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臾
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张爱玲《半生缘》
相离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命运早就为它的一切埋好了伏笔。命运是最伟大的戏剧家，它如椽的巨笔一挥，笔下人物一生的悲欢离合便已都注定了。雾里看花也好，明明朗朗也好，没有人能躲开命运。
当初婚姻的开始便已是若现若隐、若即若离的了。
那日他说了求婚的话，她算是微微地拒绝，于是他微笑着，其实是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毕竟那时他已是三十九岁的人了，对于世事人生已经有了惰性，虽说他总是自恃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也许还要标榜有重新来过的决心，但总是有畏难情绪的，于是只是“把她拦在门边，一只手臂撑在门上，孜孜地微笑着久久望着她”。
她看着他，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有点女人气，而且是个市井的泼辣的女人”，于是“她不去看他，水远山遥地微笑望到几千里外，也许还是那边城灯下”。
后来他没再来，一两个星期都没再来，连姑姑都觉得了。她那时想，不来也好，其患遂绝，但他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他终于还是又来了。
他是自私的，那时候她就知道了。因为他并没有非娶她不可的决心，却还是一趟趟地来，仿佛还是为了照顾她的感情，做了多么了不得的伟大的牺牲。他总说，当着她的面说，并不顾忌她会不会起反感，会不会受伤害。在他们的世界里，似乎从来没有“呵护”这个字眼。
他说：“那时候我想着真的不行也就算了。”
他说：“我想着你如果真的愚蠢的话，那也就是不行了。”
他说：“我看你很难。”说她很难找到喜欢她的人。
他说：“我们这是对半，无所谓追求。”然后讨价还价似的，添补上一句，“大概我走了六步，你走了四步。”
他说：“太大胆了一般的男人会害怕的。”
他说：“一切都不对了。生命在你手里像一条蹦跳的鱼，你想抓住它又嫌腥气。”
他说：“我们的事，顺其自然好不好？”
他说：“偏你话那么多，叽里呱啦说个没完。”
他说：“我们这是睁着眼睛走进去的，从来没有疯狂。”
然而事实是，她要他走。
她说：“我怕未来。”
她说：“我是因为我不过是对你表示一点心意。我们根本没有前途，不到哪里去。”
她说，她有把握可以随时停止。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
她说：“我难道比不上她？”
两个人互相地猜忌，互相地揣摩，互相地犹疑。
《倾城之恋》里流苏与柳原的一切，仿佛都在现实生活里重演了——不过是世俗的男人，世俗的女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试探着靠近，最终倒也有了真情，有过正果的。
然而当这段时期过去以后，他们确定要在一起了以后，却又是亲近的。不过自然，这亲近里总还是多少有着心理的较量。尤其是胡兰成，永远是在算计，永远是在分析他们的关系。她说的“市井的泼辣的女人”是不委屈了他的。
于是他又说：“我总是忍不住要对别人讲起你。”
又说：“是为了我吗？”
又说：“我去过好些讲究的地方，都不及这里。”
又说：“明明美的，怎么说不美？”
又说：“我是像个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到手里还在抽噎。”
又说：“这样好的人，可以让我这样亲近。”
又说：“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我要跟你确定。”
又说：“你其实很温柔，像日本女人。”
又说：“是真的，两个人都是真的。”
于是她也说：“你的眼睛真好看。”
也说：“我总是高兴得像狂喜一样，你倒像是悲哀。”
也说：“让我在这金色的永生里再沉浸一会儿。”
他的话，捧人的方式各种各样，让人觉得欢喜又虚无；贬人的方式也是砭肌入骨，伤人伤得真切与透彻。她的话，高兴的时候真真实实，让人觉得放心与踏实；灰心的时候也平平静静，沮丧时自己藏着。
于是总是他占了主动权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于是她总是俯就的，俯首帖耳，死心塌地。
这样反复地过了许多不确定的日子，他回南京去办理离婚的事。这中间两人也还是通着信，但也还是反复的，若即若离的。
她有时候看他的信，会觉得有些字句使她悚然惊心。而她写的信，有时也叫他不喜欢。
