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县文工团那摇摇欲坠的排演场和宿舍；面对贺龙元帅“二战”时留下的若干革命文物、旧址日益受损；面对电影收费难、农民看电影的饥渴；面对许多文化单位自身无法排解的积难……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我不敢有半点懈怠。针对特困县实际，我一方面号召全县文化职工艰苦奋斗，开拓奋进，一方面苦求县有关领导体恤和关照，以“有钱钱交代，无钱话交代”之常理，深入文化，安抚民心。只因写了几个要求县领导听取文化工作汇报的报告，一位我十分钦佩其才干和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领导，对我产生了深深地误解，竟大发雷霆，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斥我“要挟政府，给政府施加压力！”我实在难以给文化职工和人民群众交代，于是在奋力拼搏近两年后，请求“另选高明”。或许，那是求之不得的，没有任何领导小探原委，一纸免职文件送到我的手中。我毕竟是个“老大学生”，实干精神是众所公认的，又长于新闻、文学、摄影，不久又让我当上文联主席，但不给办公室、不给业务费，不发文件，不安排任何常委分管，一条冷板凳，让我凄凄凉凉地坐着。人们叹息着一种悲哀，我却坦然挣扎着从事文化人钟情的事业……
那位领导终于高升了，我又终于被“起用”了！
我还去不去那贫穷日甚、积重难返的单位呢？不去有理：我已年逾半百，且有关节炎、高血压、骨质增生，尤其，已自发在一贫困死角安营扎寨，自筹资金，建立扶贫、旅游、文艺创作三位一体的开发基地；去吧，其一、力不从心，其二、开发工程不可避免地遭受偌大损失。然而，我还是共产党员，还是国家干部，唯一的选择：只能服从！同时，文化上亟须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还可以发挥一点光热。我决定，去！
我完全可以待几天报到，可我知道，全县业余文艺汇演在即，既然已是文化人，得尽快同文化人一道同舟共济，多一人多一分力啊！经打听，开幕词尚未起草，我便煞费苦心地起草了一稿。带着这份“见面礼”，风风火火赶到文化局……
汇演组织工作井井有条，见“老局长”来了，大家既高兴又客气，只请我“指导指导”就行。我被这些“穷哥儿们”的价值观、人生观、苦乐观和实实在在的敬业精神感动着，哪能安心“坐着看戏”？此时，恰恰分管宣传的同志病了，我不由分说马上顶了上去，大到编印简报，小到精心设计海报，都自己动手制作。晚上，又构思着那具有振兴文艺事业号召力的闭幕词……
我上任了。这一日，我的心情格外愉快！
1997年
邂逅
人生有许多邂逅，有的平淡，有的高雅；有的转瞬即逝，有的终生难忘。我与A女士的邂逅，就属后者。
记得一天中午，我来到某花木盆景公司门市部，想买点花种。营业员是一位看上去约20多岁的女士，眉目清秀，彬彬有礼。听我不是武汉口音，又是一位老者，便恭敬地问我是哪方人氏，来武汉有何公务。我见她问的诚恳，便一一作答，她听说我是鄂西南山区的，便眉飞色舞地说：“那里我去过，那里的山水好美啊！”她的赞美使我十分奇怪。大凡都市里的人，一提到山区，便大有鄙夷和失色之态，她却表现出那么一种亲情！我的心底顿时涌起一股“高山流水”情怀！她得知我是参加省文联会议的，一份敬意油然而生。连说“唉呀，我找到老师了！我找到老师了！”惊喜中连忙搬凳走出柜台礼请我坐，还“慌忙”要去买烟。脚走的很痛，我求之不得坐下，客气地阻止了她去买烟。回到营业员位置，她站着同我拉话，她说她非常喜欢写作，可惜没有老师指点，现在好，老师上门来了，请我一定要教教她。看她这么毕恭毕敬的样子，我倒进退两难了。其一，我们素不相识，又是异性，谈什么师生关系？其二，我是个搞基层文联组织工作的，自己不到半瓶墨水，怎能侈为人师？于是我婉言谢绝。然而，她不依。她把会议地址记下，说晚饭后非找我求教不可！我想，她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断不会当真。寒暄几句之后我便匆匆离去。
