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底，埃及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全世界都满怀希望，企盼着冷战的结束将带来和平稳定的世界新秩序。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恰恰相反。
冷战结束之前，世人对于美苏之间的争霸制衡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希望爆发核冲突。苏美之间竞争的界线定得很清楚，其各自的影响范围也有一定限制。这使得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世界的局势都是比较稳定的。
但美国总统里根却在苏联无力竞争时加大了超级大国之间争霸的赌注。他宣布美国将开始研制空间武器，同时大规模增加军费投入。他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
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墙上的字迹”，于是推行了“改革”的概念，或者说“重组”苏联；放松政策导致了苏维埃帝国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和俄罗斯联邦的诞生。
恐怕没人能在当代史中找到比这更具有戏剧性的时刻了。
在此之前，很多地区性的矛盾是被超级大国之间的非正式理解压制住的；而这时候有些矛盾就爆发出来，形成公开的对立。而也有另外一些地区，依靠明智的领导和历史赋予的幸运，实现了向民主制度的和平过渡。比如说，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样的。
但那些麻烦的地区是爆发性的，随时都会给世界和平带来威胁，这给人们一种感觉：世界新秩序意味着动荡，而非稳定。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
加利当选秘书长出人意料。
因为美国觉得加利太老而且太被动，所以美国并不支持他。老布什希望一个更有声望更有干劲的人来领导冷战后的世界。但是美国国务院失算了。华盛顿本来预期加利在初期的投票中就会被淘汰出局，打算届时再部署其策略。而法国非常支持会说法语的加利。他们以计谋胜过美国，一手策划了加利的胜出。
斯坦利·麦斯勒（Stanley Meisler）在他的书枟联合国的前五十年枠中写道：加利是联合国50年历史上最固执地坚持独立自主的秘书长。他至少证明自己在面临危机时能像哈马舍尔德一样主动，而且在拓展秘书处的职能方面也能像哈马舍尔德一样卓有成效。麦斯勒说：“他不是那些焦躁的美国官员们曾期望的那种被动的官僚。事实上，克林顿政府很快就发现，加利如果真的只是个被动的官僚就好了。”
加利是一名富有的开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开普特人是埃及原住民的后裔）。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在一个阿拉伯政府工作。他就任秘书长之后，我发现———像我们英语所说的那样———他经常会向背后看，换句话说，他时刻保持警觉，防止有人可能会从背后袭击他。如果我们知道他的经历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他有一次开玩笑说，他是用“秘密行动和突然袭击”的方法管理联合国。这可能只是一句大话。麦斯勒说，加利从不轻易授权；如果哪个助手得罪了他就会马上被打发走；而且与哈马舍尔德不同的是，他不会把一个类似拉尔夫·本奇（Ralph Bunche）的人长留在自己身边。
但这并不是否认他才华出众。他在开罗大学工作了28年，是政治系的主任；他编辑过一本有关国际事务的杂志，并经常出国讲学。他是一个享誉国际的国际法专家。
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做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他决定访问耶路撒冷，与以色列人面对面地解决问题。当时埃及外长和副外长都辞职了。刚刚被任命为外交事务大臣的加利作为代理外交部长陪同萨达特去了耶路撒冷。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从来不肯宽恕萨达特———他们后来暗杀了他！他们也没忘记，和萨达特一起去以色列的就是加利。因此加利是所有联合国秘书长中安全风险最高的一位。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分析问题轻松自如，而且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麦斯勒写道：“他对于索马里、波斯尼亚和南非等问题的本质的概括，从上任的第一个月起就没有改变过。这种一致性来源于他的固执和知识分子的傲慢。”
可能是因为当了很长时间的教授，他有时候会教训那些成员国的大使，要他们在重要的事情上三思而后行；有一次他甚至很严厉地批评安理会成员国没有对一个提议进行足够谨慎的考虑。事实上，加利与他的前任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不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坚持参加每一次安理会的会议，但加利却很少出席，而是派一个副秘书长代表他参加这些会议。
我作为发言人曾跟随加利到过北京一次。
当时我们住在国宾馆里。我送我的枟早间新闻枠去给他过目。我们在大厅里等他迟到的夫人时，他拉着我的胳膊走到一个比较僻静的房间。他让我把新闻逐条地读给他听。我每读一条，他都会让我停一下，然后评论两句，比如“啊！你看，那里发生的事是？ ？”对每一条新闻，他都做了一番精辟并夹有历史分析的评论。
虽然我听到一些对他的不敬之辞，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他的。
强制执行和平Peace Enforcement
安理会把大量综合维和任务推到加利身上，要他完成。在上节课中，我给你们列出了一些。安理会在1992年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通过了其中最大的三个———柬埔寨、前南斯拉夫和索马里的维和任务，而这正是加利上任后的第一年。
不仅如此，柬埔寨、前南斯拉夫和索马里这三地的冲突不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而是发生在国家内部的———换句话说，是内战。正如巴巴拉·班顿（Barbara Benton）在她的枟和平战士枠（Soldiers f or Pe ace）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战争“不仅正规军参与，那些指挥失当的民兵部队和平民武装也参与其中”。事实上，这些都是典型的后冷战冲突。
安理会改变了观点，认为当民族国家的瓦解给其人民带来巨大伤害时，世界就不应该袖手旁观。联合国必须介入其中，不仅应在各对立国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之间确定和平协议，还应该对失去控制的内战国家的涉战派别强制实施和平措施。
索马里Somali a
安理会试图在自己无法平息战乱的国家内部强制执行和平，第一个地方是索马里。但此次维和却成为联合国的梦魇。
虽然索马里社会在非洲各国中属于成分最为单一的，但是索马里人并不把自己看作国家的一分子；他们的社会组织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家庭关系和宗族派系的复杂系统之上。
由于身据要津、俯瞰地中海和红海之间通向印度洋的通道，1960年独立之后索马里成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冷战战场。军事援助纷纷涌入该国，首先是来自苏联。后来索马里忽然改投美国门下，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又向索马里派驻了军事援助团。
