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除了周作人以外，在钱玄同的较为紧密的人际圈子中，还有一个出任伪职的，就是侄子钱稻孙。叔侄两人同年出生，从幼时在苏州的玩伴开始，到留学日本期间的“无日不接谈”的挚友，再到北京时的同事，二人是亲戚、朋友加同志。钱稻孙落水，较周作人还早，周作人初期时，不少日本人和伪政权的意见都是钱稻孙转达的。1938年2月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钱稻孙和周作人一同出席，后来不少南方声讨文化汉奸的通电，也常将钱稻孙和周作人并列。从钱玄同的日记来看，他最后几年和钱稻孙的交往频率不及周作人，以事务性、礼节性的交往居多。魏建功曾说过钱玄同对钱稻孙的私议，“他曾经对我发过牢骚，批评他侄儿的不信任中华民族可以抵抗日本；这种谈话是不断地表示，后来有时几于愤慨从词色上自然显露出来”。应当说，这样的说法是有可信度的。不过同周作人一样，观点的歧异尚未从根本上影响钱玄同和钱稻孙的感情。1939年1月17日下午6时，钱玄同脑溢血发病，被送进医院，9时3刻去世。到医院的除家人和孔德中学的晚辈外，同辈人中就只有钱稻孙和周作人。
周作人后来留下的一段文字对于我们想象钱玄同的晚年心境很有助益。“在最后的一年里，我记得他曾说过，找出好些关于饼的文章，想请朋友们各人分写一篇，集作一册以为纪念。他分派给我的是束晳的《饼赋》，说这做的颇有风趣，写起来还不沉闷。
在他这计划后边藏着一种悲凉的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渐就衰老，人生聚散不常，所以想要收集一点旧友手迹，稍留过去的梦痕。
虽然那时情形已不大好，新小川町《民报》社，头发巷浙江教育司，马神庙北大卯字号旧人几乎都已散尽，留存的已经没有几人了。
我当时也感觉到他的这个意思，可是不曾料到那么急迫，从严铁桥的《全晋文》中找出《饼赋》来看了一遍之后，未及向他要规定的纸来，着手抄写，在这迁延犹豫之中饼斋遽尔溘逝……”
曾经的密友在面对民族国家危亡时，有不同的选择，其中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十分醒目：从个人经历和情感来说，钱玄同对日本的感情和周作人、钱稻孙有重大区别。后二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都有很深的研究和情感。周作人娶了日本太太，钱稻孙从小学开始就在日本接受教育，他们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在今天还少有人能够企及。这都在心理上不自觉地增强了他们对日本的认同，而减少了排斥。钱玄同则相反，他虽然在日本留学四五年，但交往圈子尽在中国人当中，钱玄同后来就几次说过自己的日本语学得别扭，半生不熟，他一生也几乎没什么日本朋友。仅从他留学时期的日记来看，钱玄同对日本的情感也以负面为多。黎锦熙说他一向不喜欢日本人，也不为过。人的选择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不同个体在面对大是大非时殊途异路的抉择很大程度上可以还原到各自此前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忽视可比性，背向诸多复杂的关系和因素，热衷于“周作人第二”这样吸引眼球的提法，是无助于历史本相的真实呈现的。
4.境遇中的民族主义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看出钱玄同晚节应当是经得起历史的一再检验的。不过，还应当明了的是，类似“钱玄同守住晚节了吗？”
这样的提问，本身就可能包含着一些我们认识历史和人物的方法论上的陷阱，而这样的陷阱和误区在对钱玄同晚节的质疑和反驳声音中同样存在。关于钱玄晚节的争论应当为我们面对类似问题提供一个反思的路径。
从前面所引用的钱玄同给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钱玄同的谢绝宴饮，一则出于对国土沦丧、百姓遭殃的伤感，二则是对空唱高调，造成无谓的牺牲的反感，而其重心似乎更在于后者。仅这一点在当时甚至今天就有可能被扣上汉奸的帽子。但如果回到当时的场景和语境，就会明白，钱玄同此议论是有感而发的，其针对的即是当时喧嚣一时鼓吹牺牲的“气节论”。对于极力推崇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的唯道德论的新国粹主义，当年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均曾在文章中驳斥。而胡适的进一步的观点因其在学界中的地位更引起普遍关注。
钱玄同向胡适写信说自己不宴饮的原因，表明他是引胡适为同道和知音的。当年的胡适公开表态：“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战的都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钱玄同的有“奖恤烈士、避免牺牲”意思的信，使得当时因为不谨慎言论受到舆论攻击的胡适感到“实获我心”。在随后他为大青山烈士碑撰碑文时，两个已经有些疏阔的故人再度合作，“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他们的祖国。我们与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在此一历史节点上，钱玄同和胡适的观点类同，而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之点。就钱玄同而论，他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复杂和歧义、内部的相反和相承，魏建功的一句概括可能深得钱玄同真义，“他自己，我觉得‘夷夏之防’最严，但又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
