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者们曾经设想通过安理会及其他成员国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
但是我们在第二课中看到，由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这种设想从来就未能真正实现。
而实际上真正出现的是维和行动，其最初始于中东和克什米尔。
维和行动既超过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所说的那样和平地解决争端，也不至于到宪章第七章所说的采取强制性军事行动的地步。哈马舍尔德将维和行动称为“宪章第6.5章”。（意即维和行动的性质介于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军事行动之间。）
利昂·郭登克（Leon Gordenker）在他的近作枟联合国秘书长与秘书处枠（UN Secretary‐General and Secretariat）中写道：维和是“政治幻想和冷战时期一段危险经历的产物”。他所说的“一段危险经历”指的是第一次中东战争。
典型的维和行动Classic Peacekeeping
在先前的课上，我们对三次危机中出现的维和行动的基本模式进行过一些典型的概述。
1畅随着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结束，联合国创建了第一次维和行动———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UNTSO）。拉尔夫·本奇（Ralph Bunche）是这次先驱行动的主要策划者，由多国非武装军事观察员作为中立人员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本奇成功地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斡旋，达成停战协议。195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2畅1949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发生冲突，于是联合国向两国派驻了军事观察团以监督两国的停火情况。这一次任务仍使用了非武装的军事观察员。
3畅而创建于1956年底、用以解决苏伊士危机（即第二次中东战争）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定义了经典维和模式，并且一直沿用至今。除了非武装军事观察员，联合国紧急部队还包括轻型武装部队，驻扎在敌对参战方间，敦促双方停火。这些军队从未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武装力量中抽调，他们只有在自卫时才能使用武器。这支部队由秘书长进行领导，但必须定期向安理会汇报情况。今天，联合国维和使团在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仍然采用这个典型的维和方案。
综合维和Compl ex Peacekeeping
随着冷战的结束，安理会踌躇满志地展开了一系列维和行动，这些维和行动的内容已经远远不止于在停火线上巡逻和侦察。
在向后冷战时期过渡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1989年的纳米比亚维和行动，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次课的重点。
当后冷战时期真正到来之后，其他维和行动也紧随着纳米比亚维和行动接踵而来，如：西撒哈拉（1991），安哥拉（1991），萨尔瓦多（1991），柬埔寨（1992），中美洲（1992），前南斯拉夫（1992），莫桑比克（1992），索马里（1992），海地（1993），格鲁吉亚（1993），卢旺达（1993），塔吉克斯坦（1994），马其顿（1995）和克罗地亚（1995）。
1992年仅三个月的时间里，安理会就创立了三个联合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维和团———柬埔寨、前南斯拉夫和索马里。
仅柬埔寨一地就动用军事及文职的维和人员两万两千名。其综合维和的任务不仅包括维持和平，实际上还要运作柬埔寨过渡政府，直到新政府可以在联合国组织的大选后得以成立。
这些为“世界新秩序”而开展的维和行动通常是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也就是“必要时可采取维和军事行动”这一规定的授权下进行的。这些尝试有成功也有失败，索马里维和行动就是其中一个失败的例子。在索马里，美国也进行了与联合国类似的军事行动，结果在摩加迪沙与当地武装发生交火，18名美国士兵身亡。随后，索马里民众拖着一名美军士兵的尸体在摩加迪沙游街示众，并通过电视转播。美国将之视为奇耻大辱。最终美国撤回对联合国此次行动的支持，此次维和行动以失败告终。
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的维和行动。在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停火之后，安理会创建了联合国保护部队（UNPROFOR，又称“联保部队”）对停战情况进行监督。联保部队将司令部设在中立的波黑首府萨拉热窝。我被任命为发言人。
离开纽约前，我们就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伊斯兰教徒之间持续几个世纪的纷争召开了一个深入的局势介绍分析会。在提问时间，我举手问道：“如果萨拉热窝爆发战争怎么办？”介绍者认为我的提问不怎么样，说这是个典型的记者提问。1992年3月，我们动身前往萨拉热窝部署工作；4月，那里就爆发了战争。
于是我们的任务又有所扩展：要向战争的受害者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但是维和人员本不应属于战争环境，可安理会还得掩盖真相，让人觉得他们正在处理对待一场可怕的战争以及所谓的“种族屠杀”，因为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正对本国的穆斯林地区进行“种族清洗”。
联合国并没有与塞族人开战，可我们却因维和无效而受到了指责，其他波斯尼亚人、国际媒体和世界舆论都抓住这一点来攻击联合国。最后，北约向塞尔维亚人宣战，以势不可挡的军力中止了该地区的战争。
索马里和波斯尼亚的情况令人沮丧，而卢旺达更加糟糕。那时候我们在卢旺达有一个小规模的维和行动，所依据的是胡图族（占卢旺达人口的大多数）和图西族（占卢旺达人口的少数）之间早已岌岌可危的一纸和平协议。胡图族极端分子一直计划着要彻底消灭整个图西族以及胡图族中的政治温和派。我们通过情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通知了可以有所作为的三国政府———比利时（卢旺达地区本来是比利时的殖民地）、美国和法国。可是这些政府什么也没做。
精心策划的屠杀行动让人始料不及。同胞之间多用棍和刀相互残杀。在短短三个月时间中，约有80万人惨遭杀害。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把正在卢旺达发生的一切称为种族灭绝，这惹恼了美国人。在索马里遭遇惨败之后，美国一直在重新思考自己对待维和行动的方式。美国不想再承担任何行动的义务。在安理会的不对外磋商中，不结盟运动的国家提议要对卢旺达进行干涉，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以阻止残杀事件的发生，当时我也在座。而美国代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却说，美国政府不会支持这一提议。于是这一提议就再也没被说起。
如今，联合国由于未对卢旺达采取行动而备受指责。这是事实，但各国政府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些人说，当情报人员告知一次大屠杀正在酝酿中时，我们———秘书处———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历史终会给出公正的裁决。
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维和行动并不全是惨败。萨尔瓦多和莫桑比克的维和行动就获得了振奋人心的成功。而且许多人都称赞柬埔寨的维和行动扑灭了内战，促成了民选政府的成立，即便一切并非十全十美。
但20世纪90年代维和行动的所有这些纷乱都发生在纳米比亚维和任务之后。而纳米比亚维和任务是联合国首次从冷战即将解冻结束中获益的维和行动。
在第三课中，我们简要谈到了纳米比亚的维和行动。现在让我们慢慢进入综合维和行动内部，并且看一看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纳米比亚：历史背景Namibia：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其实，纳米比亚问题比其他问题都更早列入国际组织的议程中。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
纳米比亚早先被称为西南非洲，是德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被南非占领。后来，国联授予英联邦———代表南非———以统治纳米比亚的委任托管权，使纳米比亚成为英联邦领土的一部分。南非曾要求获准合并这片地域，不过遭到拒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成立了。联合国有专门的托管理事会（Trusteeship Council）来监督托管领土在独立过程中的过渡问题。可是南非方面拒绝将西南非洲置于联合国的托管制度之下，而国际法院作出决定南非并没有义务一定得这么做。
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独立浪潮的出现，联合国有了许多来自非洲的新成员。联大撤销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并将西南非洲正式更名为“纳米比亚”。 联大还成立了专门的“纳米比亚理事会”（1967），在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之前对该地区进行管理。联大委任芬兰的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为派驻纳米比亚的专员。安理会通过了此项行动。
南非拒绝让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进入纳米比亚。
与此同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纳米比亚的一个政治团体）决定在必要时诉诸武力以赢得独立。1974年，随着纳米比亚北部邻国安哥拉突然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得以进入安哥拉南部，并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为国家独立而战。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者是努乔马（Sam Nujoma）。