菲力斯·班尼斯（Phylli s Benni s）在她的书枟决定方案枠（Calling the Shots）中写道：随着冷战的结束，索马里失去了它的战略地位，于是也就失去了超级大国的援助———虽然仍有军队留在那里。为了抢夺日益紧缩的资源，各族群派系间的权利较量愈演愈烈。1991年，总统西亚德·巴尔（Si ad Barre）被赶下台，可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民族政权。相反，国家却陷入派系战争中。军阀逐渐淡化了宗族长老的传统权威。一个红十字会的官员写道，整个国家四分五裂，制度土崩瓦解，经济的主要部分陷入停滞；班尼斯在书中引用了这些话。屠杀与劫掠成为平常，人道主义紧急食品救助以及救助中心支付的工资和房租成为了部落派系冲突竞争的新战利品。
1991年，周期性干旱又袭击了索马里，造成大规模饥荒。
红十字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帮助索马里人民，可是鲜有救援到来。随后，有关索马里饥荒的报道于1992年春天对美国媒体产生极大震撼，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行动。1992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开展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任务包括派出50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去监视一条并不存在的停火线。但是索马里的情况非但没有因为联合国的行动而有所改善，反而恶化了。
1992年11月，就在老布什政府任期的最后几天，美国主动表示要派遣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前往索马里协助联合国强制实现和平。其惟一的条件是，军队要受美国的指挥和控制。
一开始，加利很犹豫，他希望美国军队接受联合国的指挥。但是他将老布什的要求写进了递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美国军队受美国指挥。安理会接受了这一条。于是在12月，这支联合国授权、美国领导的部队得到批准开赴索马里。
美军到达索马里后，进入所有主要城市驻防。于是这人道主义行动就被军事化了。但援助照样进行。
第二年春，美国希望把在索马里的这次行动移交给新的联合国维和任务，新任务将拥有28000人的军队和强制执行和平的权力。而新来的军队将接受联合国的指挥。对于联合国军队替代美军的能力，加利深感怀疑。他给美国国务卿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讨论这件事。但是美国提出要派遣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支持联合国军队；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将由几千名突击队员和海军陆战队队员组成，仍然受美国指挥。
1993年3月，安理会同意了这个方案。依据枟联合国宪章枠第七章之规定，安理会在索马里展开了另一个联合国维和行动———强制执行和平。这次任务的内容包括：帮助索马里人解除武装，恢复法律与社会秩序，重建经济制度。加利任命了一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来负责这次行动，他就是乔纳森·郝伊（JonathanT .Howe）。
郝伊描述了那年的3月17日他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当天的所见所闻。他写道：“不仅所有的建筑都在战火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残垣断壁之间，所有值钱的东西———从水管到电线———都被抢走了。”当维和人员打算重建一些基础设施———比如供水系统时，“管道与阀门一旦安装，马上就会不翼而飞。我真怀疑，是怎样的贪婪和绝望才使人们对这些国家重建物资也进行彻底的掠夺。”
当郝伊组建他的维和部队以替代美军时，他并不能控制美国快速反应部队。1993年10月3日，这支部队移动到摩加迪沙近郊，想抓一个叫做穆罕默德·法拉·艾迪德（Mohammed Farah Aideed）的军阀。
当年6月份的时候，艾迪德的部队曾杀死24名正在执行例行巡逻的巴基斯坦维和士兵。安理会大受震动，并立即采取行动，授权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抓住这次事件的责任人。郝伊也已经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追捕艾迪德。
但是郝伊和加利都没能事先预料到美国突击队员10月3日的行动。突击队员被困在又小又窄的街巷，战斗异常激烈。两架美国直升机被击落，18名美国突击队员被杀。当地方电视台播出一名美国士兵的尸体被拖着穿过好几条街巷时，世界舆论界震惊了。
事后看来，美军毫无疑问应为此次维和失败负责。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发现美国突击队员身陷险境后，立即成功实施救援，将幸存的美国士兵从突击队被困并且大量死伤的地方救了出来。但这些美国人的遇害使联合国广受责难，这倒给克林顿政府减轻了负担。而加利也不加辩驳，不使美国为难和尴尬。
以前我在发言人办公室有一名同事叫做阿麦德 ·法齐（Ahmad Fawzi），埃及人，是加利秘书长的副发言人。在2005年我组织的发言人聚会中，他这样描述加利对摩加迪沙袭击事件的反应：
“我记得那大约在是晚上的八点或九点，西尔瓦纳（Sylvana，也是发言人）和我工作到很晚。我们在CNN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了这悲剧性的一幕。作为秘书处的神经中枢，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美国会发动这次袭击，直到这次袭击完全失败。其余就如众所周知的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前去他（加利）的办公室。我请求他让我们说出事情的真相———联合国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行动出现差错，我们才知道有袭击这回事；美国的行动受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中央司令部节度。但是加利说：‘不行，你不能那么做。’我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每次出差错我们都要被指责？’他说：‘因为我们在这儿是为广大成员国服务的。你不能因为行动出现差错就走出去指责一个成员国。我不许你那么做。’我当时真是沮丧啊！我走下楼回到发言人办公室。我想我真得保持沉默了。”
美国的公众舆论可能还没有从摩加迪沙的枪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面印象中缓过神来。即便是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明真相。
卢旺达Rwanda
1993年10月，美军突击队在摩加迪沙与艾迪德的军队之间发生的交火给美国的公众舆论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麦克·马克凯能（Michael G 。MacKinnon）所写的枟克林顿时期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枠（The Evolution of US Peacekeeping Policy Under Clinton）一书中对此事有详细记录。
克林顿政府一上台就开始起草一份机密政策文件，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确立“肯定性多边主义”。但底层民众对摩加迪沙事件的反应使国会中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反对这种思路。他们要求克林顿撕掉这份文件，再写一份不一样的。
克林顿一边在调整政策，另一边要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林·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将肯定性多边主义政策暂停应用到联合国的任何新维和行动中。在摩加迪沙枪战六个月后，胡图极端分子对图西族和胡图族中的温和派实行大屠杀，这是对美国暂停肯定性多边主义模式的考验。
