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传奇女记者的战斗人生——法拉奇

生平简介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30-2006）被新闻界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1930年6月29日法拉奇出生在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她的父母一直渴望着她的来临，法拉奇的出现给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法拉奇的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是个家庭主妇，虽然家里的经济来源只有父亲每天的工作，但父母对法拉奇宠爱有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希望她能和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尽情享受愉快的童年。尤其是法拉奇的父亲对她更是关心，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法拉奇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女儿对世界充满好奇，对周围的事物有天生的敏感性。法拉奇在童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有一天晚上，她向父母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8点睡觉，明天早上8点起床，我怎么知道时钟的短针只走了一圈？”“傻孩子，那你晚上就别睡觉一直看着它吧。”父母和她开玩笑地说，可没想到她真的一晚没睡盯着时钟看。这件事情让她父亲认识到，她不仅是个敢于提问的聪明姑娘，而且还有倔强的脾气，有对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她父亲心想：她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法拉奇的聪慧特质越来越显现出来了，有一次她父亲给她买了一本当时流行的儿童读物《镜中世界》，她很快能背得滚瓜烂熟，表现出比平常孩子更聪明灵活的一面。法拉奇的父母看出她有比别人更为出色的才能，因此决定等法拉奇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把她送到医科学院去培养，希望她将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

然而在童年发生的事情对法拉奇一生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法拉奇10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呆在家里，却遇到了美军的轰炸，法拉奇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她躲在家里拉开窗帘偷偷地看外面的情况，可是发现屋子外面已经被炸得惨不忍睹，幼小的心灵又恐惧又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这时向来慈祥的父亲却扇了她一个耳光，严厉地告诉她：“坚强点，女孩子不许哭！”法拉奇顿时停止了哭泣，决定做一个坚强的女孩，面对痛苦和艰难，绝对不流泪。从此以后法拉奇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就算后来当她得知自己挚爱的恋人的死讯的时候，也没有哭泣。其实法拉奇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木匠，还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起参与反抗墨索里尼统治的活动。而法拉奇在10岁的时候也跟着父亲参加了抵抗运动，为抵抗组织运送爆炸物，传递情报，可以说，她身上很多性格要么遗传自父亲，要么就是受到父亲的后天影响。她还负责护送越狱的英军和美军战俘到安全地区，虽然看上去还是个纯真的小丫头，但她身上已展现出比同龄人早熟的勇敢和思想。

和法拉奇的父亲设想的一样，法拉奇不满16岁就进入伽利略医科学校求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惹得同学既敬佩又嫉妒。因为从小她就养成了坚强的性格，这使她离开家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坚持下去。但事实上，法拉奇对社会的关注远远多于她对医学的热爱。在学校里，法拉奇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写新闻，她开始悄悄投稿，而她的稿子在当地报纸频繁出现，这是对她的文采以及对世界观察力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在这时，她终于明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她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写道：“如果我不当新闻记者，我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何在！我生来就该当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出自己的语言。苦闷是每个人的伤口，我要呐喊！”这时的法拉奇觉得，每天在学校里学习医学专业知识对她来说不仅是煎熬，而且是在耗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法拉奇找个借口摆脱医科大学，在毕业前就投身新闻事业，开明的父母支持她的选择，鼓励她能在新闻界大显身手。法拉奇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记者，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为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并为成为新闻记者打下基础，法拉奇凭着极好的语言天赋，自学并掌握了几门外语，苦心钻研外国的历史和哲学文献，还熟读康德、托尔斯泰、汤因比等人的着作，从中汲取营养和思想见解，通过苦学，她形成了良好的语言和文字功底。1950年法拉奇成为罗马《晚邮报》驻外记者，她守着这份工作长达16年之久，法拉奇工作很快就展现了才华，她被派到世界各地去采访重大政治人物，报道重大政治事件。后来法拉奇为意大利的《欧洲人》周刊撰写文章，她以战地记者身份在国际新闻界大放异彩，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在60年代中期，法拉奇前往越南进行越战报道，成为前线上少数几个战地女记者之一，此外她也会给美国、欧洲、南美洲一些媒体撰写文章。为采访到战争的真实情况，法拉奇和士兵一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次被弹片击中，最危险的一次是1968年在墨西哥城的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中，当时政府派兵镇压并枪杀示威人群，法拉奇不幸连中3枪，还被士兵拖着头发拉到大街上，法拉奇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可见她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

