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的铸造，一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机制铜元出现为止，基本上是用手工范铸或母钱翻砂而成，铸成后再进行矬、磨，耗工费时，是一种手工式的落后生产方式，方法既原始，工艺水平又不高，很难使铸币在成色和重量方面保持准确一致，式样上也难得精致，只能铸以简单的文字和图案，不能满足币面多样化的需求，而且铸后的磨、错等加工程序也比较繁杂。虽然官铸钱中也有很精美的，如先秦的刀、布，王莽时期和宋徽宗时的多种铜钱，都有相当精湛的铸造水平。但在大多数时候，流铜、错范、倒书等铸造缺陷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至于穿孔有大小、轮廓有阔狭、钱体有厚薄等，即使宋徽宗时的钱币都免不了。因此中国古代的货币，从总体上来看，质量并不十分高。
另一方面，由于铸钱方法简单，普通百姓不需要复杂的设备，也可以自己铸钱。况且早在铜钱出现以前，民间就已有相当娴熟的铸铜技术。在商周时期，人们已经能够铸造各种大型的、造型复杂精致的青铜器，青铜铸造技术和手段不断更新，如二次铸造法、多次分铸法等技术大大推广，青铜制造工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准，因此对于铜钱这种形制简单的小件物品的铸造，简直易如反掌。如此，铸钱成本既低，仿造亦易，又由于官钱的铸造也比较粗糙，版别众多，从而使私钱的流通成为可能。清代以后，政府为了防止私铸（当然也有降低铸钱成本而获得铸息的需要），一直不停地变换铸钱的金属成色，从青铜钱到加锌的黄铜钱、加锌、铅的青钱，再到加锌、铅、锡的钱币，使金属的成分更贱，金属质地的变化更频繁，流通中制钱成色不一，颜色各异，也为私铸打开了缺口。
历代政府对官铸法钱的成色、重量、形制等都有较严格的规定。
但是主观上，政府以为钱为无用之物，只是作为交换的一个标尺，所以敢大胆地减轻铸币的成色。对此，南齐时孔就提出：“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而唐代杜甫也曾形象地做诗讽刺道：“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同时，因为铜钱用纯手工方式铸造，客观上使铸币的成色参差不齐，甚至连一炉所出都无法保持整齐划一，加之铸钱机构和流通管理的不统一，更使各地铸成的钱币质量有明显的高下之别。这些都为私钱的流通提供了可乘之机。虽然私钱的质量通常较差，但官府铸钱往往也偷工减料，以假乱真，与私钱相差不大，因此钱质差的特点并非为私钱所独有。清代晚期，“户部每月发饷，其中即有轮廓破损，字迹模糊者，且近时户、工两局所铸当十铜钱，与初铸者轻重大相悬殊，是官铸大钱先自不能划一，又何怪私铸之得以夹杂其间”。光绪朝道员罗长裿也在奏折中指出：“其所以私铸者，缘制钱之大小美恶未一例，伪钱有隙可乘，得以间杂行用。”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正是由于官钱本身的粗制滥造，才使私钱有机会混杂其间使用。
社会政策保持延续性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钱制亦然，国家币制的多变，造成货币品种繁杂、版式众多，既使人们使用不便，也容易让私钱混杂其中。如两汉时期币制兴废无常，尤其武帝和王莽时期，频繁地更改币制，导致“币数易而民益疑……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不同年代，不同形状、式样，不同轻重大小的货币同时流通，即使同一种货币亦形制多变，这在客观上为私铸提供了便利条件。又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江南转运使张齐贤铸铜钱，“杂用铅锡，虽岁增数倍而稍为粗恶”。神宗熙宁六年（1073），因朝廷大力鼓励铸钱，地方政府增铸心切，更是妄减成色，粗制滥造，如秦凤等路，其铸钱“青铜夹锡，脆恶易毁”，引发民间更多的私铸。