胡图族为说班图语的农业民族，几千年前从西非地区迁徙到卢旺达这里。他们约占卢旺达总人口的85%。而图西族则源于撒哈拉地区，早年是尼罗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在与他族通婚之前，图西族人都又高又瘦。他们的文化属于牛文化，有着非常精密的宫廷礼仪与传统，其中包括依靠口头传播流传数个世纪的诗歌。人数较少的图西族人曾一度领导人数较多的胡图族人。
1965年到1967年我在刚果的时候，我的导师是卢旺达语（kin‐yarwanda）的专家；而图西族和胡图族都讲卢旺达语。我没学过卢旺达语，但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卢旺达语进行过分析。我还做过一篇关于Mashi语的论文。Mashi语与卢旺达语相近，存在于东非大裂谷的基伍湖湖畔地区。我的导师和他的同事们曾与胡西族存留的宫廷诗人合作，对胡西族口头流传至今的数千行宫廷诗歌进行过收集与转写。图西族的宫廷早已不存于世，那位诗人是一个年纪非常大的天主教牧师；大概是叫皮阿·卡嘎米（Pere Kagame）。通过这些学习，我看到了卢旺达社会美好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其悲剧的一面。
在卢旺达，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屠杀时有发生。比如说在民族成分与其相同的卢旺达邻国布隆迪，图西族在1972年屠杀了10万到20万胡图族人，消灭了胡图族的精英分子。
20世纪90年代初时，联合国已经在卢旺达布置了一个小型的维和行动。1994年科菲·安南主管维和行动时，联合国维和总部收到一份来自卢旺达维和行动负责人的电报；电报说，有情报人员报告，胡图族极端分子正在藏匿武器，准备大规模屠杀图西族人。安南的副手埃克巴·理查（Iqbal Riza）对此做出处理，他立即回电报询问情报是否可靠。卢旺达维和行动方面回复说，是的。
理查随后草拟出应对方案，要求特派员将此消息通知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的大使；这三个国家是对卢旺达最有影响力的。特派员还要与卢旺达总统———一个胡图族人———会面，告诉他联合国正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希望他将局势控制住。
时间到了4月6日，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Juvenal Habyari‐mana）因飞机失事身亡，大屠杀几乎立即爆发了。人数不多的联合国维和士兵在首都基加利尽合力保护受到威胁的“温和派”政治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在米勒·科林斯饭店（Mille Collines Hotel）寻求安全的人。（电影枟卢旺达饭店枠的故事即源于此。）
可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根本无法改变什么。随后，屠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谋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快速地进入基加利。他们撤走本国的公民后就离开了，没有为停止惨剧做任何努力。
那时候，我正在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工作，负责的就是维和这一块。安理会就卢旺达问题召开了一次不对外磋商会议，我也参加了。当时的安理会主席是尼日利亚的艾伯拉西姆·甘巴里（Ibrahim Gam‐bari），他提出一个来自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建议：由联合国出面干涉卢旺达的屠杀事件，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制止屠杀。然后奥尔布赖特发言，她说美国政府不会同意这个计划。美国否决了，关于“干涉”的讨论也就结束了。
联合国卢旺达维和部队的指挥官是加拿大的罗密欧·达赖尔（Romeo Dallaire）将军。他要求增援5000人，估计这个数量的部队足够终止杀戮。但是安理会没有批准。美国此前在摩加迪沙受了大挫，所以这时候大家都认为是美国阻碍了联合国采取行动。达赖尔将军拼了命试图通过协商使屠杀结束，可是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种族屠杀在自己面前发生，无能为力。
达赖尔将军返回加拿大后极度消沉。接受治疗之后，他开始在各个国家巡回演讲，讲述安理会如何错失了挽救千百人性命的机会。他是一个受到高度尊重的人。
最后丧钟敲响：100天———80万条人命。
科菲·安南成为秘书长之后，第一次访问卢旺达是在1998年5月。我与他一起去的。作为一个非洲人，他对他的卢旺达弟兄们所作的演说辞是特别严厉的。访问期间，他曾在卢旺达议会进行演讲。他说：“恐怖源自内部。”他要求卢旺达人深入探求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关系，以解释1994年春天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但是对于卢旺达政府来说，把责任推给他人很重要。他们不愿意从内部找原因。他们对安南很生气。原本总统要主持为秘书长举办的招待会，可是他后来竟然没有出现。
当天晚上，卢旺达国家广播台开始指控安南是卢旺达人民的敌人。第二天安南还要去两个当年的屠杀点，而这两处都是随行的安全人员认为没有办法保障他安全的地方。我们那天一直研究到很晚，不知道该不该去。联合国安全人员强烈反对这一计划。
卢旺达外交部的发言人来到我们住的饭店。我问他为什么国家广播台会播放如此具有煽动性的消息。他说，联合国是我们的敌人。我告诉他，我亲眼目睹奥尔布赖特是如何阻挠联合国对卢旺达进行干涉。他沉默了。他不愿意相信这一点。数周之前，克林顿总统曾在短暂停留基加利机场期间做了一个演讲，他为当时的袖手旁观向卢旺达人民道歉。这次演讲收效其佳，卢旺达人开始将比尔·克林顿看作他们的朋友。可是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当时克林顿政府并非仅仅是自己袖手旁观，他们还阻止其他人有所作为。
第二天早上，安南拒绝了安全人员的建议，决定前往那两个大屠杀地点。一些屠杀的目击者和幸存者默默地站在一边，看着我们面对累累白骨。这边一些头骨，那边一些腿骨，太可怕了。不过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我们离开了那里。
但是直至今日，仍然有人拿卢旺达大屠杀指责安南，因为他们认为他在接到第一封预警电报时，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在我看来，这太不公平。当时的秘书长加利在为本课所做的采访中承认自己对此事负有责任。他说，他没有足够尽力地大声疾呼以使世界有所反应。我们待会儿会听到这个采访。但在我个人看来，无论他的呼吁有多大声，那些具有军事干涉能力的国家都不会有所行动的。他们都得了摩加迪沙恐惧症。
和平议程TheAgendafor Peace
18名美国突击队员在索马里被杀，促使美国重新思考其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态度；与此同时，没有对卢旺达大屠杀做出反应使美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陷入困窘。有许多人指责，但也有许多建设性的思考。
为了响应联合国安理会峰会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起草了枟和平议程枠。直至今日，这仍被视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全世界的大学都在研究它。
枟和平议程枠中的创新性提议包括：
1畅预防性部署：当某地出现了冲突的隐患时，联合国可以应当地政府之邀请而派出维和人员以防止暴力事件的发生。
2畅快速部署：各国政府可为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快速发展而设立特别的部队。
3畅强制执行和平：在较为危险的维和任务中可以使用配有重型武器的维和人员以强制维持停火状态。