众所周知，法拉奇的强项是采访政治要人，在后来的近30年时间里，她采访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伊朗国王巴列维、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等国际风云人物，还采访过我国着名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她以尖锐和咄咄逼人的提问而闻名于世，在采访过程中，她体现出普通人所没有的从容和勇敢，因此她总能如愿以偿地获得她想要的所有信息，这种对新闻的不懈追求精神让接受她采访的领袖人物为之惊叹，为能获得她想要知道的信息，她从不竭力讨好自己的采访对象，甚至为了获得真实信息，敢于忤逆政治领袖。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使她名声大震，被誉为“世界上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会拒绝的记者”。法拉奇后来将自己对这些国际风云人物的采访汇总整理，写成了《风云人物采访记》，这本书里的材料不仅对从事新闻工作和外事工作的人有参考价值，还受到了新闻写作者的追捧，一度成为新闻写作的典型教材在年轻学生中广泛流传。

除了撰写新闻报道和人物报道外，法拉奇还是个认真工作的作家。1957年她发表了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大遗憾》。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畅销一时。其中代表作《男子汉》于1979年7月出版，以她的爱人帕纳古里斯为原型进行创作。

小说中，一个集火热的革命激情和理性的道德良知于一体的典型革命者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小说还被出版了14种译本，曾让无数读者为之心碎。法拉奇一生写了9本书，一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并成为畅销书。法拉奇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成为自由撰稿人，为保持持续写作的亢奋状态，她每天居然要抽60根烟，成了一个十足的“老烟枪”，很多她的崇拜者都很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害怕她积劳成疾。果然到1992年，法拉奇被诊断患上乳腺癌，她在美国纽约隐居治疗，退隐新闻界，不再发表任何文章，病情有所好转。

她因成就突出，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

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法拉奇在曼哈顿的家中亲眼见证了惨剧发生的全过程，这重新唤起她对社会的热爱和对新闻的感情，她无法继续沉默下去，又投入新闻写作之中。她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文章，猛烈攻击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文明，这篇意味着法拉奇复出的文章引起大家的关注，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在4个小时内就卖出了100万份，打破了该国新闻史上的最高纪录。

最后她还出版了8万字的《愤怒与骄傲》，这本书给她引来了各方争议。媒体评论说，法拉奇“复出”后首次发表的这篇文章，“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华尔街日报》发文赞誉说，“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这名身高1畅55米的老妇人法拉奇从来不畏惧众人对她的批评，她干脆趁热打铁连出两本书：《理智的力量》和《现代启示录》。这3本书令法拉奇受到整个意大利知识界的孤立。有评论甚至说在她身上已看不到当初那个“叛逆”的法拉奇。

2006年9月15日，77岁的“尚存一息，就要战斗”的意大利着名女记者、女作家法拉齐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在家乡佛罗伦萨因癌症去世，把对她的争议留在了人世间。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着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职业生涯

法拉奇活跃于国际新闻界，以其犀利的采访而闻名，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者”。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采访经历至今让世人津津乐道，也成为当今青年记者学习的典范。

一、让基辛格做了“生平最愚蠢的事”

法拉奇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采访堪称经典。生性谨慎的基辛格一般不接受单独采访，也很少在媒体上表露心迹或者性格，但当法拉奇要求采访时，他出人意料地马上答应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想从这个因采访越战而蜚声国际新闻界的女记者口中套出一点越战的情况。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国际政坛，被法拉奇采访会被认为是一种无比的荣耀。