所谓的“夷夏之防”，在近代是指从清末的排满革命开始处理民族国家问题的思想传统，这种传统在章太炎一系国粹主义主张中表达得尤为集中。钱玄同追随章太炎，服膺国粹主张，深得此中真味。“因仇视满廷，便想到历史上异族入寇的事；对于这些异族，也和满廷同样之仇视。”后来钱玄同虽然将早年的国粹主张抛弃得可以，但其中的夷夏观念却已深入到其思维深处，成为他处理关于民族国家问题时的一个基本思想模式。从20年代的谈反抗帝国主义起，钱玄同就爱和清末的排满相类比。1934年，在编辑刘师培的文集《刘申叔遗书》的过程中，钱玄同曾经反复坚持要将刘师培的《攘书》编入，并说：“夫泛言攘夷，此在任何时代，皆不失其价值。即以今日而论，抗日非攘夷乎，打倒帝国主义非攘夷乎。4万年后，或者有打破国界之大同世界，至彼时则攘夷之义始失其价值耳。国界存在之日，无不忠已国而排他国者，即彼号世界主义之苏俄，又何独不然。孙总理于革命后，反扩大民族主义之范围，即此意也。”为了编《刘师培遗书》，钱玄同重检当年的《国粹学报》，感概“我们的处境真类明季”，“明末忠臣义士实堪敬佩”。
1937年底，他将自己的名字恢复成钱夏，正是对他的夷夏观的再次确认。以夷夏观为背景来处理日本侵华问题，就会和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民族国家视角有着明显不同的视野和景观。
因为当年反清的思想路径，在近代不少有过辛亥经历的读书人那里，长城抗战和东三省沦陷在他们的精神深处的刺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关内和关外的区别，既在地理上，更在心理上。长城叩关才真正地触动了他们心理上的民族核心利益。钱玄同对日本占领东北的反应初期就比较消极。查其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日记，9月21日：“上午十时半，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上午八时师大有教职员全体大会，均为讨论日本占领东省事件，均未往。”9月28日：“上午在太和门开市民大会，为抗日救国事大游行，师大叫我参加，我走不动，只好恕不。”1933年钱氏自己反思这一问题说，“因二十余年来陷溺之深，神经麻木久矣，对于国事蜩螗，外寇侵陵，熟视若无睹，虽辽宁之‘九一八’与上海之‘一二八’，尚不足以揧我顽钝之神经。乃自本年献岁发春，榆关失守，承德再陷，才感到痛楚，镇日价‘魂忽忽若有亡，出不知其所往’”钱玄同的神经麻木的原因固然不只一个，但其中东北是满州故地，而非中原旧土的观念在其中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在近代表现出多个层次，义和团式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目排外是一个层次，文化至上、道高于国、舍已从人的世界主义倾向也是一个层次。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倡导西化欧化、批判本国文化最厉害的人物原来都多少有过坚持“夷夏之防”的思想经历。钱玄同从辛亥时期的极端复古到新文化时期的极端反复古，看似乾坤倒转，实际其中不变的是民族主义的关怀。而这样的关怀落到现实中，常常是以批判狭隘民族主义的面貌出现的。1922年3月间，北京学界发起非基督教同盟运动，钱玄同表示反对，他和周作人、沈兼士、马裕藻等人在《晨报》上刊登《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宁可作“汉奸”，蒙“卫耶道”之名，也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他们对反基督教同盟运动的富有争议的抵制，其出发点正是防止义和团式的盲目的民族主义。
1925年钱玄同在发表于《语丝》上的一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他和他的同道们的开放向西的民族国家观。该文中钱玄同特别提出要“打破国家的迷信”，“我的谬见：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是绝对应该抗拒的，但同时更绝对应该‘要针砭民族（咱们的）卑怯的瘫痪，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这是启明的话）”，“我也很爱国，但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至于有些人要‘歌诵’要‘夸’的那个中国，我不但不爱它，老实说，我对于它极想做一个‘卖国贼’。”这样的思想路数，使新文化群体在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入侵开始时不免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这些书斋中的知识分子初期多如胡适、钱玄同一样倾向于以妥协求和平，而当局势的发展不断地显示出“和比战难百倍”之后，他们的民族主义观也都很快地转变为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为中心。后来者的误解，多半源于未能洞悉他们当年复杂变化的思想历程。
对于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的具体历史人物来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先验的理念。而更多的是具体历史场景中，对涉及民族主义的相关问题的一个个解决策略。这些策略和其后的思想路径构成了只在那个场景下才能得以说明的境遇中的民族主义。应该说，脱离历史场景以钱玄同个别行为来联想臆测他以后会落水当汉奸，自然是厚诬前人。而另一方面，在时过境迁之后，对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的多重向度，对于钱玄同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观念上的复杂、歧义和矛盾，也只有进行全面地分析和把握才能真正领会前人的本意和历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