在枟和平议程枠中，布特罗斯‐加利提到了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过他警告说：“绝对主权、排他主权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那种理论从来都不符合实际。”他写道：“在今天，各国领导人必须理解这一点，并且在良好的内部统治和世界各国越来越强的互存要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三年后，加利颁布枟和平议程枠的增补本。其中，鉴于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的经验教训，他差一点把联合国强制执行和平排除在外。他强调了维和的重要原则，即你不可能要求联合国士兵同时进行维和与强制执行和平。同一时间内只能是两者选一的。安理会应在二者间做出选择。而他说，联合国现在几乎还没有能力强制执行和平。
在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经受挫败之后，维和行动由高峰时期1993年的17次行动、75000名维和人员削减下来。安理会似乎已经认定世界新秩序说到底也并不是那么新。
但是对维和服务的需求却并没有消失。随着新的危机出现，1998年安理会向克罗地亚、中非共和国及塞拉利昂派出了维和人员；1999年是科索沃、东帝汶和刚果；2000年是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后来是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海地和布隆迪。现在，我们的维和行动已经超过了1993年高峰时期的维和数量，联合国维和行动生机勃勃。
发展议程The Agenda for Development
在另一份报告中，加利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问题上。这份报告就是枟发展议程枠。由于某些原因，它远不如枟和平议程枠那么知名。
枟发展议程枠旨在激起世界最贫穷国家在后冷战阶段———这也被称为全球化阶段———对发展经济的兴趣。
全球化源自全球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融合。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迅猛发展。
“冷战时期对影响力的竞争刺激了对发展的兴趣。”加利在枟发展议程枠中写道，“动机并非总是利他性的？ ？但寻求发展的国家可能从那种兴趣中获益。如今，给最贫穷国家带来发展机会的这种竞争已经结束了。许多贫穷国家气馁了，发展处于危机之中。最贫穷的那些国家愈加落后。”
除了极度贫穷的国家之外，苏联的解体为发展状态开辟了新的种类：社会主义经济突然经历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也就是所谓的“经济转型”。
加利写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经济互相依存的程度不断增加，经济转型带来了一些特殊的形势与问题，新的机遇、挑战和风险也随之而来。这就对国际合作提出了更大的需求。通过这一议程，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所负有的责任，并努力为全球性的合作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以求发展。”
加利呼吁政府为私营经济创造有利环境。他要求发达国家采取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他还鼓励贸易自由化。
和平建设Peace‐building
20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和平与经济发展相联。由于安理会在那十年间经历了一系列的国内冲突，他们开始从这些经历中吸取教训。
首先，他们发现即便在维持和平或强制和平的计划中大量投资，也无法保证新建立的和平可以持续下去。于是，他们开始寻求巩固刚刚重建的和平的方法，这也就是所谓的“和平建设”。和平建设的目标是建立长久的稳定，从而使冲突不再卷土重来。
对冲突本质的研究显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国家，有44%的可能性在恢复和平的前五年里再次陷入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各国都已经有所投入。为了保护这些国际投入，看起来和平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和平建设的内容包括恢复公民社会、重建经济、恢复土地的生产力以及重建司法体系等。这还包括其他一些非常实际的事情，比如扫雷。
和平建设是一项复杂、长期而又昂贵的工程。
冲突防预Conflict Prevention
考虑到维持和平的高额成本以及和平建设的更大花销，20世纪90年代起，各国政府开始寻求更为系统的方法以预防冲突的发生。
他们甚至进行了维和部队的预防性部署作为实验。比如说，1992年至1993年间，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他们就成功地制止了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发生的战争向南方蔓延。
据世界银行研究，暴力冲突终究会阻碍发展，影响贫困状况的缓解，并且减弱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以及物质、经济、人力资本。对冲突的分析已经成为发展规划的一部分。
世界银行发现，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80%在过去的15年中经历了一次大型战争。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可以让一个国家抵制暴力冲突，世界银行归纳了四个大的方面：
1畅涵概面广的、公平的、靠得住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2畅经济、社会和种族的多元化而不是两极化或极权化。
3畅能为整个社会提供均等利益的发展与进步。
4畅对话———而不是暴力———的文化。
这项分析的结果之一是，民主政治的国家之间往往不容易产生冲突。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化席卷全球。看起来每一个人都认可民主原则，或者至少嘴巴上这样说。
亚里士多德说，民主就是由人民来统治。今天的民主意味着：人民通过自由地选举出他们的领导人来统治他们自己，这些领导人必须忍受自由媒体的批评，人民享有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而所有这些受到法律准则的保护、宪法的支持。
当民主政府成为一个全球理想模式时，发展规划者们开始详述一种“善治”的理论。如今这一理论已经成为联合国发展规划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联合国用八个特征来定义“善治”：参与性、取向性、责任性、透明性、回应性、有效性、公平性和公开性。
通过联合国的努力，世界各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在最佳治理方式上达成共识。虽然我们还没有做到最佳治理，但是清晰的概念和想法已经开始浮现。
总结Conclusion
冷战的结束置联合国于坐过山车般的快速发展境遇中，各成员国都在尝试着将联合国宪章的设想变为现实。
1991年，安理会同意组织多国部队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安理会各成员国第一次一致同意使用武力以抗击侵略。
随后，联合国安理会开始面对一些新环境———内部冲突的和原政府已崩溃的国家和地区。1993年，在得到美国军队的支持的情况下，安理会想在索马里尝试“强制执行和平”，结果遭遇惨败。事实证明联合国还没有能力指挥和控制“强制执行和平”的任务。
安理会转向寄希望于批准国家武装力量进行军事行动，比如安理会授权北约在波斯尼亚地区进行军事行动。这种办法看起来有效，可是让各国的部队在联合国的旗号下作战、却由各国自己指挥，这总是不太舒服。