有一次她写了一首诗去：“他的过去里没有我，寂寂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里晒着太阳，已经是古代的太阳了。我要一直跑进去，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他觉得他的过去有声有色，不是那么空虚，在等着她来；他的未来也毕竟是五彩缤纷的，不会只挂念着她一个人。他觉得她似乎太高估自己了，但他着实是误解了——她从来没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是可以高傲的，她是谦卑的。
她于是突然会觉得“整个的中原都隔在中间，远得叫人心悸”。
然而婚终于还是结了的，新婚的日子亦是多有情趣。
两人坐在一起，挨得近的时候，她就抚他的脸。她抚他的眉毛，说一句“你的眉毛”；她抚他的眼睛，说一句“你的眼睛”；她抚他的嘴，说一句“你的嘴”。一句话也不做评论，只是喃喃地说。但是万水千山的风景早已经都装在里面了。
她看着他，有时竟不相信他是真的，像个孩子一般天真的、冒着幼稚的傻气问：“你的人是真的吗？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吗？”有时也会远远地看他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有金沙金粉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然而结婚的喜悦似乎都只在张爱玲，胡兰成话里话外似只是淡淡地配合，并无怎样的喜悦。于他，所有的事似都是理所当然的。配合亦是他对她天大的恩赐了。
他写道：“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我们虽结了婚，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
他大概是早已忘了，当初他是怎样地反复说着“我不要恋爱，我要结婚”，“我要跟你确定”。大约他说的确定，是另外的意思吧。而今他说什么“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这样云淡风轻、飘飘然然的话，意也只在于想说叫她不要因她之故耽误了他的生活罢了。
张爱玲于他，动辄是“喜之不尽”、“不胜之喜”，而他所表现得最大的喜悦亦只是“我当然也满心欢喜”。
有一次外出，归途中遇雨，于是坐了黄包车回家。张爱玲穿着雨衣，却只肯坐在他身上，觉得无限的欢欣；而胡兰成却是有着全然不同的感受的，“只觉诸般不宜”。另有一次，张爱玲又是天真起来，使着小性子甜腻腻地叫他“兰成”；而当她要他同样地唤她一声“爱玲”时，他却是千万般地不愿，到最后拗不过勉强地说了一声，也是狼狈不堪的。
就这样一日日地腻在一起好些日子，“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张爱玲此时的创作虽渐至荒疏，然而她是心甘的，不似胡兰成，几乎要怪起她的“腻”使他懈怠了职事来。
抑或许张爱玲直觉地知道这段爱情经不起年岁的流逝，因此要赶在它结束之前，把所有要说的话都说完，把所有要做的事都做完。她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从很早的岁月里开始，就在追赶，一直在追赶，生怕错过了一丝的美好，而美好面对这样一个诚心追赶的人却一次又一次地弃之不顾了。
还记得她小时候要接新年吗？她哭着，因为还是错过了，穿着新鞋也是赶不上的了。爱情亦是一样的。从他们相识，到相逢，到相知，到相恋，到现在似乎所有的甜蜜都快赶制完了，亦只不过才九个月。而婚姻却即将像新年一样，“一切的繁华热闹已经成为过去，我没有份了”。
胡兰成很快便从“蜜月期”里抽身而出，投身到他的职事中去了。他开始创办《苦竹》。张爱玲作为他的妻子，自然也是在上面多有作品发表。这时他们两人思想才情上的合拍又花火一般绚烂地亮起人的眼来。
此时张爱玲将这一时期她为数不多的几篇佳作都付梓在《苦竹》上了。胡兰成回忆起来亦是不胜感激的：“我办《苦竹》，心里有着一种庆幸，因为在日常饮食起居及衣饰器皿，池田给我典型，而爱玲又给了我新意。池田的侠义生于现代，这就使人神往，而且好处直接在我身上。爱玲更是我的妻，天下的好都成了私情。”又说，“我自中学读书以来，即不屑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亦是爱玲指点，我才晓得它的好。”然而这样的相知相谢，仍是不长久的。
《苦竹》创刊不过四期，便戛然而止了，只剩了炎樱设计的饱满的竹叶与竹竿在记忆里横横斜斜，令人只觉得年华似水，却并回想不出来有怎样的苦楚。
因为有更好的事在召唤他了。
他即刻动身去了武汉，做他的《大楚报》社长去了。
战争的力量是巨大的。他就像是命运的助手，既能让身在其中的人奏出秦淮河边咿咿呀呀的“后庭花”，也能让天上的月有这么许多的阴晴圆缺。战争让他去了武汉，武汉便又为他开出一朵尘埃里的花来，短暂，却也不失其芬芳色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