后来安哥拉爆发内战，南非趁乱进军安哥拉以消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军事基地，并一度到达安哥拉首都罗安达（Luanda）附近地区。在那个时刻，安哥拉政府向古巴求援，古巴军队帮助安哥拉把南非军队赶回纳米比亚境内。他们后来在靠近纳米比亚边境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基地。
1976年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南非对待纳米比亚的政策，包括实行歧视性法律法规，以及阻碍联合国帮助纳米比亚进行选举、实现独立。安理会定下最后期限，要求南非在此之前必须接受联合国的独立方案。可是时间期限过了之后，南非仍未能按要求行事。于是联合国中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在安理会放下三份决议草案，要求对南非实行制裁。但是每一份决议都因英国、法国与美国三国的同时否决而未能通过。
但是这些西方国家意识到，他们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动用否决权可能会在其他政策领域———比如第三世界———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他们还考虑到，苏联与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南部非洲的事务中。毕竟，这还是在冷战期间。
所以，在1977年，法国、英国、美国这三国联合加拿大、德国、以及当时的安理会成员国，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他们在私底下与南非、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一些所谓的“前线国家”（指纳米比亚的邻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了协商。然后在1978年，他们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安理会通过了这个计划，定为第435号决议。
南非四处寻找理由，以拖延435号决议的执行。他们最终在美国保守派政治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节节高升的仕途中找到了灵感。1979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于南非，里根比他的前任卡特总统表达了“更温和”的政策，他将之称为“建设性协商”。
南非（拖延执行435号决议）的理由之一是它被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团团包围，只要看看纳米比亚和安哥拉边境上的古巴军队，就可以了解这一点。里根对此观点很是同情。但是在随后的8年中，随着冷战的走向终结，安哥拉、古巴、南非、苏联和美国之间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让纳米比亚独立。这包括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军，同样古巴也从南非撤军。然后大家协商同意从1989年4月1日起开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435号决议。
过渡时期援助团UNTAG
对于纳米比亚维和任务，即派驻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UN Transition Assistance Group，UNTAG），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有三个月的时间来计划和部署。
这个新任务的领导人是芬兰的马尔蒂·阿赫蒂萨里。他的参谋长是北爱尔兰的塞德里克·宋伯里（Cedric Thornberry），宋伯里也将是今晚的历史见证人。
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很大程度上重新召集起他当年的队伍，只是大家都老了10岁。部队的指挥官是印度的普雷姆·钱德中将（Gener‐al Prem Chand），在25年之前他在刚果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而警务专员是爱尔兰的斯蒂芬·范宁（Steven Fanning）。
宋伯里接手的发言人是突尼斯的安沃·谢里夫（Anwar Cherif），而他又安排了一名年轻的美国人作为谢里夫的助手。这个年轻人就是我。
这个维和团共有4600名军人和1500名民警。开始时民警只有500名，但是事实证明，民警非常有用，于是阿赫蒂萨里向安理会申请增派500名民警，后来又申请再另外增派500名，从而使民警的总数达到了1500人。
以前的联合国维和任务都配备了具有绝对优势的兵力，而在管理职位上只有少数的文职人员。但是阿赫蒂萨里预见到，在纳米比亚全境的事务中，他都将不得不依靠文职政治官员的帮助。他要求为指挥部及42个地方办事处配备300名文职人员。为了监督选举过程，他为投票人登记工作（维和任务开始三个月后进行）申请了180名文职人员。后来，在投票过程接近结束的时候，他又多要了800名文职人员。联大最终批准了共计4.16亿美元的预算。这次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年。
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任务是监督并控制选举，使纳米比亚最终独立；保证终止所有敌对活动；保证将所有军队的行动控制在基地以内，保证南非军队的撤离；强调废除所有歧视性质的法律，释放所有政治犯；保证所有纳米比亚难民都能够回家，保证公正不倚地执行和维护所有法律秩序。这就是综合维和行动。
宋伯里写过一本关于纳米比亚过渡时期的书，叫做枟一个国家的诞生枠（A Nation is Born）。他在书中写道：“对于今天常见的多任务、全方位、获得国际和平支持的维和行动来说，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创此类行动之先河；对于应该如何进行筹划安排，当时完全没有旧例可循。”
不过，作为一个芬兰的也是联合国的外交官，阿赫蒂萨里与南部非洲问题打交道已有数十年之久。而宋伯里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名老手———他曾为布莱恩·厄克特（Bri an Urquhart）工作过。他们一开始制定的计划就不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地灵活变通，改革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为重新定义维和行动方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过渡时期援助团———部队The UNTAG Military
联合国并没有常备部队，因此每一次新的维和任务开始时都需要从各成员国征召军事人员。在这次纳米比亚维和任务中，非洲国家要求非洲的军队应占维和部队的多数。但是根据经验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组织只可能是那些能够提供良好后勤保障的部队。经过一番政治上的讨价还价，阿赫蒂萨里终于组织起一支合适的部队，其成员来自非洲、亚洲和欧洲，指挥官是已经72岁、曾在联合国刚果行动中任职的维和老手普雷姆·钱德（Prem Chand）中将。（别忘了，10年前他第一次参与阿赫蒂萨里的纳米比亚任务时就已经62岁了。）
一旦你集结起这些部队，你就得给他们安排住的地方，然后还要与供应商联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你还需要另外的交通等设备，把他们和他们的武器装备运到任务所在地。如果他们来自比较贫穷的国家，你可能还得帮他们买装备，然后教会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装备。
虽然在一些早期的维和行动中（比如中东），装备精良保障有力的现代化部队可以在数日内完成维和部队的集结；但是如今，维和部队部署到位一般至少需要3个月，使之正常运转需要6个月。
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部队的任务是监督南非部队呆在他们的基地中，并确保他们逐步撤出纳米比亚。在北方极不稳定的地区，联合国部队需要确保所有的敌对活动都停止下来。
当时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中负责北方任务的是芬兰的军队，是从联合国在黎巴嫩的维和任务中借调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大型的两栖装甲运兵车，并涂上适合联合国的白色。这是一支在战区非常活跃的部队。他们把巨大的装甲运兵车在边境上开来开去，扬起漫天的尘土。作为维和人员来说，他们看起来太凶猛了。
纳米比亚的东北有一条被称为卡普里维的狭长地带（Caprivi Stri p），沿着该地带的狭长走向只有一条主要的公路。我们接到报告说，芬兰军队在这条路上设置了路障。而实际上指挥部并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宋伯里随即打电话给芬兰部队指挥官，他说：“上校，维和指挥部并没有授权你们设置路障，难道你们不知道吗？”那个上校回答说：“我们不是要设置路障，长官，我们只是在练习设置路障。”
联合国维和人员有时候也会表现得相当敢作敢为———如果他们是好的。
过渡时期援助团———民警The UNTAG Civilian Police
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民警的任务是监督西南非洲警察（SWAPOL）的活动。[注意请不要把“西南非洲警察”（简称SWAPOL），与自由战士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简称SWAPO相混淆]。他们在全境所有的西南非洲警察局都设立了办事处。如果警察局里没有房间给他们，他们就在隔壁找地方办公。
除了西南非洲警察，西南非洲政府当局还训练出专门的防暴部队，用当地的南非荷兰语（———大多数南非人都说这种南非荷兰语，是一种从荷兰语中发展出的语言。别忘了，早在17世纪初，荷兰人就开始在南非定居，是欧洲国家中最早的）来称呼这支防暴部队，叫“奎威特”（koevoet）。奎威特非常强悍，联合国派驻的警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对付他们。更何况西南非洲警察的问题已经让他们非常忙了。不过，在联合国部队的帮助下，同时依靠南非方面的紧密配合，我们最终成功地控制住了奎威特。
维和任务开始的第一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政治派组织了一次进入首都温得和克的游行活动以庆祝过渡时期的正式开始。但是西南非洲警察说，人民组织不能这么做。当时，联合国维和警务专员———爱尔兰的斯蒂芬·范宁，当时手下只有12名警察（本来答应当有500名的）在纳米比亚。但他认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可以这么做。他亲自跑到西南非洲警察的总部表达了他的观点，并让他的12名警察监督这次游行活动。最终游行得以进行。
