拒转。林伯渠电请中共中央，6月3日得到复电，将20条改为12条，其他问题作为备忘录。这12条的主要内容是：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共军队应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要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需武器、弹药、粮食、经费等充分供应；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解除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释放叶挺、廖承志、毛泽民、杨之华、罗世文、车耀先等被捕人员。上述各项要求，均遭国民党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