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农民工研究的视角转换：从“生存-经济”叙事到“身份-政治”叙事
社会科学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对研究对象的某种基本预设，这种预设形成了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影响着研究者的分析和叙事模式，从而潜在地支配着研究的整个过程。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所谓的“农民工”研究中自然也不例外。根据笔者观察，对于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研究视角或者说分析叙事模式，即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和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而目前的一个研究动向，就是从前一种模式到后一种模式的转换。
按照约定俗成的看法，“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按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群体，是在我国特定的户口制度下发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产物。“农民工”这一称呼混合了由户口制度所确认的社会制度身份和由劳动分工所确定的职业身份，同时也标明了由劳动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地位。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户籍身份是农民，职业身份是非农行业的从业者，而在劳动关系中，则属于受雇者。广义的农民工包括所有其户口依然是“农民”、但却主要受雇从业于非农行业的劳动者，即它囊括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两种主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所有劳动人口：一是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进入本地乡镇企业的非农劳动者，二是以“离土又离乡”的方式跨地区转移进入非农行业的农民务工者。2006年3月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即取这种含义。狭义的农民工则单指后者，其中又主要指进入城镇的农民务工者。在我国农民工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发〔2006〕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尽管在开头也提到“进入乡镇企业”的农民工，但从其整个行文可以明显看出，其“若干意见”所针对的主要是进城农民工。本研究也主要是在狭义上使用“农民工”这一概念。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的推展与深入，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由原先的隐性状态而逐步凸显现出来，与此相应，今日所谓的“农民工”问题也开始以“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问题形式而逐步地进入学界的视野。自那时至今，学界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期间，来自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学科的学者都纷纷投入这一研究领域，发表、出版的成果如恒河沙数。而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尽管投身于农民工研究的学者来自许多不同的学科，发表、出版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农民工问题的方方面面，但就潜在地支配着这些研究的基本视角，或者说，就隐含于这些研究中的关于“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基本预设而言，却显得比较单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甚至可以说一直到今天，在“农民工”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研究视角基本上是一种在生存论的预设下采取的一种可称之为“生存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叙事模式。
也就是说，研究者们往往或明明白白或不言而喻地认为，农民乃是迫于生存的需要和压力而外出务工，从而，为了满足这种生存需要、缓解生存压力而对于经济目标的追求构成了农民工行为的本质意义。当然，生存不仅仅是“苟全性命”的意思，也包括要努力活得好一些、滋润一些、“品质”高一些的含义。但是，其核心始终是怎么活、靠什么活即“谋生”的问题，而不是活着做什么即活着的价值或尊严的问题。对此，一个颇有意思的表征是，国内两位知名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平博士和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博士——都将他们研究农民工的着作直接命名为《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和《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尽管两者出版时间前后相差近十年。在这种基本预设之下，研究者们，尽管来自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但在考察农民工行动的逻辑和意义时，往往采取经济学的或“类经济学”的分析叙事模式，假借“经济人”或“准经济人”的假设（所谓“类经济学”的叙事模式或“准经济人”的假设是指，许多研究者在考察解释农民工的行为时也往往将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因素考虑进来，但是这些因素往往被纳入经济学的分析叙事模式，也就是说，研究者们常常是从这些因子怎样影响、约束农民工对于经济收益、对于代价-报酬的公平性等等的理解这种角度，来使用这些因素，而不是将政治、社会、文化看作相对独立的、不能完全化约为经济意义的生活领域）；而在考察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和状况时，也往往围绕其生存的需求和压力来展开分析和论述：如不少研究也都论及农民工的“权利”，但是通常都是围绕满足农民工的基本生存需要，即从农民工与自身的关系中，来考察农民工的待遇需求与缺失（need and lack），从而将权利转换成主体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农民工的身份资格出发，即从农民工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来讨论他们的基本尊严和权利应享（entitl ement），从而把权利理解为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
笔者无意否定这种在生存论预设之下形成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所具有的价值，对于初期的农民工，甚至直到今天，这种模式对于农民工依然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但是，无须讳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这种模式的解释力正在减弱，从发展和前瞻的角度，从研究对于研究对象和围绕研究对象的社会实践所具有的建构意义着眼，这种模式的局限和欠缺是明显的。第一，行为主体的需要、动机、目标或者说追求是在其生活实践展开过程中不断发生着调整和变化的。农民在一开始可能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选择外出务工，但是他们在城市中的实际工作生活经历会导致他们的初始动机、目标不断发生改变。