过渡时期援助团———文职人员The UNTAG Civili ans
文职人员或被分在首都温德和克的总部，或被分到纳米比亚全境的42个办事处。在42个办事处中，他们是政治官员。他们与当地人接触，并应付当地的西南非洲政府。在总部，他们是政治官员、法律顾问、情报官员、发言人或行政管理人员。
信息节目The Information Program
宋伯里知道，我们需要一个积极有效的公共信息节目，以使纳米比亚人清楚地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在纳米比亚，以及联合国第435号决议对我们有哪些要求。在联合国总部，我认识一个非常优秀的图像设计师，她叫简·阿纳森（JanArnesen）。我建议宋伯里将她招到我们的维和任务中来。总部一开始不肯放她走，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同意让她到纳米比亚工作几个星期。
简来到纳米比亚之后，深入温得和克的黑人居住区———卡塔图拉区（Katatura）。（别忘了，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就像在南非国内一样。）她找到一位非常有天赋的纳米比亚艺术家，他切割油毡来作画，即所谓的“油毡浮雕版画”。她聘请他制作选举的海报，在油毡版画上制作出纳米比亚人的形象。我们决定在海报最下面写上我们的宗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就意味着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海报在纳米比亚全境内四处张贴，使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形象深入人心。
大多数纳米比亚人看不到电视，但基本上都能听到广播。我们决定开办自己的广播节目。宋伯里让纽约总部的新闻部中职位相对较低的丽娜·雅可莫波罗（Lena Yacoumopoulou）加入我们的任务。
丽娜一个人就制作和播放了200多个广播节目。她的嗓音深沉而富有吸引力，纳米比亚人每天早上都收听她的节目。继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后，她成了联合国在纳米比亚最知名的人，或者说是最知名的声音。
后来，我们还为小范围的观众制作了电视特别节目。宋伯里任命伊莎贝尔·阿布里克（Isabelle Abric）为电视制作人。纳米比亚的白人摄影师拜伦·布朗特（Byron Blunt）是她的助手。
从一个角度说，我们在传播信息方面的工作人手不够，做得实在很粗糙。但从另一角度说，我们的工作收效甚著。
从此以后，“联合国”不仅出现在联合国部队匆匆穿过北部的风景、并用装甲运兵车掀起阵阵尘土之时，出现在政治官员与宗教团体以及全国各地的学校进行商谈之时，出现在白色的联合国警车四处巡逻之时，出现在其他的文职人员奔走、购物、就餐、与当地人交朋友之时———“联合国”还会定期出现在纳米比亚的电视和广播之中。我们无所不在。
过渡时期援助团与媒体UNTAG andthepress
纳米比亚有许多报纸，但是提供的可靠信息却并不多。每份报纸都与某个政治团体有隶属关系，它们对推动其政治议程的兴趣比报道新闻的兴趣要大得多。但国际媒体通过南非、内罗毕（肯尼亚首都）以及欧洲和我的途径不断进入纳米比亚。当时我是新的发言人，我坚持每天对媒体进行新闻发布，就像我们在联合国总部做的那样。
我仅是二号新闻发言人，为什么由我来向媒体做新闻发布呢？
在第三课中，我向你们说到过发生在1989年4月1日的悲剧事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战士穿过边境从安哥拉进入纳米比亚境内，他们携带着自己的重型武器，打算向联合国人员缴械。但当时在南非人———几乎所有的人，也包括我们在内———看来，这是一次武装袭击行动。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允许南非部队离开自己的基地来化解这次威胁。结果数百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战士惨遭杀害。
国际媒体嗅到了战争的味道，认为这是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失败。这是一个重磅炸弹。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知道，在这样的局势下新闻记者获取信息的胃口非常大，你必须满足那些贪婪的信息需求，否则你自己就会被吃掉。
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的首席新闻长官———事实上也是发言人———是谢里夫。在4月1日事件之后，谢里夫开始以相当防御的、保守的态度对待饥饿的媒体，太过频繁地用“不予评论”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国际媒体对此相当气愤，他们向宋伯里抱怨。结果，宋伯里任命我为发言人，而派谢里夫去负责信息节目。
在每天例行的新闻发布中，我会邀请高级军事官员或高级警务人员一同参与。这样，媒体就可以对正在发生的军情或警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同时，我知道自己还需要有一些亲身的体验；于是我前往安哥拉边境，考察那里的联合国行动情况。之前我们已经在安哥拉边境建立起营地，接收幸存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并护送他们安全返回安哥拉，在那里，按照和平协议，他们必须呆在军事基地中，不得擅动。
大多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幸存者都自己穿过边境回安哥拉了。但是我在联合国营地时，一名受伤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正在接受联合国提供的治疗。营外，南非军队的营地将联合国的营地包围了起来，并且威吓任何想靠近联合国营地的人。当时联合国营地的最高长官是一名英国少校。南非的指挥官跑来见这位少校，并要求“会见”那个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我们都明白南非军人的这种“会见”会非常粗暴。所以英国少校拒绝了这个要求。南非指挥官说，他回去等待最后的答复。如果两小时后的回答仍然是“不”，那他就要动用武力了。
当时在联合国营地中，我是一名高级文职人员。而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中，军事官员是要向文职人员汇报的。我拿起简易的军用电话，打给温得和克的英军基地。我让他们去找普雷姆·钱德将军或马尔蒂·阿赫蒂萨里，让他们给这里的年轻军官一点指示。一个小时过去了，温得和克的英军基地打电话过来说，因为正是用餐时间，两位领导肯定在某个餐厅。可是没人知道到底在哪儿。他们会派人一家餐厅一家餐厅地寻找。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温得和克方面没有电话打过来。南非军官回来了，后面还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没有得到任何指示的英国少校只有自己拿主意。他带着武器走出营帐，后面跟着几个英国士兵也带着武器。面对再次要求访问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并再次以武力相威胁的南非军官，英国少校在地上划了一条线，正好隔开他与那个南非军官；然后他说：“长官，如果你跨过这条线，我们就开火。”
见此情景，南非人一言不发，然后撤走了。
在没有得到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少校如此表现真是勇敢。要知道，南非部队的人数至少是他的十倍。这是最恪尽职守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极好的事例。如果那个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真的在联合国基地遭到南非人的审问与虐打，这会使联合国蒙羞。那位少校坚守自己的阵地，舍身一搏，终于赢得胜利。
在亲身体验了边境的情况之后，我回到温得和克。这让我在面对媒体发言时更具可信性。
过渡时期援助团最终步入正轨UNTAG finally gets under way
在第三课中我还向你们说到过，四月一日事件对和平进程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如何在安哥拉、古巴、俄国、南非及美国等国的密切合作之下得以化解。这一点在冷战时期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各国的合作使联合国纳米比亚维和任务在四月一日的事件发生之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纳米比亚维和任务的其他部分也或多或少地依照和平协议而逐步展开。
南非军队从纳米比亚退出，联合国军队逐渐部署到纳米比亚全境。
联合国警务人员的力量逐渐增加到最强，他们密切监视西南非洲警察的活动，并试着向西南非洲警察解释：警察要服从大众，而不是威吓大众。当地人非常信赖联合国警察，以至于一些丈夫和妻子跑到警察局来，要求联合国警察帮他们解决婚姻矛盾。
在纳米比亚全境的各个城镇中，联合国文职政治官员与宗教团体（在纳米比亚，教会是很有影响力的底层群众组织）、学校、人权组织等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从而与他们所服务社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他们向大众解释，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它会做些什么，它逐渐在为纳米比亚的选举做准备。他们不断地重复那个口号：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就意味着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阿赫蒂萨里最为困难的任务之一是对付纳米比亚原来的南非行政长官路易斯·皮恩阿尔（Louis Pienaar）。别忘了，和平协议允许纳米比亚的南非行政长官暂时留下来，直到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而那个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如今却要废除所有的歧视性法律法规。在联合国方面的压力下，他们最终撤销了所有种族隔离法令———大概有50条。曾经身为人权律师的宋伯里将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对他来说，这一刻大概是整个任务中最让人感到欣慰的了。
那时纳米比亚的家庭大多四分五裂，因为年轻人不是北上安哥拉参与战斗，就是逃避种族隔离出国去了。过渡计划让他们都能重回纳米比亚，参加投票。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要负责登记每一个自国外逃难回来的纳米比亚人。南非行政长官路易斯·皮恩阿尔在这件事上想尽办法为难我们，不过阿赫蒂萨里和他的团队更厉害。最终，所有背井离乡的人都回来了。
