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固然构成了江南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头戏，不过，在江南文人身上，始终少不了追求自由感性的特性。反映到文学批评上就是：在本地区的批评队伍中，活跃着学院派之外的一大批专业批评家；他们来自各文学期刊或各地的作协、文联，其批评文章不拘于学院俗套，也不在深奥的理论上做文章，而是更多表现为随意而为，率性而作。如李庆西、高松年、钟本康、周介人、吴亮、毛时安、蔡翔、王干、费振钟等的许多批评，往往模糊了文体的界限，将文学批评写成了随感或准随感，具有古典文论的印象式批评的意味；而洪治纲的批评则具有激昂的诗情，与学院派文章的冷静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汪政、晓华夫妇以其紧贴当下创作的批评，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他们的努力下，文学批评突破了书斋式的苦思冥想而成为一种对话的结晶。如此种种，不仅印证了我们关于江南多“异人”的经验，而且也竖起了独特的文学批评的丰碑。
鉴于篇幅原因，在这一批评群体中，我们无法涵盖全体，而只能选取很小的一个部分；但他们的突出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足以成为群体的代表。透过他们，我们应该可以窥见整体的风貌。
第一节洪治纲：永远的质疑
在2001年第10期《青年文学》的封面上，有洪治纲双手叉腰颇有领袖风采的照片。现在这本杂志就在我的左边，我仔细端详他的丰姿，内心充满了快乐。照片中的洪治纲有一种孩子气的得意，就好像他此刻正站在某个伟人的身边，做着滑稽的模仿。照片上的气色比他平时要好，但那种大气象同他本人一样。他的头发密而粗，他的嘴唇很厚。
看了照片，你或许会担心，这么厚的嘴唇怎么做评论家，评论家还得靠嘴巴吃饭啊。但有时候厚嘴唇照样能说会道。
……他的批评坦率、诚恳又极为锐利，有一种赤子情怀。我还断定他的这种清晰而富有勇气的声音一定会产生持久的回响。
这是作家艾伟眼中的洪治纲。文字妙趣横生。排除掉一些情感因素，我们还是可以得到关于洪治纲的初步印象：朴实、机智、坦率、勇敢。
在第一届“冯牧文学奖”颁奖礼上，洪治纲站到了令人瞩目的位置上：他获得了“青年批评家”的荣誉。“冯牧文学奖”创立于2000年，每年评选一届，每届每一奖项获奖者均不超过三人；由文学界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的冯牧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最后经过无记名投票评选出文学新人奖、青年批评家奖、军旅文学创作奖。洪治纲便是当年被评选出来的佼佼者之一。
耀眼的成绩离不开平日里深沉的思考与辛勤的笔耕。在这位来自皖南的年轻学者的身上，既有着祖辈朴实的传统，亦有着他在江南求学期间所浸染的务实、包容、开拓的精神。当年他以初生牛犊之态毫不畏惧地杀入众声喧哗的先锋文学研究领域，埋头苦干，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也曾经是一位诗人，因此在他的文字中，理性与激情看似矛盾却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如果从学院派批评的角度来说，他的情绪化的文字似乎有悖规矩，但也正因为此，他的论述语言反而给了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除了语言的特色之外，他对于评论对象“永远的质疑”的态度令人关注。无论是在先锋文学鼎盛时期或是在它们渐行渐远的日子里，他都对此保持着一种怀疑、谨慎的态度，对它们的性质、特色、长短进行深刻的反思，其研究之深之广已足以使他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这似乎与他的语言风格形成了一种矛盾，即：他的语言是热情大胆的，但他对问题的思考却是冷静的，怀疑式的。
