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宗皇帝听说郑寀居住的北山筑有澄庵，曾御书“北山澄庵”一匾赐之。因此，士大夫后来都尊称郑寀为“枢密北山郑公”。最令当时邑人鼓舞的是理宗皇帝不仅批准以韩阳为县治，还例外作了御批——“敷锡五福，以安一县”。所谓五福即福、禧、寿、禄、善终，是对人生的五大追求和祈愿。就这样，郑寀与皇帝在谈笑风生、诗歌酬答之间，轻轻松松地把分县大事办妥了。析出的县以“福安”为县名，郑寀因此被邑人称为有“建邑之功”的乡贤。
淳祐后期，在丞相史嵩之“起复”和兵部侍郎徐元杰暴死两个事件中，郑寀被卷入朝廷论争。他遭到一些人甚至是一般舆论认为不错的官吏的攻击和论劾。《宋史》评论郑寀在御史任上“不辨君子小人，皆弹劾之，吾不知何说也”等等。这是因为《宋史》是元代史臣修纂的，他们持有的评判标准和立场不一定都是公平正义的。郑寀虽然反对过曹豳、牟子才等一干贤臣的某些言论，但他在对蒙主战、反对丞相史嵩之“起复”（即父死免三年“丁忧”，仍留朝任丞相），积极反映太学等“三学”诸生政见等大节上，立场和态度是明朗的。皇帝令他办理徐元杰一案的“诏狱”，无法“旬日之内”拿出结论，也不是他的过错。他作为善审刑案富有经验的官员，主张要有“迹证”，即证据，认为武断蛮横往往造成冤案，在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主张。
郑寀看到朝廷之上冗官充斥、清谈盛行、贪浊成风、贿赂公行等政治混乱现象，曾给皇帝呈上《正名器疏》，反对制度成为摆设，赏罚极不分明。他对皇帝说：“名器之轻，莫此为甚！”呼吁朝廷正名器、修制度，只有这样，天下“负慷慨之气、怀功名之愿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郑寀来自民间，来自州县，有务实之风，不同于只会清谈的腐儒士大夫。淳祐五年（1245），他建议朝廷征收淳祐初年创立的籴本盐税，可以用来籴粮调剂市场，又可以减少滥印楮币的数量等，奏议都被理宗采纳。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郑寀进入政府执政不久，遭到一些人不公正的论劾。淳祐七年（1247）冬天，被解除了职务的郑寀回到了刚刚建立县治的福安。故乡人以温暖和微笑，热烈欢迎和抚慰宦海归来的游子。郑寀携带年已二十的儿子郑斿，上坟祭祀父母和妻子、访亲拜友，并与第一任福安县令、建安（今崇安）人郑黼一起登临韩阳城内的重金山，他在一块马鞍石上题石纪事：“淳祐丁未腊月十九日，北山郑寀偕邑令郑黼同登。”
后人因此命名此山为重金山（今天的金山路就是以重金山而得名。郑寀是同签枢密，位列两府，理宗曾赐给金带和金佩鱼，故称为“重金”）。淳祐八年（1248）春天，郑寀携郑斿赴福州，拜谒同郡的官绅士大夫。根据近年出土的福州许峻墓铭，这些士大夫中，可能有郑性之、许应龙、赵师恕、赵彦晦、赵怵夫、曾公佑等郑寀熟悉的南宋名流，这些士大夫因儿孙联姻而成至爱亲朋，过从甚密。
四月十六日，在福州鼓山的天风松涛中，61岁的郑寀来到了“喝水岩”，这里的摩崖留下许多两宋名人的踪迹，那方北宋名臣蔡襄题刻的“忘归石”一定勾起了他茫茫的人生思绪。临下山前，他向僧人索来纸笔，留下题名：“郡人郑寀同周圭、王璞、郑自牧、张彊、方应泽、刘自、黄士赓游灵源洞。弟宦、甥上官晟、子斿侍。淳祐戊申四月既望。”
