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用公民权的视角系统地考察解释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是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在《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农民流动者、国家和市场逻辑》一书中，苏黛瑞援引布莱恩·特纳（BryanS.Turner）的观点，认为现代公民权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是社会成员资格或身份的问题，即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问题；第二是资源的分配问题。换言之，公民权的根本特征是排斥，因为它将权利和特权仅仅赋予那些特定共同体的成员。在这种公民权概念下，苏黛瑞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特别是户口制度，从农民流动者（即农民工）、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来考察分析城市农民工问题。
她认为，对于那些从农村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流动者（农民工）来说，问题不仅仅是暂时缺乏由国家提供的维持日常生计所必需的条件，关键在于，由于不拥有城市户口，他们根本没有“资格”（ineligible）享有城市中的正常生计，没有“资格”享有城市居民作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加以接受的那些社会福利和服务。在中国，只有那些拥有官方确认的城市户口的人才是国家（政府）承认的城市社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而那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在自己国家的城市中的身份，则就像是其他地方的外国移民，是“非公民”（noncitizens）。
因此，对于进入城市中的农民流动者（农民工）来说，根本问题不在于直接去争取维持生计的收入、福利、服务等，而是争取获得这些待遇和机会的“资格”，也就是争取“公民权”（contesting citizenship）。不过，对于农民流动者（农民工）获得完整公民权的前景，苏黛瑞认为，尽管市场化已对那种建立在户口制度上的公民权提出了挑战，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国家、城市政府、原先的城市居民等均不愿放弃现有的户口制度——苏黛瑞将它看作是中国的一项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农民流动者（农民工）要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并不容乐观。苏黛瑞的上述着作在海外“中国研究”（China study）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并且在国内学界也引起了较多的关注。近年来，国内直接援用“公民权”范畴来分析论述“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日渐见多，尽管不少研究者依旧或刻意或不经意地采用“市民权”这一词汇来指称英文的“citizenship”，有的则还在更加模棱含混的“市民化”概念下展开论述。
不过，力图从农民工的社会政治身份、从农民工在“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着眼，也即从农民工与国家（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中，来界定、理解“农民工问题”的意旨，则都体现得比较明确。
在这些研究中，华东师范大学陈映芳教授的《“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一文可以说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项。在该文中，陈映芳从“市民权”概念（即“citizenship”或“urban‐citizenship”，陈文以此概念指中国社会中拥有居住地城市户籍的居民所享有的身份及相关权利）入手，考察了从农村地区流入城市的迁移者在城市中的身份和权利问题，探讨了这些乡城迁移人员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她认为，对既有户籍制度的政府需要是户籍制度及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和作为一种制度的“农民工”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在这种户籍制度面临巨大变革压力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采取了放权放责的办法，即在国家层面上不废除户籍制度的前提下，敦促地方／城市政府自行解决农民工问题，“保障农民工权益”，相应地，给予地方／城市政府以一定的改革现有户籍制度的自主权，但是，由于地方／城市政府的自利自保倾向，其有限的户籍制度改革总是从自身的利益需要出发，因而不可能使“农民工权益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
陈映芳的最后结论是：“只有把问题视作乡城迁移者如何获得市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时，‘农民工’的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1.2对户籍制度与公民权的进一步检视
如上所述，相比于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之最显着的特点，是它不直接着眼于农民工本身的基本生存需要（哪怕再加上衍生自这种需要的需要）来探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或应该给农民工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与服务，而是着眼于农民工在中国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来界定和检视“农民工”问题，从而将一个被化约为经济的、技术的问题转换成身份政治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不关心农民工的生存需求与压力问题。正如布莱恩·特纳所指出的那样，满足社会成员各种需求的资源分配问题本身就是公民权问题的一个构成方面，因此，实际上，“身份-政治”叙事模式只是从另一个层面、另一种角度来提出问题，即它不是直接问：农民工需要什么？而是问：是什么因素使这种需求成为“农民工”的需求，为什么一定要将农民工的需求作为另类需求来处理而不可以将它纳入某种一般的范畴？这样，“身份-政治”叙事模式实际上既包容了“生存-经济”叙事模式的关怀，同时则避免了生存论预设对于“农民工”本身的矮化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窄化。
就此而言，应该说，前者相比于后者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如果进一步对目前那些可归于“身份-政治”叙事模式的农民工研究本身加以认真检视，那么，可以发现，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关系的本质化理解和处理有关。这种将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间的关系本质化的倾向，既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对于作为身份政治问题之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因应方略的全面认识和取向，也或多或少地体现、甚至影响了研究者们对于“公民权”的真切理解和把握。