我们———还有南非人———收到情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战士正换上平民的衣服、打扮成难民回到纳米比亚。南非人出来反对。但我们劝南非人：与全副武装地驻扎在安哥拉边境上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相比，手无寸铁、加入平民队伍的他们所带来的威胁要小得多了。南非人最终接受了我们的观点。
随着这么多新难民的到来，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所有的人安顿新家并开始农作。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他们提供农具和种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孩子们提供卫生保健服务。整个联合国大家庭都参与进来，帮助他们的生活走上轨道。
选举注册开始。联合国的格言依然是：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就意味着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组织竞选的是路易斯·皮恩阿尔领导的南非政府，但是过渡时期援助团监控着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选票分发下去了，投票站开放了，然后开始计票，同时，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就在跟前认真监督每个南非计票人，事实上，也允许所有政党的代表在跟前监督每个计票人。
不过一些精彩的事情发生了。南非和联合国双方的选举工作人员开始互相支持，他们最后甚至互相交换了T恤，以显示选举是大家共同的事业。
选票情况逐渐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一起。南非政府对这个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弱，同时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虽然最终的选举结果应该是由西南非洲政府来宣布的，但他们的与选票点的交流已经不再能与我们的相比。在一些地区，他们无法从他们自己的选举官员那里得到关于选举的信息，他们不得不悄悄地向联合国人员询问我们得到的数字。于是我们很乐意地、悄悄地告诉他们。
结果终于出来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胜出。不过对立的党派成绩也不差。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即将诞生。
但最后的宣判必须由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做出。选举是否自由和公正呢？11月14日，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站在过渡时期援助团温得和克总部的台阶上给出了答案，他的答案是———“是的”。
选举的结果之一是召开宪法制定大会，其首要职责是起草宪法。联合国法律顾问在幕后帮宪法制定大会出谋划策，起草了迄今为止在保障人权方面最为完善的宪法之一。
我们的设计师简·阿纳森帮助设计了新国家的国旗。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民族领袖努乔马（Sam Nujoma）凯旋归国，不久就宣誓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总统。
就职仪式于1990年3月21日举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F 。W 。De Klerk）参加了这次仪式。大量民众涌入举行仪式的体育场。联合国和南非的安保人员见状快要疯了，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保护他们的首长。不过整个人群洋溢着欢庆的气氛，没有威胁性。这时候，由于座车被人群团团围住无法动弹，我看到德·克勒克走下车来，与所有其他人一起走入体育场。这真是太不同寻常了。
今天，纳米比亚和平而繁荣。纳米比亚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和皇冠上的宝石。每个在那次维和行动中工作过的人都为之深感自豪。
最后，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想出国度假或者度蜜月的话，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好地方之一。它质朴、美丽———几乎和西湖一样美丽。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历史见证人Witness to History
今晚的历史见证人是塞德里克·宋伯里（Cedric Thornberry）。他是纳米比亚维和行动的参谋长。
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回来听采访录音。
本课参考文献（Sources for this lecture）
Cedric Thornberry，A Nation Is Born：The Inside Story o f Namibia’s Independence（Wind‐hoek，Gamsberg Macmill an，2004）.
DavidM 。Malone，ed，The UN Security Council：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21st Century（Boulder and London，Lynne Rienner，2004）.
Leon Gordenker，The UN Secretary‐General and Secretaria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5）.
BarbaraBenton，ed，Soldiers for Peace：Fifty Years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New York，Facts on File，1996）.
与塞德里克·宋伯里的会话
ACONVERSATION WITHCEDRICTHORNBERRY
2006年2月11号
11 February 2006
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后来当选为芬兰总统）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维和行动中担任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时，塞德里克·宋伯里（Cedric Thornberry）是他的参谋长。在这次被广泛视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范例的任务中，宋伯里亲自挑选了一批优秀的文职人员并且赋予他们很多政治职责，这为他本人带来了声誉。联合国监督南非结束了对西南非洲的殖民统治（其中包括在西南非洲强行实施种族隔离的社会政策），帮助西南非洲过渡成为独立的新国家：纳米比亚。宋伯里与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及其副手———来自博茨瓦纳的勒格瓦伊拉·约瑟夫·勒格瓦伊拉（Legwaila Joseph Legwaila）———紧密合作，为圆满地完成维和任务以及创建新的联合国维和模式———综合维和（complex peacekeeping）———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纳米比亚，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工作内容远不止监督停火这一项。他们帮助维持了纳米比亚北部、安哥拉边境的和平，确保南非部队从纳米比亚境内撤出，以相当数量的自身警务人员监控南非势力下的警察部队的活动，监督南非殖民政府撤销种族法令并举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登记回国的难民并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帮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他们还在起草宪法的问题上为新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大会提供建议，而这在如今已经成为保护国际人权的世界性典范。纳米比亚于1990年3月骄傲地正式独立。
宋伯里选了我作为此次行动的发言人。三年后，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前南斯拉夫维和行动的副总指挥。在这次行动中他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进行谈判，允许联合国控制萨拉热窝机场以运输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他再一次要我做发言人。在以后的课中，我们会详细地谈南斯拉夫问题的。
在第七课的伊拉克问题中，我还会说到他。1991年联合国授权多国部队发动军事行动将伊拉克部队赶出了科威特。后来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派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前往伊拉克评估那里的人道主义状况。宋伯里起草了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直陈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我通过电话采访了他。当时他正在塞浦路斯，他每年都会去那儿住一段时间。
埃克哈德：塞德里克，1978年联合国纳米比亚维和行动开局不利，但10年后随着冷战接近尾声，该维和行动终于走上成功之路。是什么造成了1978年和1988年维和局势的不同？
宋伯里：首先，在那十年中，国际关系的氛围在总体上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领导层。比如，苏联的开放政策和戈尔巴乔夫总统所带来的震撼。与此同时的是南非在国际国内地位的削弱。
到1987—1988年，国际制裁开始对南非共和国的经济和军备情况产生极大的影响；而南非的执政党———国民党，其内部因在有关南非自身前途的重大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而开始分裂。
当时，古巴的军队正开赴安哥拉与纳米比亚的边境，而南非方面很难控制这一地区的局势。南非还损失了几架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喷气式战斗机，而最主要的是因缺乏战斗直升机等武器装备而在游击战中深陷困境。
里根总统因其政策而备受海外国家批评，然而他确实有一批资深且有献身精神的官员为其工作，切斯特·克罗克博士（Dr 。Chester Crocker）就是其中的一个。切斯特·克罗克博士提出有关南非的“建设性协商”政策，以鼓励南非变革、帮助南非摆脱孤立境地，就纳米比亚独立、创立民主南非等问题进行谈判。
