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基础：革命阶级的联合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基础的早期探索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基础理论是中国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及其理论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而逐渐成熟和完善。革命阶级的联合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石。革命阶级的联合首先指的是联合各阶级参与革命运动，推翻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为联合并巩固革命阵线而必须建立新式的民主政权，这是革命政权得以确立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各革命阶级结成政治联盟参与到革命政权中来，享有革命民主权利，为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权目标而必须依靠各革命阶级的联合，这是革命政权得以存在和巩固的阶级基础。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如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头上，中国革命如果不首先推翻这两座大山，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即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很快认识到，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两者的互相勾结是造成近代中国不能独立和进步，以及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总根源，是中国革命道路上两个最强大、最凶残的敌人，其统治的社会基础十分复杂。这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单凭无产阶级的努力很难取得最后的胜利。党的三大《中国共产党纲草案》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等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中国共产党从“二七惨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包括民主派的积极参与，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不仅要依靠工农阶级的革命联合，而且还要团结其他的革命力量，并组成强大的革命联合阵线。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无产阶级在未取得政权以前，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历史进化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进行反对封建式军阀的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后能够建设民主政治。党的二大作出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并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艰苦地探索着。但无论是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还是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都遭到失败，这使孙中山陷于极度苦闷之中。他对“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状况痛心疾首。要想打倒军阀，建立民主政治，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依靠什么样的人，必须进行新的探索。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夏，孙中山开始与苏俄直接交往，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在回复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中表示，他本人对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教育极感兴趣，并希望与契切林“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
同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讨论了帝国主义的性质、俄国革命的实质、革命宣传的意义以及工人对解放斗争的作用等问题。
1922年6月，孙中山从“陈炯明事件”中最终认识到，靠军阀势力实现革命的目标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求革命朋友的帮助。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基础；大会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革命合作，使两党由以往靠一个主要阶级参与革命，单打独斗的局面转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共同参与的革命联盟。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共同历史任务是国共合作的革命联盟建立并最终形成的根本原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这个革命联盟的政治基础。与此相适应，在革命联盟的政权建设问题上，必须建立代表各革命阶级人民利益的民主联合专政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进一步“真释”新三民主义时指出，国民革命就是以新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动员和依靠一切革命阶级的人民，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国民革命以及国民革命胜利之后，其政权应该是各革命阶级人民的联合专政、真正实行人民民主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在新民族主义方面，国民革命政权是要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以建立独立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统一的国家为目标。在新民权主义方面，国民革命政权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一切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政权，它将保障革命人民的民主权利，剥夺那些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相勾结的反动分子的权利。对此，《国民党一大宣言》作出了极为鲜明的界定：“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在新民生主义方面，国民革命政权必须改善“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的生活状况，实行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的经济纲领。
按照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它采取委员合议制。在16名国民政府委员中，有国民党中各阶层的代表，其中也有主张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廖仲恺、于右任等着名国民党左派头面人物。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革命势力逐渐向北发展。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联席会议，其成员之中有共产党人吴玉章、董必武、于树德，有国民党着名左派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等人士。无论广州政府还是武汉政府，其政权的基本构成及其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具体政策的规定，在当时情况下都力求代表各革命阶级的利益，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权的一种政权形式。
党的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赞同和尊重孙中山对于民权主义的“真释”，坚决主张国民革命联盟的政权实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实际上，早在党的一大，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采用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的革命政权建设思想。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认识不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还不甚明了，这种单纯的“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的政权思想，显然是一种超越了民主革命现实的政权主张。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思想深受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影响，并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和革命的现实特点，没有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没有充分重视无产阶级在革命联盟中的领导权。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联盟政权内部国民党右翼势力反共活动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也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国内各阶级的革命联合阵线瓦解。革命联合阵线的瓦解从根本上消解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基础，国民政权也变成了由国民党右翼所控制的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基础的建设及其理论
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革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权的变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政治经验。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继承和发展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思想。《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大革命时期各革命阶级的“共同纲领”，它所揭示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民主联合的政权形式，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一大和孙中山的上述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着作中，不止一次地引用了孙中山在此大会上对民权主义的一段解释：“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论述：“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中国共产党以苏联苏维埃的方式继承了大革命时期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形式，强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参加的民主联合政权。解放战争时期逐渐完善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形式，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第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是新民主主义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基础，这个政权基础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是人民性与统战性的统一。国民革命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各族人民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就是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和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一个由各个革命阶级人民联合专政性质的政权，而这个联合专政政权的基础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及其不断巩固和发展。大革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权的变易，根本原因是革命各阶级联合阵线的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在1929年9月28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说：“目前蒋系政府把持南京反革命政权，对外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想独揽出卖民族利益的特权，对内把持长江下游的财政及其重要军械制造所自然要成为众矢之的，造成全国其他军阀各派的反蒋联合。……军阀战争的目的只有争夺反革命政权以便出卖民族利益，夺取地盘以加紧剥削工农，反蒋拥蒋两派皆是如此。”
这里明确指出了国民党新军阀新建立的政权仍然同北洋军阀的旧政权一样，是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加紧剥削工农的买办豪绅政权。大革命失败后的军阀混战与争夺，加剧中国农民的破产、民族工业的衰败和商业的停滞；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却大加发展。因此，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也完全没有改变，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并没有被打倒，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依然“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中国民主革命仍然需要强大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仍然需要广泛而巩固的革命联合阵线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民主革命政权基础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人、农民和广大劳苦大众的革命联合，为武装斗争壮大革命力量。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其政权基础是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大众的革命联合，这个联合具有鲜明的人民革命阵线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