钱监是铸币生产的基本单位，政府通常是以铸钱数额及利润额作为考核标准，这就导致钱监的监官一味地追求铸钱的数量而忽视质量，使官铸法钱的制作日益粗率。北宋仁宗至和（1054-1056）以后，随着率分钱制的导入，法钱的铸造更是日益草率。“率分钱”是宋代广泛行用的一个术语，指从某一款项中抽取一定比例的钱留用，在钱监，则专指从所铸的钱中按一定比率抽取钱，用作奖励或其他的用途。关于率分钱制，《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引北宋章楶的奏议有较完备的解释。率分钱制的实施，使钱监为利益而追求铸钱的数量，导致官钱的铸造更加草率，质量日低。南宋时，对钱监官同样以铸钱的多少来定奖惩。《庆元条法事类》中对钱监官的奖惩办法有非常详尽的规定，如“诸监铸钱官额外增铸者，一百万贯增一分，余及五万贯并具数保明闻奏”；“诸铸钱亏额，依课利场务亏欠法，因阙功料致亏者除其数。即拣退钱满一厘，监官冲替（额外增铸应保奏者，听折免）”等等。
宋初铸钱版别众多，官方铸钱亦形制不一，优劣各异。神宗时，由于大幅度增设钱监，各监所铸亦不尽相同。鉴于钱币式样日趋多杂不一，以及私铸问题的严重状况，铸钱依样的要求和规定随之产生。因当时改置永平监大炉铸钱质量低劣，诏令“三司自今诸路铸钱，并依省样，毋辄改规模多求增数，委提点司点检”。以省样钱作为钱监铸钱的标准式样，目的是使官铸钱趋于规范化，杜绝恶钱及民间铸钱。徽宗时也曾行样钱制。样钱制对提高铸币质量，禁止私铸具有重大意义。但样钱制出现后，钱监按要求严格统一的样钱铸钱，必然会出现增工费时、降低生产率的问题。因此随着铸币额的下降及“钱荒”问题的日趋严重，样钱制并未能很好地贯彻落实。钱监官吏或为铸钱盈羡而迁官，或为避免因完不成政府规定的岁铸额而罹贬官之责，长期弄虚作假、偷工减料，不按样钱铸钱的情形时有发生。
再加上工匠以样钱制作母钱技艺的不规范，使得铸币形制不一的现象仍然存在。
清代的情况比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的制钱由中央的宝泉和宝源两局以及各省的铸局共同铸造，地方各省可随时奏准设局铸钱，就连宝泉和宝源两局也是分属于户部和工部管理，各自为政。因此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铸钱的重量、金属含量均不相同，使私钱可以轻易地混入其中使用。早在顺治年间（1644-1661），就由于各省铸钱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民间乘机私铸，造成“钱愈多而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的局面。“私铸之得以混淆，皆由官钱铸造不精，式样无定。”官钱铸造不精，直接导致了私铸的鱼目混珠，以次充好。
历代对铜钱的成重和成色，政府虽有统一的规定，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前后并不一致，且大抵呈递减之势。北宋真宗时铸钱“用铜铅锡五斤八两，除火耗收净五斤”，当时明令铸钱每贯当用“铜三斤十四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重五斤”，统一规定了小平钱的合金比例。但在具体铸行时，并未严格依准。而且到仁宗景祐三年（1036），即“每贯用铜五斤三两，收净四斤十三两”。庆历四年（1044），又改为“依太平钱料例又减五两半，收净四斤八两”。北宋铜钱含铜量多为62％~68％，铅、锡含量则各为22％~29％、7％~12％，但徽宗时蔡京所铸夹锡钱，含铜仅57.14％，黑锡28.57％，白锡14.29％，却规定要当两个铜钱使用，实则铸币已贬值一半多。北宋后期，政府对小平钱铸钱标准并未改变，钱质却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钱监管理混乱，偷工减料，未严格按官府所定料例铸钱；加之胆铜技术用于生产，胆铜生产是矿冶业的进步，但胆铜质量低于火法冶炼之铜，其含铁量较高，影响到铸钱的质量，以胆铜所铸之钱质地虚脆，易腐蚀，不耐久。
南宋政府虽然在总体上对官铸钱的质量仍相当重视，但铜钱标准还是明显地降低了。政府在铜产量不足以及铸钱负利太多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减少铜钱的含铜量。就每贯钱的含铜量而言，北宋年间已有递减的趋势，不过还不算严重，到南宋则有明显减少。绍兴三年（1133）的铜钱标准为：“铸钱一千用铜二斤八两，铅一斤十两，炭五斤。”不过这时所铸是不足贯的省陌，“七百七十文为一千”，所以实际每贯含铜量较真宗时的三斤十四两减少了约一斤六两左右。绍兴以后，铸钱用料又有削减，规定小平钱每贯用“铜二斤十五两半，铅二斤一两半，锡三两，木炭八斤，除火耗七两外，净钱计上件（四斤十三两）”。每贯铜钱的总重和用铜量大幅度降低，难怪时人李心传已发出了“钱愈锲薄”的感叹。由于料例的这两方面的变化，一是重量减轻，一是含铜量递减，宋钱的质量便日益下降了。