埃克哈德：纳米比亚维和行动（如今称为“综合维和”）也许比20世纪60年代初的刚果维和的内容更为综合复杂。但无论如何，它为新一代维和行动设定了模式，今天仍按此模式进行。您和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先生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是一种新型维和行动，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才逐渐清楚地认识到的呢？
宋伯里：我们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我们俩都在某种外交形式上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就我自己来说曾经参加过很多次维和行动，比如在塞浦路斯、中东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哈马舍尔德、本奇、厄克特给我们设定了可靠而稍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理念基础，而我们觉得事实很快就会证明联合国的工作需要取得一定的突破。我们虽然这么想，可是我们知道要怎么做吗？嗯，我很肯定，直觉敏锐的马尔蒂·阿赫蒂萨里比我们大多数人看得都要清楚。于是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UNTAG）就位之后，我们要求总部增派专业工作人员以实现我们的行动计划。
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次维和行动的不同，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亟需警力，亟需公共信息，我们需要在整个纳米比亚境内发挥作用，而不像之前维和行动中的规章惯例那样将行动仅仅局限于在总部。
当然，那时候秘书处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计划有一些反对意见。有人认为我们做过头了。但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对此坚如磐石。所以是的，我想那时我们已经知道———也许只是凭直觉———我们所做的是对的。今天，我们的计划以及一些细节已经为那段独特、简短的历史所证实是对的。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正在给国际维和行动计划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我们没有料想到那个我们可能称之为维和的哲学原则的东西事实上已经被改变了。
我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头两年中，布莱恩·厄克特一直在教我一些基本原则。我在具体的行动中看到了其中的一些。我们觉得自己是很忠实地在执行这些原则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更复杂起来。[笑]真是非常复杂的理念，但是说到底，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彻底改变了维和的本质。我们认为我们仍然遵循了我们身负的神圣使命，从刚果行动以来就一直是这样。不过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完全因循守旧的，这里还涉及其他一些原因。
埃克哈德：在枟一个国家的诞生枠一书的序言中，您引用了1975年莱昂纳多·奥阿拉（Leonard Auala）主教对您说的话：“当联合国将自由和独立带给人们时，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人们摆脱恐惧。”您能否描述一下是什么将恐惧注入人们心中？你们又在维和行动中做了什么，从而驱散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呢？
宋伯里：嗯，我想他对我说的是———正如早在1974、1975年时他就跟我说过的那样———南非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还在大肆欺压平民———尤其是北部的平民。举例来说，若奎威特（koevoet）武装袭击一个平静的小村子。主教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该对这一情况有所举动，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得拿起武器反对这种袭击，反对这种对人民意识的侵犯。而公平地说，我们确实去和他们抗争了。是我们使南非政府开始解除这些团伙的领导权。我记得，即便在任务刚开始的前六周内、我们自己的资源还非常缺乏时，我们仍以谋杀或是类似的罪名控告了南非一名高级警务人员。
我们刚刚到达时面对的是高压政治、国家恐怖主义、谋杀和残害编织成的一张密集的网。我们必须抑制所有这类倾向。我想我们最终做到了。但直到1990年3月维和任务结束，由于有些人在选举的事情上心存不良，因此四处仍有各种虚假的消息———虽然这并不足以给选举带来太大的麻烦或是破坏选举，但却给一些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埃克哈德：您能给我的学生们讲讲奎威特（koevoet）是什么吗？
宋伯里：哦，当然！奎威特（koevoet）从政治上讲是一个隶属于南非政府的武装警察组织，主要用来处理北部边境的叛乱。这个组织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经过警察训练，但这帮人整天开着装甲车四处游荡，随心所欲地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摧毁村寨、残害百姓。我记得在我们出发之前，美国大使告诫我们说，如果你们不对奎威特（koevoet）采取行动的话，在实现独立、完成选举后，你们将发现每棵树上都会有他们这帮人中的一个被吊死，因为人们早已对他们恨之入骨、畏惧难安。
最终，这样的惨状没有发生。我们成功地控制住了奎威特（koevoet）武装。当然，为了在政治上和维和行动上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经历了极为艰难的斗争，你肯定还记得的。
埃克哈德：1989年4月1日，维和行动的第一天，你就得到消息说纳米比亚反抗组织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从安哥拉方向武装入侵纳米比亚北部。虽然西南非人民组织没有签订纳米比亚和平协议，但是每个人仍然希望他们能遵守这个协议。当您听到入侵消息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关于此事发生的原因，您现在是不是比当时知道得更为详细？
宋伯里：我第一反应是不相信，马尔蒂·阿赫蒂萨里也不相信。当时我们是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但几乎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大多数维和人员都还没有抵达。而且我们得让警务专员———我的朋友斯蒂芬·范宁（Steven Fanning）———平静下来；他刚刚接触到南非警察的情况，情绪十分激动。
我们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你知道，我们曾经非常深入地研究过南非恐怖主义的历史，而且我们听这样的恐怖疯狂故事听得如此之久，以至于消息刚传来时，我们以为又像是小男孩喊叫“狼来了”的情形，怎么也不相信他们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主要对南非政府说的是：“你们拿出证据来！除非你们拿出证据，否则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在四月的第一天，我们开始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地从南非政府那里得到报告，但这些报告说得确实很前后一致，四月第一天全天都如此，到了最后，我想，可能我们已开始担心这个令人恐惧的新消息是真的了。
当天的傍晚，我们在南非行政长官的官邸开会，接着他又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细节情况。然后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告诉我最好还是我自己到那边去看。[笑]我记得他说：“一刻都不要等，立即出发。”我叫上一些同事、一些警察和军事人员，还有副参谋长肯尼亚准将丹尼 ·奥庞德（Danny Opande）；我们当晚就出发了。而等我们看到实地情况之后，我们在一个正在报告情况、挤满了将军的房间里，和南非人吵了可能有六个小时，直到那时候我们才开始相信这件事可能是真的。我们坚持要看看两名南非俘虏。
至于“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我们该相信谁的话”，我说过当时谁都不完全可信。这让我们想起那句格言：战争的第一个遇难者就是真相。而我担心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态发生了？我很怀疑。在拙作中，我尽量以最全面和最客观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我大概写了三个章节。不过我不知道，我现在也不知道真相到底如何。
关于这件事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说是某个前线国家的首脑挑唆西南非人民组织这么做的；但说归说，我不知道真假。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看到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津巴布韦总统）和萨姆·努乔马（Sam Nujoma，西南非人民组织主席，纳米比亚总统）的文件———如果他们保留了一些的话———也许直到那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得到权威的说法。
埃克哈德：当然，马尔蒂·阿赫蒂萨里随即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否同意南非方面的要求，允许他们的军队离开基地以迎击这次入侵。后来阿赫蒂萨里决定“同意”。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政治决定吗？您能否描述一下，他的非洲仰慕者们是如何看待他的这次决定的？后来他是否能得以重获他们的信任？
宋伯里：我从来没有问过马尔蒂这是不是他生命中最难做的决定。我认识他时他已经35岁左右了，而且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期，也有另外一些事情使我们双方都比较顺心的 ？ ？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还被越弄越糟———真的是一件很难、很痛苦的事情———问题是纽约方面不信任我们。他们的态度表明得很清楚，他们认为马尔蒂·阿赫蒂萨里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看不清局势深浅的蓝眼日耳曼人。