除了先锋文学，他也涉猎其他的文学现象。在反思文学评奖制度的文章里，他语出惊人，指出全国短篇小说奖：“从评奖办法到执行标准都很不确定，从而导致了它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出现偏颇，使它理应获得的权威性受到了大面积的怀疑”，理由是“任何一个奖项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都是建立在自身一套严密而完善的执行标准之中”，但“短篇小说的评奖，无论是评奖的时间跨度还是获奖作品的数量上，都是不稳定的”，“这似乎说明了我们这项评奖始终处于一种摸索阶段，还没有找到可以严格遵循的评判原则”。他进而指出，短篇小说“向大众阅读情趣靠拢”、“向主流意识形态攀附”、“向小说内在主题贴近”以及“评奖程序的隐秘和暧昧”等的缺憾，呼吁“重铸短篇小说评奖的权威”。此类相关的批评文章还包括对全国中篇小说奖及“茅盾文学奖”进行反思的《回眸：灿烂与忧伤》和《无边的质疑》等文。在这些文章中，洪治纲不仅表现出极为敏锐的文学触角，条分缕析地总结出有关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的种种独特的文学审美特质（如短篇小说需要有强大的艺术智性，中篇小说对创作主体的艺术素质的宽容性，长篇小说对形式要求的相对简单等）。
他对于“先锋”、“质疑”等包含着作家创作个性的词语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这说明在论者的心目中，一部作品优秀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是否具有对现实冷静、大胆的怀疑精神及具有前瞻性的批判视角。因此，在他的笔下，“先锋”便不仅仅代表着对某种文学流派的统称，而是一种文学创作中所必需的精神，一种能令文学的质量得到显着提升的法宝。在这些批评文字中，他自己也做到了不拘一格。文章的语言带有强烈的诗兴意味，诸如“永远”、“无边”等含有绝对性意义的词语在他的文本中反复出现，充分印证了他身上的诗人气质。这种澎湃的激情给他的文章带来了我们在学院派评论中看不到的热烈色彩，看到了他全身心拥抱文学世界的敏感和热情。
他还突破了文学评论写作的一般格局，《无边的质疑》一文并没有一开篇便展开对长篇小说奖的评论，而是以茅盾临终留信为开头，交代了“茅盾文学奖”设立的始末。从这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该奖项的评奖目的，在所有相关的铺叙完成、时机成熟时，他随即笔锋一转，对照起当下的评奖制度来。这样切入对长篇小说评奖制度的思考，既显得理由充分又过渡自然。
不管自己在文学批评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洪治纲批评的态度依然是脚踏实地的。投机取巧这个词似乎与他无缘。他不仅用质疑的态度去要求当代作家的写作，而且也用这样的先锋性来要求自己的批评。2003年，他接受了撰写《余华评传》的任务。虽然与余华已是多年的好朋友，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从“重读余华的全部作品”这一步开始做起，“并多次赴余华生活过的海盐和嘉兴，对他的父母以及身边的朋友进行采访，力图将他的一些客观生平弄得更准确些。同时，在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又通过电子邮件向余华本人求证，并得到了他的倾力支持”。于是我们在书后的参考文献中看到，洪治纲翻阅了从1988-2003年关于余华评论的大部分学术论文及重要的论着，数量惊人。尽管做了如此多的翻检工作，洪治纲依然很谦虚地说：“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写下自己对余华的认识，记录下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人生轨迹。我不敢说，自己的写作是否会令余华和读者满意，但我敢保证，我已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它的真实性了。我想，对于所有热爱余华作品的读者来说，这本评传应该是一本颇为诚实的书——或许错误仍然不可避免。”不消说余华是他颇为欣赏的作家，在他对于先锋作家作品的解读中都少不了余华活跃的身影，但是，在写评传的时候，他还是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历年来评论余华的文章，在经历了大量的相关阅读后，才开始动笔。并非他不了解余华，而是他对于评论的一种虔诚的、冷静的态度使然。
因了这样一种谨慎的批评态度，一方面，他从余华生平趣事写起，如童年在海盐小镇上的生活，牙医生涯，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时的戏剧性事件，等等，从父母、兄长、朋友等不同的视角展开对他的观照；另一方面，论者实事求是地对作家进行评述的科学态度也非常明显。在此，体现出的是洪治纲对传记写作尺度把握的娴熟。
