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物有爱恶之惑”也是识人的一种谬误，人人都喜欢善良的人，讨厌邪恶的人。但是由于主观看法的误导，往往会发生善意对待邪恶的人、疏远善良的人的反常现象。人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有时，我们看到了邪恶之人的长处，因而对他有好感；而有时，我们却看到善良之人的短处，因而对他嗤之以鼻。
在选才上，朱元璋不但对人才有所要求，同时也严格自我要求。因为作为一朝天子，选才全靠个人对人才的印象和评价，这样在选择上难免混人个人好恶的因素，而一旦用有色眼镜去看人，那就看不准确了。所以朱元璋认为选才时必须保持清如水、明如镜，保持一颗至公之心，他指出：“人君之于天下，当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只有这样，才能把真正有才学的贤能者选拔上来。
为了保证在选才上的大公无私，朱元璋提出选才当兼取于众论。吏部负责选官的大臣曾对他诉苦，说人之邪正实在难以识别。对此，朱元璋的态度则更为客观，他发表意见道：“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然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可辨。”在封建时代，帝王们统治的是他们自以为是的家天下，无论什么，都可以他一人说了算，选才也是这样。而朱元璋敢于对此提出反面意见，认为评价人才应以公论为准，这实在是一种超越了自我的见解。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进一步谕示群臣，再次表达了这种见解，他说：“凡人所为不能无过举，但当平其心，则可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谬，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护。小人巧于修饰，故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辨别。”又道：“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也。”在这里，朱元璋虽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看得简单化了，但他能认识到自己喜欢的未必是君子，自己讨厌的也未必是小人，提出评价一个人当兼取众论，体现出他已有在甄别左右时竭力保持一个客观态度的认识。
不过，兼取众议也存在着一个对公论辨别真伪的问题。对此，朱元璋又再次强调人主需有知人之明，他说：
“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不幸尔。人主能知其对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颇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自古道：“亲贤臣，远小人。”但说来容易做来难，皇帝们虽然锦衣玉食，拥有天下，但他们的个人生活其实很单调，每天都要处理军国大事，批阅百官奏章，日理万机，身心劳瘁。皇帝从生理机能上来说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在适当时机放松一下。欧洲古代宫廷之中，就专门有为皇帝取乐的小丑。因此，真正要“远小人”，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要求一个皇帝放弃个人生活、杜绝小人，也是不合情理的。只不过英明的帝王自能掌握好分寸，他们把小人留在身边，为自己取乐散心，却一点儿也不赋予他们什么权力，也不许他们对政事妄发意见，以免小人干政，奸佞祸国。
对此，朱元璋的见解是：“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佞，惟不惑于谤言则听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这番话的前半部分，可以说是一种“辨奸论”，后半部分，可以说是一套“杜佞术”。朱元璋在大力选用人才的同时，对于他的亲信小臣，坚持不许其干涉政事。在他的帝王生涯中，他的一些作为正也罢误也罢，均出自他个人，而无半点儿受人挑拨之见。
总之，朱元璋对人才的选择，是以德才为准，以公心为参考，即使他对某人缺乏深刻了解，甚至于心中厌恶某人，但只要公论甚好，德才亦佳，朱元璋还是主张任用。
而对那些确实很得他欢心，但却没有什么才干，专门以谄佞为事的所谓小人，为了国事考虑，朱元璋秉持公正，并不授之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