不过和他一起执行维和行动的同事———包括维和部队的指挥官普雷姆·钱德中将（Gener‐al Prem Chand），还有许多高级工作人员很快就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鼎力支持他。我们还得到了其他方面的大力支持，但是这份支持来自前线国家组织，当时他们已经将基地设在了温得和克；而这些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弥补了所有的不信任，和那种针对我们的令人相当不愉快的怀疑。
在整个维和行动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况层出不穷，但纽约方面不相信我们的分析。直到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消息之后，我们开始想办法保证一定得让他们相信我们。因为虽然总部的权力、秘书长的权力由于当时发生在纳米比亚的事情而受到减弱，但是从影响力和决策权的角度说，其权力还是非常可观的。
埃克哈德：不过公平地来看，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其时正在总部纽约处理一场风暴。马尔蒂·阿赫蒂萨里虽然允许南非军队离开基地，但要求南非军队克制自己的行动。然而南非军队对此置若罔闻，仍然继续向北推进并向任何移动的东西开枪。实际上，最近就有报道说在纳米比亚北部发现了大片坟墓。德奎利亚尔秘书长随后给马尔蒂·阿赫蒂萨里配备了一位非洲籍副手———博茨瓦那的勒格瓦伊拉·约瑟夫·勒格瓦伊拉（Legwaila Joseph Legwaila）———来帮助他安抚非洲选民。您能否多谈一些当时纽约总部与纳米比亚维和任务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勒格瓦伊拉和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相处得怎么样？
宋伯里：我和马尔蒂·阿赫蒂萨里都认识勒格瓦伊拉。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老是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谈判———不过有时坐在同一边，有时又坐在相对的两边。那还是1976—1977年的时候，最早的警报传来：纳米比亚将发生大事。你知道，勒格瓦伊拉是博茨瓦那的大使。他非常与众不同。他外交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纽约做博茨瓦那的驻联合国代表。
所以，我们真的很了解他。如果我们能有机会选择我们的法定非洲大使———当然，没有这样的“法定非洲大使一说”———但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义务或责任，我敢保证勒格瓦伊拉绝对是不二人选。
勒格瓦伊拉堪称专业主义典范，具有许多很好的品质，其中之一是他很有趣。他之所以能和总部成功交流的致因途径，比如说个性之类的，可能是我们都无法与之比拟、做不到的。
埃克哈德：这次危机在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开会的地方叫埃特久山（Mt 。Etjo），安哥拉、古巴、南非、苏联和美国政府的高级代表都来到这里。这听起来真像一杯后冷战鸡尾酒。您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宋伯里：[笑]确实是这样。我想现在关于这件事情已经没什么秘密可言了，我曾花了很长的篇幅来写它。
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是，在西南非人民组织入侵事件———虽然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我想我们应该称之为入侵事件———发生一周后，由美国领导的前线国家和西方五国———不过这次美国使用了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来领导，他们在整个谈判进程中，调整了代表着不同政府———也即前线国家、西方五国这一边的政府的观点和态度。
当时身处非洲南部的各国代表和外交官在“发生了什么事”这一问题上意见非常统一；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大家的观点就不是那么一致了。
结果是，这些人———包括南非、美国、古巴等各国代表———心里非常清楚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必须鼓励西南非人民组织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做不到的话，就该有人去与他们理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由前线国家来承担这一重大的责任。
这是一次非同一般的会议，来自五六个国家的人们聚到一起，坐下来商量对策，让西南非人民组织归复原位、并使这一进程得以起步。而且这次会议是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中召开的，因此虽然可怕的事情不断发生，但我还是想用愉快这个词。人们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即使这也许是第一次；但是大家在共同直面恐怖的事实。
在那次会议上，行政长官和我被看成了某种“非熟练工”。[笑]我们被叫去坐在阳台上，这样大家都可以看着我们、确保我们写出准确的广播发言稿；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和行政长官会在晚间的黄金时间在广播上讲话，要求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成员按照制定的时间表回到他们的基地中去。
埃克哈德：纳米比亚维和任务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在进行调整。最明显的调整之一是增加了许多警务人员。为什么在纳米比亚警务人员会显得如此重要？也许您会从那年4月1日发生的事情讲起，当时西南非人民组织想在温得和克的街道上游行，而西南非警察不许他们这么做。
宋伯里：是的。那天事情发生时，我们要求我们的警务专员、来自爱尔兰的斯蒂芬·范宁与当地西南非警察部门的主管联系。于是他去和对方进行了交谈，喝了一些咖啡或是更烈一些的东西，然后再度考虑推迟游行的问题。我想这么做起到了作用。
这个国家有一套很不一样的警察体系。但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合理适度地对他们的警察进行管理和监督，他们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可以做得更成功。
我们都知道，身为警察，最基本的一点要求就是要在人民中间工作。他们应该尽可能地融入社会结构中，尽可能地发挥作用。可以说，一个优秀的警察真的是具有极大的价值的。
警察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来到纳米比亚一个月以后，我们的人员数量已经接近刚来时的两倍。警务人员会出席每一次会议，坚守在每一个小村庄附近。他们帮了很大的忙。他们是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的眼睛和耳朵。
埃克哈德：那维和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呢？
宋伯里：警察和军队的职责其实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应该记住：警务人员切实成为维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这是第一次。当然，数年前类似的情况也曾在塞浦路斯出现过，不过我想人们大概早已忘记警务人员在塞浦路斯所起到的作用了。
至于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军事行动———当南非的军队仍然驻扎在纳米比亚时，联合国部队在监视和控制南非军队方面完成了许多细小却意义重大的工作。您得想想南非军队在短短几个月后就基本上从纳米比亚撤军了。
有关警察与部队的不同，我想有人可能会说：警察在处理问题时方法可以比较灵活，而部队的行事方法大多数都被规定好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面对什么任务，部队都不可能有和警察相类似的灵活性。
之前我已经说到过奎威特（koevoet）的问题，不过这是一支辅助性的警务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辅助性的军事力量。事隔多年后，当年的行政长官对我说。他认为奎威特在制衡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恐怖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想对于行政长官来说，做出这样的评价是一个很大的让步。行政长官的一些高级人员也对我说过，在维和任务结束的时候，我们在情报或者说消息方面已经比他们自己的情报机构更胜一筹了———这对只在这个领域里干了六个月的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不错了。
埃克哈德：您是否记得还在维和行动刚开始时，您部署在安哥拉边境的一支军事小分队是刚从黎巴嫩调遣过来的。当您听说这支小分队在通往狭长的卡普里维地带（Caprivi Strip）的惟一一条路上设置了路障时，您生气地拨通电话，好像是冲着陆军上校说：“你难道不知道设置路障并不是你的职权范围吗？”那位陆军上校回答说：“我们并没有在设置路障，长官，我们只是在练习设置路障。”
宋伯里：[笑]我记不太清了。不过那是个好回答。
埃克哈德：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部队是如何行动、有时候又是怎么超出职权范围的。
宋伯里：嗯，是的。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见到过这种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方法。我们俩在前南斯拉夫都看过一种不同的方法，当然也是一种高难度的、混合型的命令方式。
埃克哈德：让我们来谈谈你的维和力量中的剩下还未谈的核心成分：那就是你的文职人员们。您将他们派往纳米比亚全境，您能描述一下他们的职责吗？
宋伯里：我们怎么把他们派出去的？嗯，他们的职责是我们授予的，他们并不特别受到安理会第435号决议的限制。而是需要完成马尔蒂·阿赫蒂萨里要求他们完成的任务。事实上，他们是他的代表；他是他们的上司，他们完成他交给的任务。
但从本质上说，他们的任务只是辅助当地的机构工作，在必要时提供警务和军事支援———比如说，某地出现法律或社会秩序上的问题，警务人员有责任进行解决。而文职人员的职责是时刻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及时报告并尝试寻找解决之道。
对于许多文职人员来说，这大概是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计划中担任执行性的职务；我们把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分派给了这些人。我想我有必要说，我们一直与他们保持非常密切的接触；而且我们当然非常信任这些人，他们可是被赋予了远大于以往的责任。我想，对于大多数文职人员来说，情况都是这样。