同游者刘自是福安苏阳人，淳祐元年进士。此外则是郑寀之弟郑宦，外甥上官晟，儿子郑斿和其他官宦友人。应是郑寀存世的最后笔迹。
淳祐九年（1249），郑寀走完了人生之路，终年62岁，葬于福清县。《宋史》为他立传，明万历《福安县志》把他列入《人物志.风节》。他的两篇呈理宗皇帝的文章《正名器疏》（节录）和《谢赐“北山澄庵”御书表》收入《文翰志》。郑寀逝世后，首任县令郑黼在邑之南峰建了一座北山祠纪念他。2009年，福安市人民政府在天马山麓立起郑寀雕像，纪念这位建邑有功的历史名人。
明朝英烈刘中藻
刘松年
眼看大明朝“气数已尽”，大顺朝即将取而代之，忠于大明，不仕新朝，这是刘中藻的根本思想，所以他决定逃回家乡隐居。刘中藻的《葛衣集自序》正透露了他的这种思想：“……葛衣之于君父，如饥渴之于饮食，疾痛之于呻吟，上之不能如白衣山人出入帷幄；次之不能效秦庭之哭，使关西义士揭竿响应，同赋无衣而又博浪无椎，铁如意空碎，无可奈何，自写自歌而已……”
隆武政权内部实力派的不抵抗政策，刘中藻是看透了，浙江斡旋回归，隆武帝擢他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金、衢。还是空衔一顶，无有实权。他只好回到福安，倾尽家赀，又动员本地士绅出钱出力，独立招募军队。现今福安苏阳的《刘氏宗谱》中还有一篇刘中藻亲书的《奉学四公借贷书》，就是当年刘中藻向亲族乡亲借贷助饷的见证。刘中藻依靠福安人民、依靠闽浙山区的少数民族，组建—支上万人的抗清劲旅，收复了庆元、泰顺、寿宁、宁德、福安、古田、罗源等7个县。
1646年农历六月，清兵渡过钱塘江，鲁王江上之师被击溃，清兵得以直攻福建。江西赣州守兵也节节败退。郑芝龙与洪承畴勾结，命令撤除浦城仙霞岭驻军，有所谓“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的献媚之举。隆武政权势单力薄，不堪一击，败退汀州，此时虽何腾蛟派郝摇旗率五千铁骑至韶州迎接隆武，怎奈鞭长莫及，隆武帝已于是年八月被清兵赶上，死于福州。隆武政权仅历时一年零三个月便宣告覆灭。同一时期，鲁王不但江上之师溃败，陆上之师也经不起清朝大军的进攻，只好漂泊海岸，过着“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朝殿，落狂涛，君臣相对”的悲惨凄凉的日子。郑成功部队则退守门海域。早在隆武尚存之时，由于郑彩、郑芝龙等的排挤，刘中藻已率所部退居福安。当时，形势尚好：鲁王将周鹤芝率领水师收复了海口（今福清县）；诏工部将钱肃乐率领陆师收复了长乐（今闽侯县）、永福（今漳平县西南）、兴化等城。因此刘中藻能得以经营福宁诸县兼及泰顺、平阳。到1649年时，除福宁州诸县尚在刘中藻手中外，周边地区已经被清军占领，刘军完全陷于孤立。“此一片残疆终非我有”之势已成定局。