无疑，户籍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十分基本和重要的制度，特别是对于“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和存在，其影响更是一目了然：如上所说，按照约定俗成的看法，“农民工”是在我国特定的户籍制度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产物，“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就是作为户籍身份的“农民”和作为职业身份的“工人”的一种混合。就此而言，目前许多在“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研究——包括上面所引苏黛瑞、陈映芳的研究——集中从户籍制度入手来考察分析农民工问题，以户口问题为农民工问题的本质与核心，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种“可以理解”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些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在复述人所共知的“常识”。而与此同时，还应该进一步看到，当研究者把户口问题叙述为“农民工”问题的本质，将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时，他们实际上在揭示“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面相、一个维度的同时，也遮蔽了“农民工”问题的其他面相或维度，换言之，从研究的社会建构作用说，他们实际上也在人为地建构着一个单维视线下的“农民工问题”。
第一，把户口问题看成“农民工”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意味着将户籍身份看作“农民工”的本质性身份，将“农民工”与城市中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在户籍身份上的差别看作是本质性的差别。
而实际上，除了户籍身份，“农民工”还有其他身份，除了户籍身份差别，还可以从其他维度来书写“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别。最明显的，如“农民工”作为受雇者和雇主之间的身份差别，就既不是户籍身份差别所能涵盖，也不是户籍身份差异所能完全解释的；不仅如此，当同为受雇者时，“农民工”和许多非农民户口的普通受雇者之间在处境地位上的共通性未必就比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小。但是，一旦将户籍身份本质化，就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遮蔽“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在别的维度上的身份差别（这种差别对于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和相应权利的影响并不比户籍差别小），同时也遮蔽“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在别的维度上可能存在的身份共通性；二是以另一种方式重蹈化约论的覆辙，即将其他维度上的身份差异，叙述理解为是由户籍身份差异所衍生的结果，可以由户籍身份差异来解释。显而易见，这两种结果，无论对于认识“农民工”问题的性质，还是对于寻求“农民工”问题的出路（其中包括“农民工”本身可以合作与借助的力量），都是不利的。
从另一种角度说，把户口问题看成“农民工”问题的本质，将户籍身份看作“农民工”的本质性身份，在突出了“农民工”和城市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户籍身份区隔的同时，实际上也同样潜在地将这两个群体本身同质化了，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了这两个群体本身存在的分化和冲突，而这种分化和冲突及其对身份的主观方面，即成员的身份认同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比它们之间的分化和冲突更小、更不重要。确实，如前所述，“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下的一些农民工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农民工群体本身存在着分化与分层，还注意到了这种分化和分层对于农民工之价值取向、自我期许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通常都将这种分化、分层界定叙述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内部”的分化，从而事先预设了这种分化、分层不会影响“农民工”相对于非“农民工”的基本同质性和基本的身份认同，包括对自己作为“农民工”的认同和对其他“农民工”的认同；同时，也预设了“城里人”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认知不会受到这种这种“内部”分化的影响。但实际上，这种预设与事实是并不完全相符的，至少在今天看是如此。
第二，将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间的关系本质化，也就是将“农民工”的户籍身份看作其在城市社会中之劣势地位的根本原因，这在揭示出导致“农民工”之劣势的一个制度性因素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他制度性因素，而这些因素与户籍制度、与“农民工”的户籍身份实际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要改变这种因素，并不一定要先改变“农民工”的户籍身份；而单纯改变“农民工”的户籍身份，也无助于改变这些因素。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农民对于财产，特别是对于房屋和土地的自由处置权问题。实际上，将户籍身份看作“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之劣势地位的根本原因和“农民工”自身的主观认知也并不相符。
据笔者对浙江“农民工”的调查，当被问及他自己认为影响他在务工城市定居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时，在接受调查的740名农民工中，有65.7%认为是“住房问题无法解决”，而认为是“制度上的原因（如户籍制度）”、“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来自本地人的排斥、歧视”和“其他”的分别只有14.6%、12.7%、2.5%和4.5%。这表明，至少在农民工自身的直接感觉中，市场性排斥已取代制度性排斥而成为其“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当然，我们会想到，一些制度性的排斥实际上在形成农民工的市场弱势上发生了作用。但问题是，这些制度性的排斥因素是什么？许多人马上会想到户籍制度。不能完全否认户籍制度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因素的影响无疑在变得越来越小，因为明确以户籍身份作为市场准入条件的状况已越来越少见了。
实际上，造成“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弱势的，除了农民工自身的素质等因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不能完全真正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财产”，特别是土地与房产，因而不能使这些财产按照自己的意志有效地进入市场。表面上看，无论是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还是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承认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无论是1956年的高级社章程，还是1961年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都规定房屋归农民私有。但实际上，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非常不完全，同时，自1958年以后，农民房屋成了“空中楼阁”，即他房屋下的宅基地不再归农民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