然而基辛格在接受采访后发现，采访的经过并非如以前他面对媒体那样，永远是他来做主导，事实上法拉奇的采访风格与他的思维习惯格格不入，因此在采访刚开始时他就表现得相当不悦，在这场两个人的战争中，基辛格真的不敢说自己能占多少上风。基辛格怎么也没想到，他对面的这名女记者虽然身材娇小，相貌美丽，看上去很脆弱，但脑袋里充满了智慧，甚至碰到一些敏感问题也能尖锐直接地提出来，对自己一点都不恐惧。当文章发表之后，基辛格在接下来的数月都受到了调侃或者批评，这令他非常懊恼，称这次采访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事”，“一生之中与媒体打交道最具灾难性的一次”。我们来看一下法拉奇对这名世界外交史上的常胜将军的“盘问”片段。

（法拉奇为了解自己想要的事实，采取不同方式提问，有时提的假设性问题有些铤而走险，但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法拉奇：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

基辛格：不能，我不能……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法拉奇：那么您就不能不回答另一个问题：您喜欢黎德寿吗？

基辛格：喜欢。我发现他是一位对他的事业具有献身精神的人……

（法拉奇对基辛格的采访，有时会变成基辛格对法拉奇的“反采访”，其中包含着短兵相接，法拉奇也后悔怎么接受了这个她要采访的人的荒唐的反采访。）

基辛格：您认为越南在停战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法拉奇：恐怕首先动手的正是您的朋友阮文绍。

基辛格（跳起来反驳）：我的朋友？

法拉奇：唉，总之是阮文绍。因为在越共开始屠杀以前，他将在监狱和感化院里先进行大屠杀。停战后不会有很多中立分子和越共参加临时政府的。

基辛格（皱眉）：您也相信会血洗吗……但是有国际监督！

法拉奇：博士，在达卡也有印度人。他们却没能阻止伊斯兰堡的军队大肆屠杀孟加拉人。

基辛格：是的，是的，如果……如果我们把停战推迟一到两年呢？

法拉奇：什么，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要是我们把停战推迟一到两年呢？

法拉奇（瞪大眼睛）：博士，不要叫我痛苦地认为是我使您产生了错误的想法。基辛格博士，相互残杀是免不了的，不管是今天还是一两年后。如果把战争再持续一至两年，除了被屠杀的人以外，还要加上死于轰炸和战斗中的人。我说明白了吗？10加20等于30。是死10个人好呢，还是死30个人好？

（因为上面的这段谈话，个性突出的法拉奇对眼前这个人一点好感都没有。）

法拉奇：基辛格博士，那么怎样来解释您成了风云人物，甚至几乎比总统更出名这一事实呢？对此，您有什么理论吗？

基辛格：有的，但是我不告诉您。因为我与一般人的理论不一致。就拿关于聪明的理论来说吧。对于掌权来说，聪明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往往是无用的。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是如此，干我这行的人也同样不需要太聪明……

法拉奇：基辛格博士，我不敢肯定。我想通过这次采访找到理论根据，但是没有找到。我想归根到底是成功使你出名。我的意思是说您就像一个棋手走了几步好棋一样，首先是中国这步棋，人们喜欢能吃掉国王的棋手。

基辛格：是的，中国是我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是关键还不在于此。关键在于……好吧，我来告诉您，这对我没有什么要紧。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的骑马者，仅此而已。即使不带手枪也没关系，因为他不开枪。只要他在行动，在正确的时候去正确的地方。一句话，就像西部电影里的人一样。