当然，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和承认这种变化，如前面提到的黄平博士的研究就指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一开始他们也许是为了从非农化活动中挣得更多的现金收入以补贴务农收入的不足。但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标是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解释，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但是，在“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下，研究者们所看到和承认的那种变化通常都是在“经济人”或“类经济人”范畴之下的变化，属于作为“经济人”或“类经济人”的行动主体在具体的生活情势下对生存策略的一种调整，在这种模式下一般看不到或不承认会发生根本性的、“质性”的变化，或者说，总是倾向于将那种“质性”的变化叙述转换成生存目标、条件和状况在“量”上的增长或程度上的提升。如将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需求看成是生存需求的自然延伸和补充，而不是看成对于生活的另一种新领域、另一种新的意义空间的开拓。
而由此也可看出，“生存-经济”的分析叙事模式实际上潜藏着一种化约论，将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领域化约为围绕“生存”而组织起来的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因子，而否定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意义，否认这些领域中的行为不能完全用经济的或准经济的理性杠杆来衡量。第二，除了同一行为主体会在生活实践展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其动机、目标、行动策略，不同主体之间在这方面也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本身并不像“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倾向于假设的那样是同质性的，其成员的初始状况本就不完全相同，进入城市之后也会进一步出现分化，他们的追求也就会各各不同。特别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上一代全然不同的追求。
笔者对浙江农民工的调查就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打工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生存压力”，不少人原本的生活还算得上“小康”，或者在家乡就可以获得实际收入不亚于进城打工的工作。显而易见，用寻求、渴望“生存”这种“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是很难解释他们的行为逻辑的。第三，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完全是对现实的一种被动的反映，毋宁说，它是对现实的一种具有相当主动性、选择性的话语“反应”，这种话语反应对所谓的“现实”具有强大的建构作用。就农民工研究而言，不论这个群体本身的实际情形怎样，“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下的研究总是不断地为人们塑造出符合其预设的农民工意象，从而整塑、建构人们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和想象，并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针对、围绕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社会实践，使人们——包括相关的政策制定者——总是倾向于直接着眼于“生存问题”来认识、界定、处理“农民工问题”，制定出相应的“农民工政策”，而对于其他同等重要的问题——甚至对于“农民工”之成为“问题”而言可以说更为根本的问题——则或者有意的悬搁回避，或者无意地遮蔽。
说“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研究对于人们针对、围绕农民工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政府的“农民工政策”具有建构作用，并不意味着后者完全是前者的产物。知识社会学的有关研究早就揭示了知识和实践意志（权力）之间的“互构”关系。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后者，特别是政府的实践需要和意志对于前者的型塑构造作用要远大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但是，即使退上一百步，即使学界的研究仅仅是为既定的实践方略做合理性、正当性的论证和注脚，则这种论证和注脚本身也显示了其建构意义。
或许正因为农民工研究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存在着这些局限和欠缺，同时，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农民工”这个群体本身由一开始主要从事拾遗补缺之工作的、被人们（特别是相关的政策制定者）误以为不可能成为城市社会之基本成分的“散兵游勇”，逐步成长为我国的一个“新产业工人阶层”，从而，那些构成“农民工问题”以及使“农民工”这个庞大的人群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更为根本的因素也日益在人们眼中凸显，于是逐步地，在农民工研究中，一种新的分析叙事模式开始慢慢出现。尽管如上所述，直到目前，“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在农民工研究中可能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但是，这种相对新近出现的模式——笔者称之为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分析叙事模式——无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采纳和应用。
如果说“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的根本特征在于主要着眼于“农民工”的基本生存需求而从“农民工”与自身的关系中来界定“农民工问题”，关注的是农民工的需求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条件、对象之间的“主体-客体”关系，那么，新模式则主要着眼于“农民工”在中国社会中的身份地位、从而倾向于从“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中来界定“农民工问题”，关注的是农民工这个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将这种新模式笼统地称为公民权或公民身份（citizenship）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分析叙事模式，但或许由于“公民权”一词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国内的许多在笔者看来可以归入此种叙事模式的研究事实上并不直接出现“公民权”这一概念。研究者们更多的是在下面这些论题下来展开论述。如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包括农民工群体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和农民工自身的分化）户籍制度与中国三元社会结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等等，尽管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身份平等的意念，从而潜藏着或者潜在地指向公民权或公民身份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