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雍正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鉴于康熙末年的吏治腐败，他自即位之日起就注重对官员的严格选拔，并对前代的用人方针实行了明显的变革，提出了用人论才技而不限成例的方针。正如他自己所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
雍正帝一登基就着手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而改革大业绝非一人所能为，需要一大批有才能的官员共同努力。因此，雍正帝在用人方面与其父康熙帝有很大的区别。康熙帝待人比较宽厚，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任职较为长久。雍正时人事变动频繁，一些官员来去匆匆，有的微员骤然迁居高位，一些大吏被逐出政治舞台。这看似混乱，其实亦有章法，关键就在于事事都要有适当的人选。
如果只凭资历，靠出身，而无真才实学，雍正帝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自己也曾表明人事频繁变动的原因：“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翻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联随时转移，丛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
雍正帝之所以这样做，说明他认识到了用人对于巩固皇权、治理国家的作用。他曾在鄂尔泰奏折上批道：
“治天下唯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充分表明他将用人作为诸事之首。他还对诸王大臣说：“从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朕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忠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雍正帝在做这些舆论宣传的同时，对历代用人成例提出了修正，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
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就任用滇黔官员之事向雍正帝建议说：“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弱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抑或至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雍正帝看罢奏折，十分赞赏鄂尔泰的见解，尤其强调因才的作用。雍正帝重视有才干之人，但他并不怕这些人恃才傲物，难于驾驭。
有些帝王喜欢用庸愚而听话的人，认为这些人好驾驭。雍正帝却不同，他表示，自己虽不高明，但这些人却逃不出他的监视范围，“何惧之有”？如果教之不听，胡作非为，“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取于驾驭与制约有才干的人，正说明雍正帝本人是用人的强者。
德操与才干的关系是古今用人者的经常性话题。
对此，雍正帝的态度很鲜明：希望有众多的德才兼备之人，反对将那些虽安分厚道但碌碌无为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他对鄂尔泰说过：“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
在贤与才的取舍上，雍正帝还有更深的考虑。自司马昭给官员提出“清、慎、勤”三字要求之后，历代统治者将其奉为座右铭，康熙帝也不例外。然而雍正帝却提出异议，认为这不够全面。如在谈到巡抚一职所应具备的素质时，他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若无包罗通省之襟怀，统驭群僚之器量，即为不称厥职。”他认为清（廉洁自律）、慎（谨慎忠诚）、勤（勤于王事）只是作为对高级官员的基本要求，而不是他满意的标准。雍正二年，直隶巡抚李维钧遇到一件棘手的人事难题。他在去吴桥县（今属河北）考察官吏时，发现该县知县常三乐“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其改任不理民政的教职，并报吏部审批。吏部看了报告后却不予批准。李维钧感到常三乐清廉，并无劣迹可议，于是进退两难，只好上奏雍正帝裁夺。雍正帝明确表示，这件事很好办，就按“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参革”。于是，将常三乐调离了县令职位。可见，有德无才的官员，在雍正帝这里是很难得到重用的。
要以才技为用人标准，必然要冲破旧有程式。清朝在用人方面，有资历、出身等规定，以及满、汉的区别。
雍正帝虽然没有明令废除这些旧制，但在实行中却根据需要加以变通。雍正元年，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遇有为有守贤能官员，即特越格保题，以示奖励。如此，则官吏勤而民心悦，地方有不改观者乎？”次年，他要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广开思路，破格提拔有才干者，将“素所深知者，密举二三员来，以备选擢”，并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
为了贯彻才技与效能统一的原则，雍正帝不能容忍那些尸位素餐者。雍正元年，他在指示杨宗仁越格荐人的同时，也要求他考察所属官员，将“贪婪酷劣及老病无能、向来苟且姑留之辈，尽数纠参”。他还果断地罢斥了一大批不称职、年老多病的官员。从这里可以看出凡在职而又不能胜任者，雍正帝绝不允许他们在那里充数。
由于雍正帝任用官员不拘成例，曾引起不少的非议。
有人说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也有人说他处置官吏太多，过于苛刻。但雍正帝不以为然。他自己曾解释说：
“朕现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暂行一时，将来自仍归于圣祖（指康熙帝）畴昔铨衡之成宪。朕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灌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俟威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另有裁处之道。”
总之，他在表明，他所实行的用人政策是为了更正前朝积留的不良习气，以振奋百官的精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说明，雍正帝用人具有革新与务实的色彩，同时也证明他是一位有见识和魄力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