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角度看，社会保障属于二次分配。如果说，一次分配、市场化运作注重效率（同时也要兼顾公平），那么二次分配则应确保公平。公平性应该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首要特征，也是社会保障的最基本原则，也正因此，享有社会保障才成为公民的权利，而提供社会保障则是国家的责任。农民工群体在市场化运作的一次分配中已明显处于弱势——他们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寻求“城市剩余职业”，多从事的是收入低、很少有晋升机会的“3D”工作——如果再无二次分配的补偿和平衡，那么一旦遇到问题，他们的生存即面临困顿。应该说，相比于以前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面向城市户籍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状况，近年来浙江省农民工在享有社会保障权方面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而且从上面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出，发展势头也相当不错。
浙江省有关部门在促进和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方面的一些做法可以说可圈可点。但是，在做出这种肯定评价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从社会保障所应坚持的公平原则出发，从作为“权利”的平等性出发，浙江省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权方面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除了研究者们常常提到的相比于城镇户籍者而言参保率低、享受水平低之外，还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非缴费性的农民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缺失。跟全国的情形基本一样，目前浙江省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方面的法规、政策建设落后，非缴费性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保障项目从总体上看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当前几乎所有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都是基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农民工由于没有城镇户籍而无法获得城市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比如，非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即不列入城市“低保”范围，不能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工子女不能同等享受城镇的义务教育福利；农民工目前还无法享受城镇廉租住房福利等等。
其二，现行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不允许农民工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参保，从而使得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被排斥在农民工社会保障之外。当前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只针对农民合同制职工的社会保险，也就是说，农民工若要获得现行城镇社会保障只能基于订立劳动合同而形成的法定关系，这就大大缩小了能够参加社会保障的农民工的范围。事实上，除了小部分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合同制职工外，还存在着大量无劳动合同保障，在城市中自谋生计、灵活就业的农民散工。尽管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做出了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从总体上看，目前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仍是很低的。而没有劳动合同这层法定关系，农民散工和其他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便被排斥在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了。
4.2.2浙江省农民工的受教育权
如上所述，按照马歇尔的观点，社会权利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可见，在马歇尔看来，文化权利是社会权利的一个基本方面。而受教育权无疑又是公民文化权利的核心。正因此，马歇尔又将“教育体制”看作是与公民权的社会要素紧密相连的机构。在实践中，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精神和教育不歧视原则，此后，受教育权开始慢慢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陆续载入各国的宪法或相关法律法规，我国也不例外。关于受教育权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
狭义层面上的受教育权是指公民进入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20世纪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终身教育观念兴起，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传统的学校教育，共同构成了大教育体系，在这种大教育基础上产生了广义的受教育权，包括公民接受各级学校教育、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目前，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从广义上来理解，即把公民的受教育权看作是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形式的教育的权利。
不过，不论是从广义上来理解，还是从狭义上来理解，农民工作为公民应该与其他群体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劳动法》也明确规定，劳动者——当然包括农民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对于农民工本身而言，其受教育权无疑主要表现为接受职业教育和业务培训的权利。然而，一方面由于城市政府和用人单位方面的种种原因（如重视不够、培训制度不够完善、培训设施不足、企业想节省成本等等），另一方面也由于农民工自身原本受教育程度较低，流向城市后，又往往束缚于所谓3D工作中，既缺精力也缺必要的费用投身于学习，因而，长久以来，农民工的受教育权利往往处于丧失甚至被遗忘的状态。就全国的情形而言，农民工进城以后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教育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根据2006年一份由国务院牵头主持开展的农民工问题调查总调研报告，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从来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另据“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课题组对位于东、西、南、北方位的苏州、成都、深圳、北京四个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农民工进行的长达3年（2004-2006）的调查结果显示，“上岗前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占全部被调查者的58.9%，41.1%的农民工上岗前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而在所有经过岗前培训的农民工中，“培训3个月以内”的占87.5%，“3～6个月”的占7.0%，“6个月以上”的仅占5.5%。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这方面的情况开始有所好转。首先是2003年1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第五条提出要“做好农民工的培训工作”。接着，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五部分进一步规定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各地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办法，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给予适当培训费补贴。
输入地要把提高农民工岗位技能纳入当地职业培训计划。”要“落实农民工培训责任。完善并认真落实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劳动保障、农业、教育、科技、建设、财政、扶贫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切实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强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责任，对不履行培训义务的用人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强制提取职工教育培训费，用于政府组织的培训。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
就浙江省而言，早在2004年，浙江省政府就在全省范围内推出了“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并制订了相应的培训计划。计划要求到2010年，全省培训农村劳动力1000万，其中，培训务工农民500万人。2006年，作为结合浙江省实际而对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加强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注重培训质量，切实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引导农民工积极参加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和创业培训。
要针对农民工特点，大力开展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考核工作，争取使大多数接受培训的农民工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支持、个人自愿、社会参与的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各用人单位、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切实提高农民工素质。培训经费采取‘个人拿一点、企业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筹措解决，推广‘培训券’等直接补贴办法，减轻农民工培训经费负担。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财政支持力度，鼓励用工企业加大培训投入，用好用足职工培训经费及相关的政策。
各地应通过招标或资质认定等办法，从当地符合条件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中确定一批培训质量高、就业效果好、社会认可的农民工技能培训定点机构。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切实做好农民工培训的组织管理、督促检查等工作。”据有关方面统计，截止到2006年底，仅在“政府培训”这一口子（由政府买单或由政府支付相当一部分津贴，政府出面组织培训）下，浙江省就培训了农民498万人，其中务工农民岗位技能培训192万人。而这只是在“政府培训”这一个口子下，如果再算上“企业培训”和“市场培训”，那么，接受培训的农民工数量无疑还会大大增加。
不妨再来看一下杭州市的情况。从政府工作或者说履行自身职责的方面看，2004年5月，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杭州市农民素质培训工程实施意见》，同年8月，市政府办公厅又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市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这标志着杭州市针对包括已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正式全面启动。不过，事实上，杭州市对农民工培训的关注并非自此时始，有关方面早就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和杭州市人力资源开发中心早就将职业介绍和培训服务相结合，对农民工开展自愿免费的务工前基础知识培训和安全基础教育培训。
杭州共青团组织更是从1996年开始即通过“千校百万计划”、“职业导航”、“送创业指导”、“送法制教育”、“送文明知识”等活动，为外来青年农民工提供法制、文明素质、职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与培训。其他如市总工会、市妇联等也都从自身的工作特点出发，或通过将农民工培训纳入已有的某些培训计划，或通过专门的活动等不同的形式展开对农民工的培训。
因此，上述两个文件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这项工作已正式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培训的指导方针和操作办法，当然，也使这项工作获得了包括经费在内的更大支持。自此以来，为了加强这项工作，杭州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积极探索培训机制创新，努力建立“政府主导、个人自愿、市场运作、各方参与”的培训机制，充分发挥技工学校、就业培训中心、职业高中等培训机构的主渠道作用，鼓励用人单位、各类教育机构和社会力量开展外来务工人员职业技能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同时积极探索拓展其他方便灵活的培训渠道，如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的在建筑工地开设民工学校就是杭州市的一个创举；建立培训社会化、鉴定集中统一、政府指导监管的培训鉴定互动体制；推广将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相结合的做法；增加培训资金投入（仅2005年，各级财政就投入4000多万元，从2006年12月起，来杭农民工如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就可以申请获得政府提供的从300元到600元不等的培训补贴）；等等。所有这些举措，都有力地加强了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取得了切实的成效。据我们自己对杭州市农民工的调查，至2007年，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已达到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