而且，维和行动和强制和平行动的代价极为昂贵———无论从生命计还是从金钱计———因此政府、学者和民间社团开始思考为什么暴力冲突会爆发；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其爆发；一旦爆发了，我们该如何防止其再次发生。
这就涉及到维和人员的预防性部署、防止冲突的预防性外交、冲突结束后的和平建设等问题，以及当世界变得民主化时，将“善治”作为发展规划的核心问题。
而最重要的是，上述思考让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光是这一点，就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所产生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
历史见证人Witness to History
今晚的历史见证人是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休息片刻，待会回来。
本课参考文献（Sources for this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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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Meisler，United Nations：The First Fi f ty Years（New York，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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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 .Ramcharan，Editor，Conf lict Prevention in Practice：Essays in Honour of Jim Sutterlin（Leide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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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访谈
UN SECRETARY‐GENERAL BOUTROS BOUTROS‐GHALI（AseditedbyBoutros）
2006年2月6日巴黎
（本访谈经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审定）
Paris，6 February 2006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当选为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数月之后，1991年底，我前往萨拉热窝担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维和任务的发言人。在1992年的晚些时候，我离开萨拉热窝前往日内瓦，担任前南斯拉夫问题欧盟—联合国和平谈判的联合发言人。在我1993年8月返回纽约的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之前，新上任的秘书长已经由于对秘书处的改革而获得了声望。对于这次改革，他自己笑称是“秘密行动和突然袭击”。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他确曾让我参加发言人每天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向记者们发布有关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消息。可是大概一年以后，他突然免除了我的这一工作。不久，我便离开了发言人办公室，成为安南的维和行动部门的一名信息官员。
在我离开发言人办公室之前，我曾作为加利秘书长的发言人陪同他进行了一次环球访问，所到之处包括开罗、德里、伊斯兰堡、东京和北京等。通过这次外出，我更多地了解了加利秘书长。我发现，他除了是一名久负盛名的严谨的学者之外，还是一名和蔼的、像父亲一般的长者。
2006年2月6日，我前往巴黎，在他的位于总理办公室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他在那儿担任“法语国家组织”（La Francophonie）的秘书长，这个国际组织是以推广法语为目标的———他的法语说得非常好。
我用英语采访了他。
埃克哈德：秘书长先生，感谢您通过这次录音采访与我的学生们交流。当您刚刚听说自己成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的候选人时，您是否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秘书长这一工作正变得越来越有意思？
布特罗斯‐加利：是的。直到我的任期结束前，我一直抱着一个幻想———幻想着这是让联合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对后冷战时期进行监管的绝好机会———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在此之前，我有三十年的时间在教授有关国际组织、有关联合国的课程。我以阿拉伯语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写联合国的。由于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对世界性组织非常感兴趣。
我曾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委员会中工作过，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过项目。我也曾为我自己创办的一份报纸Al A hram al Iktisadi———模仿伦敦的枟经济学家枠，只不过是阿拉伯语的———定期撰写有关联合国的评论文章。这就是我对联合国的情况了如指掌的原因。
1955年，联合国创建十周年时，数位学者花了五个月时间联合写了一本书枟埃及与联合国枠———这是卡内基基金会一个项目中的一部分———我参与其中，并且是最年轻的一个。因此联合国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991年时，在尼日利亚出席会议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提议我竞选下一任秘书长 。我说好的，也许这是我在后冷战时期扮演一定角色的最好机会了。
埃克哈德：您的前任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执掌联合国十年。后冷战时期的局势对他任期的最后几年带来了巨大影响，促成了联合国综合维和行动的诞生———比如说在中美洲和纳米比亚的行动，以及经联合国授权的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的军事行动。您继任后，希望在联合国的政策和结构方面进行哪些变革？
布特罗斯‐加利：坦率地说，我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我总觉得我该带来一些新面貌。可怎么做呢？坦率地说，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1992年1月31日召开的首届安理会峰会帮了我的大忙。在那次会议上，15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授权我采取些新举措，特别是在维和以及战争的预防性外交方面。
我在当选后的第一次演讲中讲了三个问题：预防性外交、南北差距和民主化问题———不仅是成员国内部、也包括成员国之间的民主化问题。
埃克哈德：成员国之间的民主化问题？您能否解释一下？
布特罗斯‐加利：我当时考虑的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联合国的民主化、以及全球化的民主化———最后这一点在当时考虑得不太清楚。大概的想法就是这样。