传记向来被看为不容易写的文体。当年郁达夫曾在自己的自传中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批评中国的传记“总是千篇一律，人人死后，一例都是智仁皆备的完人”，因此他主张向西方的作家学习，“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露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可见，写传记应尽量避免着者内心主观的好恶，要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既包括他的欢笑、激情，光彩照人的外表，也注意到他的悲哀、颓废，鲜为人知的内心。评传与传记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评传要求作者在具备传记作者一般的条件以外，还必须具备文学的专业知识，必须对作家活动与写作的社会背景、当时的文学思潮特别是其创作有详细而真切的把握，同时还要有独具慧心的分析、读解与评判，这是需要相当的学术功底的。”评传虽然允许较多的评价，但也应尽量综合各家各派的说法，对人物进行尽可能公正的评述。因此，洪治纲与余华之间的深厚友谊，在写作《余华评传》时不见得都是积极的因素，相当亲密的关系，反而会影响着者对人物的看法。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洪治纲为何将收集、阅读资料看得如此重要。这其实是一个使他尽量逃离自己的臆想而接近“真实”的有效途径。在他的笔下，余华被从一名先锋文学的重量级的“神”还原为一名有着人的七情六欲的普通作家，读者们也第一次如此亲近地走近余华，感受他的欢喜、恐惧、焦虑……这一次，洪治纲同样挑战了先锋的精英意识，他将它理解为普通人都会有的苦难意识、恐惧感，等等，而不再是高高在上、为我独尊的教化意识。
洪治纲本在先锋文学的研究上颇有心得，这次在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后评论余华的作品及创作心路，对他来说则更是驾轻就熟。
他的评论文字中不时闪现其独特的智慧之光，令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如他在把握余华童年生活的时候，抓住了作家的“胆小”与“习惯”面对死亡之间的悖论。从人的生存本能这个角度看去，洪治纲非常深刻地认识到，对于余华来说，“胆小”并非通常理解中的“绝对软弱”，而是充满了自我保护的“狡猾”：余华就是这样，在胆小和静默中循规蹈矩地打发着自己的童年。每当自己犯了某个错误，并根据自我判断有可能带来父母的责骂和惩罚时，余华通常的首选方式便是逃跑——跑到一个自认为安全而隐秘的地方，然后等待父母焦急的寻找和反省，使自己获得逃脱的可能。有一段时间，余华认为，这是一种相当不错的方式。他甚至在房屋之外的麦田深处，巧妙地设立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每逢危机时刻，他便独自一人悄悄地在那里躲上半天，然后在父母焦急不安的吆喝声和天色渐暗的傍晚中，走到大人们的视野中。
这是余华与众不同的“胆小”，洪治纲不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件能充分说明余华个性的事件，而且在对事件的剖析中努力地挖掘出对作家成长、日后的写作具有决定性意味的性格因素：“胆小并不意味着内心的绝对软弱。言行上的胆小怕事，往往会激起内心的丰富和敏感，因为他必须时刻寻求自己最大的人生保护，而在这种不断寻求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锻炼了他对世事的精细观察，对人物表情的准确判断。同时，作为一种性格上的自我平衡，胆小的人在内心中往往比一般人更加渴望强悍，也更加迫切地希望看到一种弱者胜利的荣耀。”他进而以余华的小说为例，验证“胆小”与“强悍”这一对貌似矛盾的关系是如何在写作中调和起来的。他发现，在余华的很多小说中，作家“是在展示一个人的内心力量，是一颗表面怯懦却真正无所畏惧的心，在愤怒与绝望中对抗另一个貌似强悍的流氓的必然结果。而这种以弱胜强的人生快意，也多多少少折射了余华心灵深处的某种人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