所以这些文职人员的职责是汇报当地发生的事情、当特别代表不在的时候———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如此———执行特别代表的政策。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的耳目。不过这也是这个国家中每个人的任务。他们被要求履行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汇报他们的见闻，评估和判断这些见闻，并把它们汇报到温得和克维和总部。对于许多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文职人员来说，纳米比亚的这份工作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要求最高的一份工作。很多人都在这次工作过程中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埃克哈德：我记得这三重信息来源———军队、警察和文职人员———让你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整个国家的动态，这真是不可思议。您能向我的学生们描述一下，您是如何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向您报告的？如果一条重要信息被第一重信息来源遗漏了，怎样保证第二重、第三重信息来源可以加以补救呢？
宋伯里：嗯，前面我已经说了文职人员、军队和警察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将他们分派到全国各个地方。军队会将指挥系统内的消息通过各级指挥官报告到温得和克总部；警察也是一样。而我又任命了一名文职人员作为军队总部和警察总部之间的联络官。在外面的文职人员将消息报告给我在温得和克的办公室人员———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地区。每天上午11点我都会开会，办公室人员会在会上按地区进行报告。军队与警察部门之间的联络官然后会报告他所得到的情况。如果发生重大事件，我们通常会有三个单独的补充性的报告；这样我就能很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三重消息网络的其中一个遗漏了什么事情，其他二重网络也会报告的。我会在电话中下死命令———这会让他们时刻处于警觉之中、高效率地工作。
埃克哈德：事实上纳米比亚一直处在种族隔离控制之下。联合国的维和任务是监控纳米比亚一年后过渡到独立。那么种族隔离是不是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宋伯里：[笑]确实如此。在很大范围内，种族隔离确实消失了。
比如说，我们拥有某种特权，这种特权是联合国反种族隔离办公室给我们的，我与这个办公室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从而当本地的某个橄榄球或板球俱乐部在自己的赛场内对种族隔离进行了抵制时，我们可以给予一些非正式的奖励。我记得到了后来，这些俱乐部甚至邀请马尔蒂·阿赫蒂萨里或者勒格瓦伊拉或者我来担任主席或者副主席。纽约方面当然不可能同意，他们不允许这样正式的行为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真的很想接受这样的邀请、同时利用这样的位置来根除种族隔离的余孽。
事实上，种族隔离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地区已经瓦解了，没有人再为它辩护。
但是，我们仍然要执行正式的任务，彻底铲除种族隔离政策，以及那些荼毒社会关系好多年的令人讨厌的种族规定。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签署法令废除了这些另人厌恶的规定———大约有五十条，这些规定将社会关系的处理方式建立在自身或者祖父母的肤色基础上———那一刻，可以说是我们这次维和行动中最成功的一刻。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他许多事情相比它并不显得特别突出，但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保证我们可以建立并保持住公共秩序，摆脱充满胁迫的氛围。
另一个例子是：维和任务大约进行了三个月时候，行政长官邀请我们参加一个音乐晚会。没有多少周折，当我们到达“西南非洲”议会大楼不久，一个包含多个种族成员的合唱团为我们演唱了感人的非洲国民议会（ANC）国歌。如果是在两个月以前的话，他们这么做马上就得进监狱（进监狱还是最好的情况了）。
埃克哈德：纳米比亚具备非常发达的民间社会网络———有教堂组织、人权组织，甚至还有一个很活跃的当地媒体。这些组织是否支持你们？
宋伯里：是的。这里有氏族、部落、乡村和教堂。在许多方面看，这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当然，它们其中一些是部族社会的残余，南非人曾利用他们来对付百姓。
教堂尤为重要。虽然不是所有的教堂，有一两个教堂仍然因循守旧。但是主要的教派———特别是路德教派（Lutherans）和英国圣公会教派（Anglicans）———的态度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他们经常主动到我们这里来提供帮助，而我们从他们那里也获益甚多———我是说，教堂和教区神职人员的住处等等对我们来说用处很大，而他们主动将这些地方提供给我们使用。
依我看，在整个后勤问题上，他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可能是种族隔离和殖民地化的最强有力的反对者。在我有关纳米比亚的书枟一个国家的诞生枠中，我曾尝试着在序言中说明这一点。
埃克哈德：你们那次维和行动的一个复杂之处是难民的安置。您能谈一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办事处员的作用吗？你们与这个机构是否关系平稳、协调良好？
宋伯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是隶属联大的一个特别机构，我们与他们合作良好，关系不错。
因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角色和任务很特殊，因此南非人认为这个机构有失公允。但从这个办事处的角色和任务来说，他们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四万多难民，他们必须要把这些难民按时送回国。
办事处得把难民送回家乡，并且得按时送回家乡。我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表现出的专业精神非常满意。我也希望他们这么做。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组织。当然，如果他们想拥有一定的权威来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也必须得如此。
他们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偶尔出现过一些问题或者说困难，不过经过调查之后都得以化解。你可能也还记得，当时有太多太多的传言。那可真是滋生传言的好地方。我曾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听人说，纳米比亚国民的文化水平很低。以前一直如此，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至于西非洲人民组织战士回来的事情，我百分之一百五十地赞成他们穿任何他们喜欢的衣服回来。如果还有一部分战士身处安哥拉军营中———在靠近罗安达（安哥拉首都）的什么地方———那我肯定要比当时担心得多。
埃克哈德：对于在你们维和任务的范围内设置另一个人道主义机构，您是抱怀疑态度的。我敢说，你们甚至会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组织他们进入纳米比亚。为什么会这样？
宋伯里：我想，也许这样做不太厚道。[笑]不过在我们前往纳米比亚之前，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就曾与联合国各机构的负责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也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么说不太公平———其实他们非常清楚：除了联合国本身之外，纳米比亚境内惟一的合法机构是由特别代表赋予了合法性的；在那段时间里，纳米比亚任何其他办事机构的存在都是非法的。所以，这一些可能听起来像是法律条文之争，而问题在于假若你真的明白其中就里的话，整个情形可能会转变成为很难以应付的争吵。
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在纳米比亚选出自己的政府之前，惟一合法运作的组织———无论是非政府组织还是公共组织———是联合国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这两者的地位都有安理会决议作为根据。
这一招在纳米比亚反常而独特的局势中非常有效。我认为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得这么做，不然就会被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政府间组织（IGO）等淹没了。那时候你也在那儿，你一定也看到“访问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几乎已经成为南半球旅游的一个主要卖点。对我们来说，除非通过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不然解决这些事情真是非常困难。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成了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得力助手，这其实是在435号决议任务执行期间才发展出来的辅助性角色，办事处自身也接受了这样的角色。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真的在人道主义工作方面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远远超过了它原来的职务。每个人都想来看看，不过费用却由过渡时期援助团来承担，这消耗了我们原来就不充足的资源。
埃克哈德：您能稍微谈一谈这次任务的核心部分———监督选举的情况吗？联合国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宋伯里：在选举的监督方面，联合国这一次的角色独一无二，虽然联合国在许多非殖民化的选举事务中都担负主要的监督或协调工作———在过渡时期援助团之前有三四十次了，但没有一次比得上过渡时期援助团这样的规模和重要性。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因为那里的政治形势以及南非的介入，联合国成员国认为联合国在选举中应该起一个独特的领导作用。这也就是我们所做的。
