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主政权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是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广泛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其政权基础具有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统一战线是革命政权基础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刘少奇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为着实现“最初包括了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及封建阶级中的某些个别分子与个别集团”的抗日阶级的广泛联合，“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
为此，抗日民主政权通过“三三制”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各抗日阶级的革命联合。同时，“三三制”也成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巩固的重要形式，这一统一战线的政权建设原则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普遍认真的执行。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在报告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提出：“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两党之间的合作，内战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革命开始向反对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各种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发展，与这种转变相适应，边区和各解放区的政权也开始向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向发展。全国内战爆发，革命战争的矛头明确地指向了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美蒋反动派成了人民革命的敌人。因此，革命政权基础建设的中心任务就逐渐转变成：实现各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各阶级的联合，发展壮大人民的力量，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此，1947年2月，中共中央指出：“解放区在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条件下，‘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开明绅士）参加工作。”
之后，中共中央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发出“五·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标志着人民民主政权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巩固。
第三，工农联盟始终是新民主主义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权基础的核心。国民革命开创了以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政治制度模式，其政权的重要基础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但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发动了一系列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国民革命联合政权的瓦解。
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解决农民革命联合的土地革命问题。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着手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政权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这标志着共产党把主要做国民党统一战线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上来，以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民族资产阶级暂时附和了反革命，统一战线营垒中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联合专政的国家，其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大众的革命联合的政权基础表明，工农联盟是土地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基础的核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了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其共同目标是抵抗日本的侵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凸现出了民主革命的两个联盟的政权基础。一个是劳动者之间的联盟，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的联盟，主要是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包含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和民主革命政权的基础。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中工农联盟成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核心。
第四，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正确的政策策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基础得以巩固的前提。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党在统一战线中没能够有效地坚持正确的政策策略。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并积累了一系列巩固民主革命政权基础的政策策略和斗争经验。一是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和革命政权的领导权。二是坚持阶级分析法，分清敌我，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政策策略。如“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三是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四是坚持以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方针来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和阶级关系。五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同盟者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而不是把自己降低到同盟者的水平，这是民主政权的原则，但要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及时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善于与同盟者达成必要的妥协。
第五，土地革命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根基。中国共产党从国民革命中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土地革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得以巩固的根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经济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必须用“平民式”的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只有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阶级对土地的基本要求，才能形成工人阶级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革命联合。
为着实现新民主主义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阶级的联合，巩固革命政权，党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执行的是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时期，从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到二七会议、南阳会议，各根据地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执行的是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即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按抗日战争前的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少到社会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实行了这个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有利于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基础建设，始终坚持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要求出发，以实现各革命阶级的广泛联合为中轴，以巩固新民主主义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权为目的，以争取革命斗争最终胜利为目标，以维护和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为原则，以土地革命为根基，发展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基础建设的理论，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巩固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也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基础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经验支持。
三 全球化中的国家政权基础：
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的新基石
（一）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基础的奠基
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遗留的任务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基础。
首先，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逐渐确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社会秩序基础。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镇反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严重威胁到新生国家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势力的肃清，基本确立并巩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社会秩序，社会运行良好有序。其次，通过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加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也基本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社会利益基础。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使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4600多万公顷的土地，广大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从而彻底废除了在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保障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基本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官僚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基础。随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国家没收了一切以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资本企业，尤其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收归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经过改造，便产生了在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它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的核心。
然而，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基础虽然得到了初步确立，但还显得很不巩固，仍然面临着国内外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的严峻挑战和威胁，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很可能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倾覆，这是当时毛泽东所极为忧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国内，虽然国家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私有成分大量存在，这些私有经济对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侵蚀已经显现出来。在老解放区出现了新富农，原有的互助组涣散，农民特别是中农普遍要求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发家致富。对此，毛泽东十分警觉：“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随着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展，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计划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资本家采用偷工减料、延期交货、加大剥削、停工怠工等方法使公私、劳资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不法资本家令人发指的“五毒”行为。所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和充分的发展。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等手段制裁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使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恶化。为改善不利国际局面，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希望依靠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1952年底，毛泽东开始考虑学习苏联，用苏联的社会主义方式发展我国的工业，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而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利用这一来之不易的国际援助，中国就必须用实际行动表明发展社会主义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