一路疑团横生，百思不得其解：如今的青年人，多讲求吃喝玩乐，难道真有那么孜孜求学的少许？作为大都会的武汉，可谓人才济济，写作高手随处可见，难道真有人向“山巴佬”求教？
哪知，晚饭后，她真的来到我的住所。那是服务台小姐把她引来的，小姐出去时顺手把门关上。我正要去开门，A女士说：“哎呀，好热！”遂将门洞大开。落座后，没来得及饮茶，她便拿出一大摞报纸复印件，那是她发表的作品，请我一一指点。我信手拿来几篇研读，觉得出手非凡，每篇都能抓住生活中的光点，或素描，或抒情，或记事，或说理，以小见大，以情动人，掌幅千字，给人以美的享受和人生启迪，我油然而生赞许！对我的称赞，她不以为然。她说她想写散文、小说，要我不吝赐教。我说我未登堂入室，要她去请池莉、方方、沈虹光、叶梅等名流。我鼓励她：“你很有基础，又难得这么好学，如得名家指点，定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来！”随后，我不自量力地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写作“经验”。她听了很高兴，看样子，觉得胜读了一日书。
夜色降临了，人们都进入了红绿世界，她告辞而去。出于礼节，我送她出了宾馆大门。望着她那显得有些单薄的背影，我想，在商海茫茫的中国，或许又会诞生一位了不起的女作家……
这次邂逅与其说对A女士多少有些帮助，倒不如说，是她帮助了我。她走后，我反躬自问：她的作品那样闪光，尚且不耻下问，虚心向一位陌生者请教，而自己呢？身为一个县的文联主席，你有几斤几两？你有哪些作品登了大雅之堂？你有A女士那样不耻下问的求学精神么？
1998年
艰难的跋涉
（恩施报特约稿）
其实，我已虚度了许多年华，浪掷了若干失而不复的光阴，然而，我仍深感羞愧地将我跋涉的心路历程付诸文字，对近于老态龙钟的自己施点压力而已。
60年代末，我揣着一纸大学文凭，舍弃留校的荣耀，回到家乡鹤峰，开始了多舛人生。“插队”“接受再教育”，让我这个孩提时代的放牛娃，对农民更多了一份亲近。同时，也从他们的艰辛中意识到某种责任。我是学生物、化学的，在村办“九二0厂”，我“小试牛刀”，很快将那被说得神乎其神的微生物产品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我提前在教育战线定位，其间，以“县委工作队”队员的自豪身份，在“学大寨”的热潮中一滚就是3年。那时，个别“根子”队长无力，我只得“包办代替”，亲自运筹、带头实干，以便给县委有个交代。无奈，“大合班”的劳动方式，任我使出浑身解数，亦未能在光荣榜上留个纪念。回到机关未喘口粗气，又受命到高寒地带沙园去领办“共大”。授课、建校、开荒种地，吃不尽的苦头！终因县里无钱，不了了之，把几十名“大学生”骗的直流泪。一年半载我便十分内疚地殃殃而返。紧接着，又派往“五七干校”。天天早学政治，日修公路，学没学出名堂，干未干出起色，一晃，大半年又过去了。这时，已见飞雪，突接通知，要我到县委宣传部报到。铺盖一卷，服从调遣，从此，我走上了宣传、文化、艺术的不归之路……
宣传部长给我谈话，要我担任通干。我一听，心里直打鼓。我的天，我又不是文科生，就是理科学的那些细胞、分子式之类，也早已“滚”到泥巴里去了，何能胜任？只得硬着头皮上。我是个不服输的人，不会就学，钻研书本，分析报纸，求教于人，受益于编辑，终于摸出些门道，还编出通讯报道“四字经”，用于一年一度的全县通讯员培训。写作也见成效，报纸、广播电台，竟时常将我的名字传达给读者、听众。不少人以为我的笔头子不知有多硬！湖北日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鄂西报（恩施报）连续十余年，分别将模范、优秀通讯员的荣耀让我分享……