基辛格的这段话在发表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白宫中的大人物因为他的狂妄自大，无不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这么吹牛的”，“一定是被那个女记者弄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他面对漂亮女人总是这样！”这些白宫官员的评论自然不会让沉稳的基辛格动怒，但他却因为这次的失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尼克松看了报道后，感觉自己身为总统却被冷落了，基辛格大谈自己的事情，甚至把功劳归为己有，以西部牛仔的方式来处理国家事务，未免太傲慢了！基辛格因为这篇报道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尼克松的冷落，不得不亲自到总统府去赔礼道歉，但是尼克松的怒气又怎是一时半刻就能消失的呢？基辛格只能一边把苦往肚子里吞，一边低声下气和总统赔不是，还要承受政界、媒介和美国市民对他的讽刺与攻击。甚至导致他在后来与黎德寿谈判时，对方感觉到他与总统的分歧，都一改常态，让原本善意的谈判形势大变。可以说，基辛格因为接受法拉奇的采访而吃尽了苦头，他也不得不对这个女记者另眼相看了。

二、采访暴君海尔·塞拉西引起一场外交纠葛

法拉奇曾采访埃塞俄比亚集合皇帝、犹太支派之狮、上帝特选的人三位一体的强者海尔·塞拉西。法拉奇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贫穷的贡德尔，当时塞拉西在主持一座铁桥的落成典礼，现场为庆典还特地屠宰了几十只山羊，穷人们早就拥挤着来到铁桥附近，不是为了看铁桥的落成，而是为了希望能分到一点动物的残肉。但是任凭大家苦苦哀求分点残羹剩饭，厨师们却把动物内脏扔在草地上，宁愿给老鹰和狗吃，也不给人民吃，如果有谁上来抢食士兵就会拳打脚踢。这是法拉奇在采访前看到的一幕，让人看了心寒的一幕，一个皇帝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百姓受苦呢？法拉奇对这个皇帝不仅失望而且愤怒，而更让她觉得不满的是，这个皇帝对狗竟然比自己的百姓还重视！他养了两只奇瓦瓦狗，每次会见客人甚至在正式场合都随身带着，并要求对方对他的奇瓦瓦狗表示尊敬之情。而且塞拉西以他至高无上的庄严和享受国王的权威为荣，要接受法拉奇的采访，他还要求法拉奇改变穿裤装的习惯穿裙子，因为他顽固而保守地无法忍受看到女人穿裤子而不穿裙子。为完成采访法拉奇同意了他的要求，并且容忍那两只奇瓦瓦狗参与会见。

当法拉奇近距离接触塞拉西的时候，她发现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矮小而古板的老头，脸上干瘪得一点肉也没有，鼻子又硬又长，眼睛瞪得圆圆的，但是无神，眉毛、胡须和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而且和传说中一样，穿着与自己的尺寸不符的沉重的防弹服，他看上去是多么的脆弱！塞拉西显然年龄太大，脑子不够清晰，而且他的法语不够好，所以法拉奇只好不厌其烦地重复问题，没想到他倒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怒气，使唤法拉奇：“你去学习吧，你去学习吧！”法拉奇一直忍受着采访对象的坏脾气，在采访时她想到了铁桥落成那天的情景，眼前浮现着贡德尔人民的悲惨生活，在问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而有的问题触及这位国王的伤痛和敏感处，这也加剧了采访中的矛盾。当采访进行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国王一听提到“死亡”的话题，勃然大怒，将法拉奇撵了出去。当文章发表后，塞拉西更是怒气冲天，由此招来威胁、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和使埃塞俄比亚大使以及意大利驻亚的斯亚贝巴大使也卷入进去的外交纠葛，有人建议她：“我请求您远离太子港。如果您再到那里的话，他们将会杀害您。”

不久后塞拉西的将领发动政变，塞拉西被俘，年迈而死。下面是法拉奇咄咄逼人的采访片段，这些问题正中高高在上的皇帝的要害，使他恼羞成怒。

法拉奇：陛下，在重获独立的这31年中，当然埃塞俄比亚也不是平静的。今天有大规模的叛乱，有政变。12年前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政变。事实上，皇储也卷入了。陛下，对所有这些事情，您有什么可告诉我的？