在南明诸臣中，可以说刘中藻是最具有军事才能的。其显露头角之例有三：其一，唐王时期，阁臣黄道周出师江西，请黄云师推荐治兵才，黄即推荐刘中藻，被朝廷擢为“兵部用”；其二，郑彩专政时妒藻之贤，排斥刘中藻，刘中藻不得已退守福宁，其军不过万人，而郑彩竟用数万兵力抢夺刘中藻地盘，兵围福宁州城，“中藻善守，所杀伤四五千人”（黄云师语），郑彩师溃，再也不敢冒犯刘中藻；其三，刘中藻为唐王兵科给事中时，唐王命他出师北伐，而郑芝龙不给一兵一卒，刘中藻仅领帑银五百两，带几个亲随出关，“窜入括苍（平阳、泰顺一带），义旅一呼，应者万人”；他就用这万余人兵力，攻克庆元、泰顺、寿宁、福安、宁德、古田、罗源七县，每战皆捷。所以当时有人慨叹：如若闽、浙联手，且付刘中藻兵柄，也许明朝复兴路尚存一线生机。
公元1649年农历正月初二，清总督陈锦亲提满洲兵马团团围住福安城。于是历时130多天的福安保卫战开始了。陈锦提十万贯战的满州兵，距福安城十里下寨，树栅栏，挖壕堑，围而不打，这在清兵南下扫荡残明势力的战争中是极为罕见的。须知当年福安城内的居民不过一两万人，刘中藻军也不过万余人，即使“全民皆兵”，兵力对比也是三比一。陈锦此举的目的是在迫降刘中藻。
刘中藻在福安取坚守计，正是决计保存实力，以待时变。如果鲁王政权能复兴，陈锦还能陈兵坚城，不去镇压吗？如果绍武政权、永历皇帝能成气候，十万清兵安能不顾大局而赖在福安城下不走？一旦形势好转，陈锦沉不住气了拔营而去，刘中藻就可以全师开门出击，与董世上军夹击清军，与外头的力量遥相呼应，陈锦必然败走，天下大势尚有可为。
公元1649年农历四月十二日，刘中藻在致信清总督陈锦之后，穿戴好明朝官服，从容赴难。刘中藻在致陈锦书中，有这么两句颇耐人寻味——“呜呼！使任事者无误乃公，即有十万之众，岂耐孤臣何哉？叫军士负藻，藻负高皇；将士误藻，藻误生灵”。前者是指鲁王内部的秉柄大臣，主要是指黄斌卿、郑彩之流，他们只知争权夺利，攫一时之荣华富贵，而没有以恢复社稷为重，不能援助前主抗敌的将士。后者是指自己的将士，他们激于义愤，缺乏深谋远虑，不理解主帅的意图。前者之误，使敌人无后顾之忧，专意对付像刘中藻这样真正为国家社稷浴血奋战的孤军。后者之误，则往往急于杀敌泄愤，不听约束，屡与强敌接仗，拼消耗，拼实力，作无谓的牺牲。
刘中藻的雄才大略，在这两“误”之下化成了泡影。福安保卫战历时130天，外援断绝，“时变”的机遇始终没有出现；而在这130天里，2万精锐之师损失了近半数，希望彻底地破灭了。最后为了保护无辜的福安人民免受屠城之难，只好牺牲自己之性命，向桑梓献出了最后的忠诚。
据黄云师《忠烈传》所叙：公曾戒家人曰：“我死从无易衣冠，扶坐中堂，使人见我大明威仪也！”刘中藻之死，有说是：“吞金屑”，有说是：“自缢”，但从《忠烈传》所记清兵入城情况看“主兵者疑有诈，迟久乃振旅入城，见公衣冠俨然，颜色如生须眉欲竖，皆惧而罗拜”。可见还是以“吞金屑”死为确。
刘中藻为明江山社稷而死，也是为保护福安全城百姓而死。正如苏阳中藻墓照壁所题：忠比文山。
出门
[明]刘中藻
国破山河在，天哀志气臣。
调商知和寡，宝剑赠何人。
词人县令张景祁
白沙渔舟
曾两度任福安知县的晚清杰出词人张景祁（1827～1894），是晚清大词家，中年后写了大量的词，其中反映甲申中法战争和台湾“故实”的词作，从身历目击者的角度，全面而详实地再现台海历史一页，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感，被称为“词史”。张景祁把台湾“故实”纳入中华民族受辱史，无疑具有维护祖国统一的积极意义。在这一点上，张景祁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