在明代，虽然铸钱不多，但对钱的材质、重量和形状却有严格的规定。可是最初的洪武钱即用废钱和旧铜器改铸，本身成色就有所不同，洪武二十三年（1390）起，铸钱时又每文加铅二分，因此洪武钱的成色都是不一致的。由于政府对铸钱活动管理不善，官吏营私舞弊严重，制钱的质量也很差。冯梦龙在《钱法议》中即说，当时主管铸钱的官吏“未暇急公，先谋润橐，扣铜价，征样钱，勒余羡，于是搀和铅石，掷地即碎，体制薄小，百不盈握，官铸与私铸工拙不相远”。熹宗天启二年（1622）铸天启大、小钱，铸局人员作科舞弊，铸造特别轻小的钱来充数，并大肆降低钱的成色。最初钱的比例是铜七铅三，天启三年就减为铜铅各半，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两三成铜，其余都是铅砂。
这样的料例铸出来的钱，百文不盈寸，质地疏松，掷地可碎。
到了清代，由于银钱关系的反复变化和铜源短缺问题，使得清政府不断改变制钱的重量，从一钱四分到一钱二分，到一钱，到八分、六分，这样频繁的钱重变化也给私铸者熔毁旧钱、私铸新小钱提供了条件，“大钱之铸愈轻小”，完全是“偷漏铜斤，剋减工料”的结果。清末停铸制钱，开铸铜元，但由于铸局过多，所铸成份和式样殊难一致，更“因各省主持币政者，意在图利，于是其实质、面积、重量在较前递减。
即币面花纹，后铸者亦不及前者之精工”。铸造铜元之初，清政府“拟令各省均铸造红铜元，以昭划一”，但有些省份并不遵办，如江苏省、四川省先后于光绪三十一（1905）、三十二年开铸黄铜元，四川省黄铜元竟铸至两亿枚之多，这种情况无异于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
“私铸之弊起于钱轻”，铜钱标准的降低促使民间私铸纷起。南宋所盛行的沙毛钱，就是民间将好钱销熔改铸而成的。绍兴三年，“诏韶州自今所铸新钱毋得灭裂，务令民间不能仿效。近岁韶州所铸新钱不胜磨错，湖东人号为韶钱，又仿之私铸，夹以沙土，谓之沙钱……”绍兴六年，禁广西沙毛钱。绍兴二十八年，“江西州县多用私钱，旧钱百重十一两，新钱百重五两有奇，若毁旧钱千，以铅、锡杂之，则可铸二千五百，是以赣、吉等州比屋私铸，一路且以万户言之，户日销千钱，是日毁万缗也。民既销钱而盗铸，官又仰民毁钱而更铸”。官钱质量既劣，又有厚利可图，所以虽三令五申严禁降低铸钱质量，却无成效。官铸铜钱标准降低，于是民间竞相改铸为更劣质的私钱。
至于铁钱，由于“铁性犷脆，惟宜制作兵杖”，因此“陕西诸监所用铁若性稍犷脆，即难于磨漉，多致破缺；若性稍稠浊，即金汁易凝，流注不快，钱上字样率多昏晦，与私铸滥钱夹杂难别”。技术上无法解决的难题，导致官铸本身质量低劣，难与私钱区分，难怪民间私铸兴盛。南宋时期，诸铁钱监为增加产量，也一味降低铁钱的铸造质量，叶适在讲到两淮铁钱时就曾说：“扬、真、泰州凡绍熙元年、二年蕲春监所铸钱皆粗恶，拣退不使……其字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铁钱本就比铜钱价贱，而铸造质量日渐低劣，民间大量私铸就难以避免。
2.纸币用纸和印刷不精，防伪性差
宋元时期纸币的印刷较为简单，因而易于制造，成本亦低。故而伪造纸币，较之铜铁铸币，无疑更为方便，比私铸当十大钱获利更大。
其“无铜炭之费，无鼓铸之劳，一夫挟纸日作十数万，真赝莫辨，售之不疑”。政府发行的纸币往往形制众多，大小不齐，如北宋末年发行小钞，“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贯，民之交易，不能悉辨其真伪”，也为伪币的流通创造了条件。
北宋交子印制大多使用蜀纸。蜀地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造纸业，新兴的造纸作坊，也大多集中在成都地区。隋唐时期，蜀地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之一，不仅造纸的工艺和质量十分高超，而且纸的品类也很多。蜀地生产的麻纸和楮纸，因其坚韧洁白而成为唐宋时期最主要的书画用纸和印刷用纸。楮纸是用楮树皮为原料生产的纸，其“薄如蝉翼而质坚可久”。由于纸料较精，制造相对认真，装饰工艺也好，所以民间伪造尚有一定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