塞拉西：朕对此事不担心，或者说并不过分地担心。在一个国家中，诸如此类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总是有些东西在蠢蠢欲动，在暗中酝酿……朕从来没有被人压倒过。必须以武力对付武力。对待那次政变，朕也是如此。当然，这样的事给朕带来痛苦，因为朕没有料到有些人……一些人……但是真正的罪犯是很少的。因此朕惩罚了他们，而饶恕了其他的人。这就是全部的情况。朕是这样说的，事情也是这样的。

法拉奇：不，陛下，这并不是全部的情况，我指的是那个细节……

塞拉西：够了！够了！

法拉奇：陛下，如果您不愿意谈某些事的话，那么请您继续给我谈谈您本人。据说，您酷爱走兽和儿童，我能否知道您是否也爱人？

塞拉西：人……是这样的：对人宽容是困难的，对走兽和儿童宽容则容易得多。……生活犹如一台戏，想全部和立刻弄懂它就糟糕了，它不再给人带来乐趣。何况，为了尊重人，朕已向他们提出了太多的要求。

法拉奇：陛下，您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塞拉西：尊严和勇气。

法拉奇：陛下，那次政变的两个领导人可能也有尊严，也有勇气。

塞拉西：够了！够了！

法拉奇：陛下，总之您的一生并不是愉快的一生。您喜爱的人：您的妻子、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死了。您的许多幻想和梦想都已落空。但是我猜想您积累了巨大的智慧。就此我问一下，海尔·塞拉西，您如何看待死亡？

塞拉西：看待什么？看待什么？

法拉奇：陛下，看待死亡。

塞拉西：死亡？死亡？这个女人是谁？她从什么地方来的？她来找我干什么？！走吧，行了！行了！

三、采访邓小平，让世界认识中国

法拉奇一直以来都很想到中国采访中国领袖，中国的十年动乱结束后机会来了，1980年8月法拉奇终于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这次她要采访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往常一样，法拉奇仍然采用她一贯以来的尖锐提问法，而邓小平虽已年逾古稀，但应对自如，表现出一代伟人的风范，他的个人魅力同样让法拉奇为之折服。邓小平通过这次采访，公开了某些中国的重大决策，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因此他们谈论的每一个问题都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新闻。回国后法拉奇表示自己对这次采访非常满意，文章发表后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转载，使世界各国更深刻了解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本次采访的有关文章也被收入《邓小平文选》之中成为重要的政治和历史文献。

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周总理一直在台上，一直在掌权，虽然有的时候他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又不能纠正当时那些错误？

邓小平：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法拉奇：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小平：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四、因采访而找到一生所爱

1973年夏天，法拉奇到希腊采访孤军奋战、勇敢地反抗希腊军人政权的英雄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人民亲热地称他为“阿莱科斯”。他刚大赦出狱，法拉奇去采访他，接着就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阿莱科斯，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阿莱科斯，你腕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他们最后一次打你是在什么时候？”“阿莱科斯，给我讲讲暗杀的故事。”法拉奇在提问时口气一点都不尖锐，让人觉得她是个春心萌动的小姑娘，她急于想走进眼前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很快就相爱了，法拉奇在阿莱科斯需要的时候，一直都留在他身边。两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法拉奇把自己比做追随唐·吉珂德的忠实仆人桑丘·潘沙，和想像中的敌人战斗，她曾经写下下面的话：“啊！上帝！我爱你爱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你伤害了我，我也不允许自己产生伤害你的想法；即使你背叛了我，我也不允许自己产生背叛你的想法。”幸福是短暂的，爱情最终以悲剧而告终。阿莱科斯一直坚持暴动，他认为“爱情就像在背包里放两块炸药”，甚至在失意或濒临绝望时会对身边最爱他的人拳打脚踢来发泄愤懑。即便如此，法拉奇已将自己的身心都投入到爱眼前的这个男人上，守候在爱人身边不离不弃，在他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候陪着他，安慰他。有一次两个人在争执时，阿莱科斯一时冲动，把法拉奇肚子里的孩子给踢死了，但法拉奇仍不变心地深爱着他。1976年5月1日，阿莱科斯死于车祸，心碎的法拉奇为他而写就了《男子汉》一书。法拉奇把苏格拉底临死前的名言题在扉页上献给自己深爱的爱人：上路的时刻已到，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去死，你们活着。