我曾用阿拉伯语撰写过很多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章，所以对我来说这些问题并不很新。凭着以往的研究和工作背景，凭着对未来的美好构想，我觉得自己一定能做出一些事情来。
埃克哈德：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局势变得那么糟糕，老布什总统所说的“世界新秩序”也并不秩序井然，您是否对这些感到震惊？
布特罗斯‐加利：回想起来，其实事情也并不是那么糟糕。在索马里，我们能够给难民提供援助；
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我们与所有相关的政治党派会谈；在波斯尼亚，我们排除万难帮助被围在城中的萨拉热窝人。我们那时候总是积极地面对眼前的一切。虽然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你可以说我们没有成功，可事实上我们已经做成了许多事情。而且，如果当时我们能坚持下去的话，情况可能会更好；我们也可能会做得更好。
埃克哈德：你是说原本可以在索马里做得更好？
布特罗斯‐加利：在索马里是这样，甚至在前南斯拉夫也是这样。
埃克哈德：您给后人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枟和平议程枠。您认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后冷战时期的文件呢？
布特罗斯‐加利：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后冷战时期的文件，是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当时联合国的未知之事。我们构思的是建设和平。一旦解决了争端，一旦签订了和平协定，我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抱着“差不多了，够了够了”的想法撤退，而使事情功亏一篑。相反，这正是最关键的时刻，我们称之为恢复期。我们的想法是必须在后冷战时期保持和平进程的连贯性。
埃克哈德：这是否会对“各国政府如何看待联合国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所扮演角色”这一问题产生影响？那是不是你的目的所在？
布特罗斯‐加利：不是。我只是对各国首脑在首届安理会峰会上对我的授权做出反应。他们说，瞧，你很幸运；你刚刚被任命为秘书长，而我们在授权给你。而且和平议程深得认可。虽然和平议程现在没有产生多少实际作用，但该议程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上讨论了两年，并被翻译成大概55种语言———我记不清楚了。该议程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作为一个曾经的学者，我更善于从学术的途径来理解问题———比如通过来自同事们的信件、来自不同大学的信件，来自安理会和联大的正面反应等。这些反响加深了我的幻想，认为联合国能够在后冷战时期扮演新的角色，安理会各成员国、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在政治上也愿意扮演新的角色。但我错了。相反，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作为获胜者，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只利用联合国议程中他们认可的那些部分。
埃克哈德：这准是一份极具争议的文件，即使还在起草阶段已是如此。您一直保密？ ？
布特罗斯‐加利：？ ？不是这样？ ？
埃克哈德：？ ？文件公布之前，连秘书处也不知道内容。是不是有联合国内部的人反对文件中的一些观点？
布特罗斯‐加利：不是这样，一直都没有保密。文件先由专门的文件起草小组进行讨论———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维如·达雅尔（Viru Dayal），马拉克·古尔丁（Marrack Goulding），和查理·希尔（Charlie Hill）等———然后再由查理·希尔执笔；我也与他们一起工作。针对这个文件，我们有一个工作团队，一点都不保密的。
在秘书处我们确实有过争论，如果你要称之为争论的话，不过是针对枟民主化议程枠的，某些秘书处成员说，（尽管我们在干，）但你并没有得到授权来写这枟议程枠，他们可没让你这么做。
而枟和平议程枠完全没有保密，没有！也许有人有过那样的印象，但这个文件是接受过公开讨论的。
后来等到发布枟和平议程枠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它能否获得成功。
埃克哈德：议程中一个极富革新意义的（———如果说不是最革新的话———）条款是有关军队的。您第一次提出了强制执行和平的构想。在十多年以后，您如何评价这个构想的重要意义？
布特罗斯‐加利：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对我而言，和平议程最重要的部分是“和平建设”。强制执行和平已存在于联合国宪章中，并不新鲜。宪章允许进行经济制裁、军事制裁。
但制度性的和平建设对于联合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二战后的法国与德国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戴高乐和阿登纳的努力下，这两个国家将和平制度化。1977年时，我尝试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也这么做———建设和平，创建（两国）的共同制度；这样和平就不仅仅是一纸协议了。
因此对我来说，强制和平并不是最重要的概念。而每个国家都要为联合国提供军事特遣队，24小时随时待命———就连这些也都不是什么新想法了，早在1992年1月的国家首脑峰会上就已经提出来过。比如说，密特朗说他可以在一周内为联合国组织一支一千人的军事特遣队。这些想法都是由那次会议的各国首脑讨论出来的。
所以，联合国拥有一支潜在的军队并且随时可供调用———从每个不同的地方都可以随时调到五千至一万人不等———这样的想法早就存在了。如果某个成员国不想派出军队，那么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比如物资运输。
于是以此为基础，我建立起一个虽无名却有实的联合国军队的整体概念。
埃克哈德：显然，您个人坚持认为和平建设的构想应该包括在枟和平议程枠中，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布特罗斯‐加利：正如我前面所说，我研究过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解过程，对他们的做法印象颇深———比如说，建立法国—德国青年办公室（the Office de la Jeunesse Franco‐Allemande），还有所做的其他种种的努力，来改变历史影响。他们不止是签订协议，还创建一些机构来维持和平。这种想法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试图将之应用于联合国，应用到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上去，可惜没有成功。
埃克哈德：您还在枟和平议程枠中大胆提出要扩大安理会的权力，从而预防或结束冲突。也就是各成员国应和安理会达成协议，按照安理会的要求提供军队或者装备———就如您前面所说。这个决定是不是受到了“世界新秩序”这个说法的影响？您觉得这个想法有没有实现？
布特罗斯‐加利：在这个问题上我又一次心存幻想，以为这个想法会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实际上，我们确与提供军队的国家达成了许多协议。在1992—1993年期间，我仍然觉得有机会拥有一个新的联合国。
联合国已经存在了40多年了，她需要变革。而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袭来———我们当时还未能充分理解全球化的意义———把变革的任务加在了我们身上。
埃克哈德：两年半以后，您颁布了枟和平议程枠的增补条款，其中对“强制执行和平”的概念进行了修改。这是不是因为有索马里的遭遇在先？