你知道，我们带来了几百名———实实在在的几百名选举观察员和监察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联合国的现任或前任工作人员。虽然有人预计选举中会出些问题，但是整个选举进行得相当顺利。
直到选举结束，各方面的感觉都非常平静。在全国的许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行政长官的工作人员和联合国的工作检查员混在一块儿，甚至相互穿着对方的T恤，以强调他们认为自己是超越事件的政治性的。
但是我们也的确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与行政长官———南非驻纳米比亚高级官员———有关。我们需要先将各种法律确定下来，然后选举才能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这一过程就如秘书长在向安理会递交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非常“冗长费劲”。我想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外交词汇，它显示了我们如何差一点儿被行政长官自己的一套选举办法、选举法律以及那些吹毛求疵的司法手段逼疯。[笑]
埃克哈德：这是不是就是您在枟一个国家的诞生枠一书中写的，虽然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但是南非人却尽力在选举中偷做手脚。
宋伯里：不，我认为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不知道究竟南非政府的哪个机构应该对此次选举舞弊意图负责。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这肯定是南非政府的某个非常低层次的、极无能力的、策划极不完善的组织———或许是军事情报局———试图控制选举过程。你知道的，他们这么做了。
我曾与一些同事计算过，这个不知名的南非组织得在多少次选举中、得在占全部选举次数的百分之多少中进行舞弊才能够改变选举的最终结果。得到的结论是，这个数字非常小。只要占全部选举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九之间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他们比较现实的话，或者说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比较现实的话———我无意对他们在此次行动策略中的专业水准提出怀疑，[笑]但是如果他们比较现实的话就会想到用威胁选民、乱投废票以及其他所有破坏自由公平的民主选举的方法。如果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方法，如果他们真的成功实施舞弊，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将改变非洲南部的政治面貌，并且结果会是大量的人们脸上招来臭鸡蛋。
无论怎样，我们都很想那样做。事实上，不是扔臭鸡蛋，我们完全心甘情愿地有一个选举程序———尽管这个程序确实从理论上说存在招致偷票、重复投票等营私舞弊的可能———因为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在实际中看起来将是一次干净而透明的选举。
比如说，双重投票制从理论上允许选民在全国的任何地方投票。但是此事所造成的问题把纽约总部吓着了，他们是如此严厉以至于我们很难向他们解释其他的可行方法。
由于南非方面和纽约方面的要求———这真是一对奇怪的盟友———大概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选民未能投票。南非和纽约方面都要求选民只能在他们登记的地方进行投票，可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哪来那么大的巡回队伍呢？于是就可能有一大批人不能行使投票的权利。
我们警告所有的政治党派，如果他们继续让这样大批的人无法行使投票权利，就很有可能导致选举的结果不民主、不自由、不公正，就会导致联合国成为众矢之的。
埃克哈德：当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宣布选举是公平公正时，您就站在他身边。
宋伯里：是的，而且你也是啊。[笑]
埃克哈德：您当时有何感想？
宋伯里：嗯，我感到非常骄傲自满，心潮澎湃。不过我当时遇到点小麻烦———我不敢肯定他在上台发言之前我们把哪份发言稿给了他，因为选举日之前我们大概已经起草了四到五份稿子。我们有点乱，没有把废弃的稿子撕掉。所以他发言时我不敢肯定他在用哪份稿子，会不会搞出一些尴尬的事情。[笑]
就像选举结束那天许多人所感觉到的那样，我觉得非常激动。我想我真的是非常兴高采烈。
埃克哈德：你的法律顾问保罗·撒兹（Paul Szasz）在幕后为制定纳米比亚宪法出了不少力？ ？宋伯里：是的。
埃克哈德：纳米比亚宪法成为这类宪法中最为民主的一部。作为一名曾经的人权律师，你对此肯定非常自豪。
宋伯里：是的，我非常自豪。保罗实在是了不起。我是说他很坚定。对于联合国秘书处已经建立的、极为保守的秩序，这个家伙是绝对的拥护者。当他被放外任到纳米比亚，你把确保人民享有民主和公平公正选举权利的重任交给他，他绝对会坚定不移地完成任务。
而且，他肯定已经快把一些南非谈判代表逼疯了。我认为他和行政长官，如果他们两个愿意的话，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无趣的人。把这两个人放在同一个房间，叫他们就纳米比亚宪法进行谈判，实在是在制造大麻烦。不过我们最终获得的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当时纳米比亚使用的宪法是由南非共和国的非官方人士起草的。我们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西南非人民组织会求助于私人开业的律师们———这些人从没有处理此类特别热门的政治事务的经历，既没有接触也没有经验。
我记得选举接近尾声时，也是起草宪法的工作快要结束时———那时候我刚刚放了两个星期的假回家过圣诞节———我一下飞机保罗就跑来对我说，事情搞得非常糟糕；他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是，西南非人民组织的谈判代表要求在宪法中增加一些条款，然而从人权的角度说，他们这么做是不会给自己加分的。确实，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只会给自己以前创造的良好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得不非常谨慎地看待这件事。保罗希望我回来动用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的权威，以警告那些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进行宪法谈判的人们：如果他们在宪法谈判中固执己见，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可能很难批准宪法草案。
于是我和保罗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中与许多人见了面，包括纳米比亚的首席大法官———自始至终他都是联合国的强力支持者。我们还见了高等法院中的其他一些法官，与他们进行讨论。他们的想法和保罗基本上是一样的。
于是到了最后，我们必须向西南非人民组织解释，我们不能同意他们的提议。这是很难的事，因为人们惟恐失去他们刚刚获得的自由与独立———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这样———想象一下，一些来自纽约人拍着桌子告诉他们应该做这应该做那的，这种想法将不怎么有吸引力。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做。但是选举结束只有一个月，形势仍然非常微妙。我们还未置可否，那些提议就自动销声匿迹了。对一个北爱尔兰人来说，没有比这可能更先发制人的了。
埃克哈德：不过最终宪法还是制定出了，您是很高兴的。
宋伯里：你知道，宪法永远是折衷的产物。极少能达到意见完全一致———当然，我只起草过一份宪法文件。宪法把相当大的责任压在每个人身上，包括那些宪法所要服务的人们，由于事情可能会变得相当失去控制，你真的需要一点良好的愿望才能使工作进行下去。
因为所有的都是很好的———我是说宪法中的这些条款都有漂亮的、美妙的基调，但如果成员们一定要在宪法里有意地贬损、愚弄你们的话，宪法就没什么用了。所以这是件非常政治化的事；就像我说的，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体制上的折衷。
埃克哈德：我想请你从刚才我们所谈的话题中转换出来，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如今在一些有势力的政治圈中还存在着对联合国的诸多怀疑。在纳米比亚之后，您在前南斯拉夫的联合国维和任务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您看到了联合国的起起落落。您觉得在未来十年联合国会变得更强大还是更衰弱？
宋伯里：啊，未来十年。我对未来十年的估计不如对未来一百年的估计有把握，因为当你谈论宪法时，你谈的其实就是很久远的人类社会背景。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的子孙会头脑清醒地支持联合国或者类似联合国的组织。对此我的心中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而随着世界事务的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对其需求的越来越大，它也将会变得甚至更重要。
未来十年内，各种各样的恐怖事件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试图将我们吞没。我想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这种情况。而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的那样：即便联合国不存在，也会被创造出来。我相信事实也会如此。
那些缺乏支持和生存能力的小国家比那些拥有较强的力量、较大影响的国家更希望看到世界上存在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情况似乎总是这样的。
所以我认为联合国一定可以闯过未来的十年。不过在我看来，过去的几年已经清晰地显示：我们应当给予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和政治角色（尤其是政治角色）更多的保护，而不仅仅是给予一点尊重。有时候一些政府觉得赋予联合国尊重，比赋予其政治权力更容易。而我想说，不能仅是尊重联合国，应该赋予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
埃克哈德：非常感谢您，塞德里克·宋伯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