什么最好，只有上帝知道。

新闻思想

法拉奇的采访技巧让同行自叹不如，后来人们对她的采访方式进行研究，把这种穷追猛打、富有刺激性的方法称为“法拉奇式采访”，美国新闻专业教科书里也出现了这个术语，一些大学还特别开设专门研究法拉奇采访技巧的课程。法拉奇一生在新闻方面带给我们的财富，主要是她那种坚持真实性，并采用各种采访技巧来获得事实真相的精神。

一、不畏强暴，坚持新闻真实性

基辛格采访后的报道发表后，尼克松和白宫政界官员对他群起而攻之，基辛格接受了一位专栏作家的采访，声称法拉奇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见解，拿他的话做文章。法拉奇听了非常气愤，立刻还击。当时基辛格在巴黎进行一个谈判，法拉奇发了一份电报给他：“基辛格先生，讲话已经录在磁带上了。这盘磁带可以提供给大家，也可以帮你恢复正常的记忆。”虽然对方是美国国务卿，但为了坚持自己说的是真话，法拉奇对《新闻周刊》、《时代》杂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都告知了事情的真相，她无法忍受基辛格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更无法忍受一个堂堂男子、美国的国务卿会为达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地对一个新闻记者食言，因此她坚持不懈地与基辛格抗争，并声称这次采访对她来说也是失败而令人恼火的。

二、为获得采访对象的回答，采取灵活的采访手段

接受法拉奇采访需要勇气，因为她的提问总是充满挑战性。她的采访对象大部分都是叱咤政界的关键人物，但法拉奇却似对待平常人一样地去提问，只要是她想要获得的答案，就会千方百计地去询问、追问，甚至质问。尖锐和犀利的提问是法拉奇提问的固有风格，这使她的提问被人称为是“带有计划性的攻击”。比如她在20世纪初采访约旦前国王侯赛因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很敏感：“陛下，谁在约旦说话算数？在关卡，站着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边界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进攻；在村庄里，巴勒斯坦游击队决定一切。”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还包括其他一些尴尬的问题：“当您的朋友（像叙利亚米格飞机事件）企图让您摔下来时，您不害怕吗？陛下，总是您那些阿拉伯朋友要杀害您。或者我错了？”“陛下，您学会当国王以后，喜欢它吗？如今，您认为当国王是否值得？”

采访了无数领袖人物的法拉奇曾断言，刚刚开始的21世纪是一个没有领袖的时代。“我们在20世纪结束时就停止了产生领袖。”虽然由记者造就传奇人物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法拉奇的采访特点仍在影响着当今媒体，现在媒体越来越多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世人对法拉奇独特的性格和她的行为褒贬不一，但她不受拘束的性格、特立独行的风格曾一度让年轻人崇拜，她不仅是一个记者，也是个历史学家，她以自己独特的采访技巧赢得世界政界名人的青睐，她是“一个没有哪个世界领袖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她独一无二的采访手段和永不妥协的职业勇气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几代新闻记者，更是许多新闻记者的榜样和偶像。

参考文献

1.刘宇晖、刘宇新编着：《世界第一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意］奥莉娅娜·法拉奇着，阿珊译：《风云人物采访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3.［意］奥莉娅娜·法拉奇着，阿珊译：《风云人物采访记（续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4.吕一民：《世界着名记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