布特罗斯‐加利：不仅是索马里，还有发生在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地的事情。我们当时还在柬埔寨、甚至萨尔瓦多设有任务；这些任务非常复杂，我们需要代替当地的警察和军队。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遭遇，所以我们会说：现在让我们诚实一点，要对以前所说过的话进行补充和纠正。于是我们对和平议程的进行了增补。
埃克哈德：您是否仍然认为，强制执行和平行动应当如同当初议程所界定的那样，仅由自愿联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的军队执行，而非由联合国指挥？
布特罗斯‐加利：我有点担心自愿联盟（的军队），因为他们绕开联合国而向旧盟友敞开大门。因此我仍然支持，至少从理论上支持将权力交给联合国。但是如果让我在自愿联盟（的军队）和毫无军队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愿联盟。
埃克哈德：如果得到安理会批准呢？
布特罗斯‐加利：那自然更好了。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我们再一次尝试让北约与联合国进行合作。事实证明这很难，就像你要将一股强势力量和一股弱势力量进行比较一样难。而且这两个组织有着不同的目标。北约与联合国的政治力量也不同；联合国一方主要是英法的势力，而北约主要是美国在指挥。因此双方自然有不同的行事方法。如果你把苏联或者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拉入其中，那最终就会很难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与北约合作。
埃克哈德：卢旺达大屠杀开始时，一些有行动能力的国家拒绝采取行动。大家总是认为索马里行动遭遇惨败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您是否认为联合国秘书处应与这些对卢旺达大屠杀袖手旁观的政府一起受到指责？
布特罗斯‐加利：当然，我们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没有对成员国施加足够的压力。我们的声音不够响亮。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处理南斯拉夫的问题。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发生。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对发生在卢旺达的事情予以更多的重视呢？这么问问真是容易呀，可我们当时手头有40个不同任务要处理！此为其一。
其二，美国反对我们在卢旺达有所作为。他们甚至禁止使用“大屠杀”这个词。我们建议对播出煽动性消息的千丘陵（Mill es Collines）广播台进行干扰，但是美国认为这样做成本太高。所以，真正的障碍是超级大国不肯行动。
其三，让我们非常坦率地说，每当有什么事情与非洲有关时，基本的区别对待和歧视在所难免。发生在非洲的危机总是不如发生在欧洲的危机更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看看在苏丹达尔富尔发生的事情吧！达尔富尔经历了真正的大屠杀。我提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对当时的情形非常了解，与卢旺达大屠杀如出一辙。
你知道么，当时在卢旺达的一个比利时官员说：“Laissez les bounyuls tuer les bounyuls 。（让那些黑鬼互相残杀吧。）”“Bounyul”的意思是“黑色的面孔”。这就是当时一些人的态度。而且卢旺达的事儿还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有关。
埃克哈德：说到卢旺达，我记得你好像是第一个使用“大屠杀”这个词的公众人物？ ？
布特罗斯‐加利：是的？ ？
埃克哈德：？ ？而美国人对此颇为不满。
布特罗斯‐加利：是的。
埃克哈德：可是没有什么能改变他们吗？
布特罗斯‐加利：没有。我想重申：我对此负有责任，因为也许当时如果我能更歇斯底里一些的话，我就可以改变他们的态度，但是我努力得还不够。当然我现在这么说只是事后诸葛亮罢了。埃克哈德：让我们来谈谈石油换食品计划吧。就在去年，针对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的调查给联合国蒙上了耻辱。您觉得这公平吗？
布特罗斯‐加利：毕竟，这个石油换粮食计划是美国人操作的。奥尔布赖特女士曾在公开场合说，她参与了石油换食品计划。而枟谅解备忘录枠也是由美国和英国代表审定的。
我记得那时候伊拉克人说：“什么！我们又要开始谈判了！”我说：“如果你们想得到一个结果，你们就必须接受美国和英国对枟谅解备忘录枠的修订。”
所以整个计划执行的责任并没有过多地落到联合国秘书处身上。联合国这一次当然也是有责任的，我也同意，但事实是参与石油换食品计划的大公司给了伊拉克政府回扣———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国际社会对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所发生的事情态度一点都不积极。这不是秘密。每个人都知道伊拉克的石油源源不断地输往约旦，土耳其也享受特殊待遇。每个人都知道超出计划的附加部分需要通过某些银行付款给伊拉克政府。这也不是秘密。
埃克哈德：沃尔克花了大量时间调查秘书处，而只花了相对较少的时间来调查安理会成员以及与石油换食品计划有业务往来的跨国公司。对此您是否感到惊讶？
布特罗斯‐加利：没有，因为联合国有当替罪羊的传统，所以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比如像欧盟，这样的组织建立起来都是要做替罪羊的。在外交上我们都知道，当成功降临时你应该主动消失并且把功劳归于发生冲突的双方———他们一直都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你嘛，什么都没做。但是如果失败了，他们就会说“如果他没插手，或许我们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他的介入使所有的事情都复杂化了。”所以这是好律师的诸条准则之一。你得从一开始就心里有数，一旦完成了任务———如果取得成功，你应该为你所取得的成功而请求别人的原谅，然后将成绩归功于发生冲突的双方，因为他们是主权国呀；而如果失败了，接受你将成为替罪羊的命运吧。
埃克哈德：关于制裁制度（sanctions regime），回顾过去，你如何评价根据安理会第667号决议对伊拉克实施的制裁制度？
布特罗斯‐加利：当我从一些国会议员和中立的非政府组织那里收到描述伊拉克人民悲惨生活的报告时，我的反应是反对制裁。当你实施制裁的时候，你必须找到一种方法瞄准你制裁的目标———即所谓的“巧妙制裁”。然而在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得到了好处，而老百姓们在受苦受难。这是制裁的消极一面。制裁与联合国“要帮助国家发展而非破坏国家发展”的中心思想相违背。埃克哈德：制裁极大地破坏了伊拉克的经济。
布特罗斯‐加利：的确如此。而且遭受不幸的是平民百姓，不是政府，更不是萨达姆那帮人。
埃克哈德：您被人民所铭记的另一个重要文件是枟民主化议程枠———您前面也已经说到过———其中赞同了“民主和平”的理论。您能否描述一下这个概念？
布特罗斯‐加利：我想，我们并不是要在枟民主化议程枠中描述“民主和平”这一概念；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概念并不新，康德就曾经对此进行过论述。他说如果每个国家都是民主的，那么你就会得到和平，民主国家之间互不争战。但是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军队喜欢与其他民主的军队作战。我所写的是：如果我们想达到最起码的正义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应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在他们当中，非政府的参与者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必须参与进来。而我已经这么做了。
