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计算，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为世界第一，远远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平均4.5%的增长速度，以及20个工业化发达国家平均2.5%的增长速度。在人均GDP方面，到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4040元，大约是1978年水平的35倍（当年价）。对于一个人口数量超过10亿的国家来说，能够持续这样长的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可谓是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林毅夫，2004）。
但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相称的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却出现了逐渐拉大的趋势。这种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这种拉大趋势直接在地区间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得到了反映。1978-2004年中国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90年代初，人均GDP基尼系数是逐渐下降的；但自此之后开始逐渐上升，到2004年基本上达到0.35。第二，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还表现在地带间的差距变化方面。
但通过对泰尔指数进行分解为沿海地区省际差异、内地省际差异和两大地带间的差异对总体地区差异的贡献份额后，我们发现内地省际差距对总体地区差距的贡献微不足道。而如果把1990年作为一个分界点的话，我们发现在此之前东部地区省际差异对总体差距的贡献份额最大，但自此之后两大地带间的地区差异对总体差距的贡献份额占支配作用。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但时至今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本章的目的是在对地区差距形成原因的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试图从要素市场扭曲的角度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给予一个解释。本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是文献综述；第二节是对要素市场扭曲与地区经济差距作用机制的分析；第三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要素市场地区差异性的描述；第四节是对要素市场扭曲对地区经济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第五节是结论与启示。
第一节文献综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绩效差异问题，一直是经济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期间不仅产生了大量经典的理论文献，而且还不乏将理论模型付诸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量检验经济增长趋同假说的文献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些文献在检验经济增长收敛性时，一般是将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区分为β收敛σ收敛。β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β收敛是针对产出增量而言的，而σ收敛则是对产出存量水平的描述。
较早的经验研究发现，趋同并没有发生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而是发生在那些具有同质性或具有相同的经济稳态的经济之间。因此，人们发现的趋同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俱乐部趋同”（Baumol，1986）。然而Delong（1988）认为，Baumol的选样有偏，分析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在包括了更广泛的样本分析后，Delong发现并不存在显着的收敛性。Romer（1986）通过对Arrow（1962）进行改进，提出了知识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而且重复相关联的学习过程受制于报酬递减这两方面的假设，发展出了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在Romer的模型中，知识资本对一般消费品生产具有递增效应，而且“干中学”的知识外溢产生了规模经济，这使得起初产出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具有更高的人均知识资本存量，从而也就会产生更高的人均产出，因此Romer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对增长收敛性的怀疑。
而几乎在同期，Lucas（1988）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将人力资本区分为通过正规的脱产教育所产生的一般化人力资本和通过“干中学”导致的专业化人力资本。通过在产出形式中包含一般化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Lucas得出结论：具有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经济系统在稳态中将持续地具有比起初就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水平的经济系统更低的产出水平。在引入专业化人力资本后，Lucas指出，国际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锁定：即起初具备丰富人力资本的国家在生产高技术含量的商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并通过专业化生产和两国间的贸易不断积累高技术含量商品的生产经验，巩固对该商品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和垄断地位，由此将持续地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反之最初就处于人力资本劣势的国家将只能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商品，由此获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Lucas的研究支持了与经济收敛性不一致的理论结果。
然而，Barro和Sala‐I‐Martin（1997）发展的技术扩散模型则认为，知识技术在技术领导者与跟随者之间可以发生低成本模仿，这就使得经济系统之间产生一定的收敛性质，其中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是决定收敛速度快慢的关键因素。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经济学家还对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给予了重视。除了巴罗等在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各种制度性、政策性变量外，也有人专门构造了解释地区增长差距的政策解释模型。例如Chari等（1997）从新古典两部门模型出发，假设投资品部门受到政府过度投资的扭曲，而消费品部门则较少政策干预，构造了一个模型，其中投资品部门因政府干预而形成了一个生产率因子（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技术水平）上面的折扣，并用Ac/（1+λx）作为投资品部门的生产率因子，以区别于消费品部门的生产率因子Ac。政策扭曲使得投资过程中产生一个额外的生产性耗损（其程度由λx表示），可以应用到任何形式的政策扭曲，如政府投资的低效率、企业争取资源过程中的寻租、贸易保护等。上述作者使用投资品与消费品比较的相对价格作为这种政府投资导致的扭曲的代理变量指标，分析了125个国家在1960-1985年期间的数据，得出在投资品相对价格与每个工人生产的相对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负相关关系的结论，相关系数为-0.6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在经过一个收敛过程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趋异的现象。对于中国近年来日益突出的地区经济差距问题，引发了国内外经济学者的极大关注，也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概括起来，这些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地区经济差距拉大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原因。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1949-1972年，中国实行平衡式发展模式，发展重点是内陆地区。