1995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社会发展世界峰会，我邀请了许多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了此会，他们参与起草的意见书最终被大会采纳。而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似乎比各成员国还重要得多。
鉴于以上这些，我开始思考民主化的问题。为什么我鼓励像圣马力诺顿（意大利半岛东部的国家）和摩纳哥这样的小国家加入联合国呢？基本上是出于同样的思想。通过接纳这些小国家，我们为民主化进程作贡献。而且我曾说，如果事关科摩罗群岛未来命运的决定只是由美国国务院的低级工作人员来做———他可能一点都不了解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至少听一听科摩罗群岛居民的心声呢？于是，这里我们回到了民主化进程的问题上来。给这些人民机会，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虽然最后的决定可能不由他们自己来做———也许是由国际社会来做———但至少你得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这就是我所谓“民主化”的意义。
那么如果当地政府过于孱弱，怎么办？———即使当地政府太弱，可你有公民社会，你有政治党派，你有遍布世界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你甚至还有一些宗教团体，你大可以向他们求助。关键是你自己怎么想，别把思路局限上政府行为上。
埃克哈德：您认为为什么枟民主化议程枠受到的关注比枟和平议程枠少得多？布特罗斯‐加利：因为枟民主化议程枠是在我离任前一周才发表的。
埃克哈德：所以你没有时间宣传这些思想。
布特罗斯‐加利：当我的下一任秘书长（科菲·安南）谈及非政府性质的参与者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时，他已经对这些思想加以了贯彻。这些思想已经立住了脚，如今每个人都在谈论公民社会。
埃克哈德：在您看来，美国发生“9·11”事件后，联合国需要做何调整来适应这个全球恐怖主义的新现实？
布特罗斯‐加利：我认为恐怖主义的问题已经有点夸大了。我不是想低估恐怖主义。我还记得1996年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一次有关恐怖主义的会议。我知道这会在那时候召开是为了
帮助西蒙·贝雷斯（Shimon Peres）选举胜出的。
“9·11”事件标志着超级大国的重大改变，但我并不认为它标志着大多数成员国的巨大转变。“9· 11”事件对一个贫穷的、撒哈拉以南的中部非洲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呢？他们可能根本就没见过摩天大楼。
恐怖主义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发生的事情使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受惊了。但是事实上，在未来的20到30年里，我相信恐怖主义问题会变得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如何为联合国注入新的活力。
埃克哈德：您如何评价刚刚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与和平建设委员会？
布特罗斯‐加利：和平建设委员会正朝着我在枟和平议程枠中所描述的方向发展。我很满意。
至于国际刑事法庭，我仍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和平比公正更重要。萨尔瓦多和南非在戴斯蒙德·图图（DesmondTutu）领导下建立的真相委员会（Truth Commissions）就是解决特定问题的办法。我并不是说要在所有地方推行这种方法，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真相委员会是比国际法庭更好的解决途径。
因此，国际刑事法庭固然是重要的，但绝不能以牺牲争论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为代价。埃克哈德：以萨达姆为例，你觉得他该不该被送上国际刑事法庭？
布特罗斯‐加利：我没办法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到底是像在柬埔寨那样在伊拉克国内建立特别法庭审判他好呢，还是把他送上国际刑事法庭更好？ ？
埃克哈德：特别的国内法庭？ ？
布特罗斯‐加利：？ ？是的。另外还有卢旺达在不同时期创立的大众法庭，所以让我们更加实际和灵活一些。知道发生了什么、将犯罪者绳之于法，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维持国家内部的和平。如果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内战，那么即使拥有了公正又有什么意义呢？
埃克哈德：各成员国现在又开始物色新一任秘书长了。他们应该寻找一位新的听命于人的秘书（Secretary）还是一位新的运筹帷幄的首长（General）？
布特罗斯‐加利：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后，我现在认为他们应该寻找一位新的秘书，而非新的首长。
埃克哈德：因为他们更喜欢秘书型的？
布特罗斯‐加利：不是，因为这可能对于挽救联合国来说更重要。我们应当为第三代国际组织做准备。我认为，所有在联合国系统内部———安理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新的人权理事会———讨论的改革，都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问题是第三代的国际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会有积极加入到体系中来的非国家参与者。
第一代国际组织是国联，第二代是联合国。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对第三代国际组织作好准备———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时间里，它就会产生。
同时，是的，我同意我们必须进行局部改革，这个我们去年9月已经在纽约讨论过了。但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挑战还是为第三代国际组织做准备。
埃克哈德：您认为创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代替联合国比改革联合国更有意义吗？
布特罗斯‐加利：是的。在未来20或30年的时间内确实如此；至于说现在，我们还是需要联合国的。不过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作好准备，让我们这样说吧，在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有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产生。
埃克哈德：而您觉得在新的国际组织中会有比现在多得多的公民社会的参与吗？
布特罗斯‐加利：国家会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但是你需要非国家性质的参与者，他们往往比成员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埃克哈德：当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我们看到第三代国际组织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您是否认为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的作用会慢慢变弱？
布特罗斯‐加利：不是，并不一定。相反，一个强大的联合国会比一个衰弱的联合国将更有利于变革。
埃克哈德：非常感谢您，秘书长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