1973-1978年，由于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经济发展重点又转移到了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政策主要向沿海地区倾斜，该地区着力于优化产业结构，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刘夏明等，2004）；内陆地区则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产业以支持沿海地区发展（陈淮，2001）。这种非平衡的发展模式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率先起飞，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经济梯度差异。这种观点还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Demurger（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的优惠政策对人均GDP增长产生了正向的刺激作用；而Zhang（2001）的研究则表明，东部地区得益于非平衡发展模式带来的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又成为吸引FDI并促进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虽然都把经济发展战略看作是导致地区差距的重要变量，但林毅夫等（2003）则认为，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主要是由各个省市推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的。具体来说，中国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较之东部地区而言，更加接近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因此，中西部地区推行的错误的工业发展模式，是导致观察到的自1978年以来逐渐拉大的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
第二类观点认为，是人力资本因素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拉大。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促使经济系统产生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人力资本在空间上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如蔡昉等（2000）的研究认为，由于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是导致中国地区间出现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实现经济追赶，加大对教育等的投资以促进人力资本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类观点认为，是FDI的原因。他们认为，作为外部需求和资本流入，FDI可以以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和引入竞争的方式，并通过乘数作用，促进资本流入地的经济快速增长。Lee（1994），Dayal‐Gulati和Husain（2000）的研究表明，FDI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差距。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截面/序列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此期间，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
另外，地理因素（Demurger等，2002）、地方保护性政策（Young，2000）、经济结构转换（石磊等，2006）等也被认为是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因素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上述观点虽然都从不同侧面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作出了解释，但仍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如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观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在投资水平（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并不低于东部地区的情况下却没有缩小其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人力资本的观点来说，人力资本并不高的浙江省在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崛起似乎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而对于FDI的作用更是难以有效进行确定，甚至有的研究还得出FDI的地区分布并不对地区经济差距提供有效解释（武剑，2002）。而墨西哥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发展经历则说明，用地理因素来解释经济发展则从来就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林毅夫等，2003）。
我们认为，中国当前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的状况主要是由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得要素收益率出现趋同，从而使区际经济水平的收敛成为可能。自1978年以来，中国推行了渐进式改革，这种形式的改革虽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付出了较小的制度转换成本，但这种改革的一大特征却是“扭曲又产生扭曲”（Young，2000）。许多研究表明，相对于产品市场，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至今仍相当严重（盛仕斌等，1999；WorldBank，2005）。而且，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存在着差异，因此要素市场在地区间也存在着较大的非一致性。国内扭曲的要素市场一方面阻碍着资本、劳动力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导致了较低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素市场的扭曲无法消除地区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从而在根本上制约着地区间人均收入实现收敛。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蔡昉等（2001）、姚枝仲等（2003）分别研究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但对资本市场扭曲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并没有探讨。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资本仍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市场的扭曲同时进行考察，来研究它们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本身就更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我们的研究拟把地区经济差距放在经济增长的框架之中，基于增长理论关于条件趋同的分析和经验检验，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要素市场扭曲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进行一些研究尝试。
第二节要素市场扭曲与地区经济差距：内在机理在要素市场扭曲的情况下，要素资源不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进行自由流动，资源的配置将处于一种低效率的状态之中。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及制度背景条件下，要素市场扭曲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对于转型的中国而言，要素市场的地域分割和行业（所有制）分割是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地区和行业分割成为阻碍要素价格实现均等化和地区收入实现收敛的关键。因此，我们在下面的部分中将从要素在地区流动与行业配置两方面来探讨要素市场扭曲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内在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