80年代末，县里要成立文联。谁当主席，让决策者颇费踌躇，有能者求而不干，深知“清水衙门”的艰难；无能者不求想干，组织又不认可。出于事业心，我不揣冒昧请缨：让我这个副部长兼它一阵子。没想到，这下就“自讨苦吃”了。
当文联主席！自己的几斤几两谁人不知？论文学，没发表过小说，论艺术，只懂点新闻摄影，书法只能说喜欢，未登大雅之堂，音乐、舞蹈、戏曲，仅能打一手围鼓而已。像这样连半吊子都算不上，怎去引领那些“眼睛长在额头”的文学、艺术群英？于是不得已又给自己加码：一定要在某一门类有所造诣，首先苦钻艺术摄影。不久，数家报刊将我创作的艺照刊发在显要位置，在省级艺术影展中，还得了个二等奖；接着又磨砺书法，居然有作品见诸报端，有的还用于题头。有了点“底气”，就花大气力去苦学苦钻文学创作，从《文学概论》到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技巧，尽可能去心领神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盖面肉》终于被《长江文艺》采用。之后在极难“上”的《湖北日报》文学副刊，接二连三发表散文《巍巍白果树》、《野渡》、《年粑，那印花儿》、《悠悠土家四道茶》、《窗口》、《我老了》等。报告文学《鹤立八峰》、《奔马》、《深山华龙》、《念茶经的人》等，亦被《长江文艺》等文学刊物选用；十余年问，见诸报（刊）端的篇什，林林总总，大约可结二三个集子了。
可惜，在我创作的黄金时期，却走了一段几乎自我毁灭的弯路。90年代初，我出任县文化局长，文联主席仍兼着。我是个责任感极强的多血质男子，我深知文化局是个既穷又积重难返的乱摊子，我下决心改变它。一方面，我要求属下讲团结、讲纪律、讲开拓、讲奉献，千方百计自强；另一方面，我得向政府反映情况，求得体谅和支持，研究如何解决诸如博物馆、文工团、电影院危房问题。或许我操之过急，反映次数多了点，抑或方法欠妥，一位我十分敬重其才华及开拓精神的决策者带着深深的误解，大动肝火，拍案叱我“要挟政府，给政府施加压力”！我满腔热血，怎能忍受这份恶气？于是向人大提出辞呈。没有任何人问明缘由，极快地批了，少一个“出难题”的！我毕竟没犯错误，不久，又任我为专职文联主席，然一无办公室、二无业务费，三无分管常委，只有冷板凳一条！
明知在作践我，我又信奉“自己冷落自己比他人冷落更可怕”的人生哲理，鼓起勇气，想在“一张白纸”上写出最美的文章。我和我的助手几经谋划，决定在溇水河深山峡谷创办一个具“扶贫、旅游、文艺创作”三位一体的基地，工程很快上马。然而，不久，助手被抽调！留下我孑然一身，只得将得不到安置的儿子引以相伴。经几年奋斗，终于建起了八间砖混结构“洋房”。又是然而，因文联合并到文化局，局不认文联债务，那投资的几十万元，便落在我个人头上了……
还好，我还努力地活着。回过头来一想，我最大的损失不是金钱，而是十多年本该跃然纸上的文字，如果我不去文化局，如果我不去文联，如果我不办什么当时大力提倡的“经济实体”，一句话，如果当初我不申请回鹤峰，哪该不会身败名裂、财文两空吧？然而又一想，如果没有组织的培养，我一个自幼丧父，跟着祖父母、外祖父母长大的放牛娃，能读大学、当干部、退休后享受副处代遇么？人啦，只能往好处想。天底下一帆风顺的人生没有几个。
真是人生易老不觉花甲已过，刚刚赶上黄金时代却又行将到天堂做客。两年前，我突然感到，我应当给后人、给社会留下一点“益念”，抑或把不该失去的文字拣回来充实自己。
在不经意中翻阅容美土司史料，竟眼一亮：原以为土司乃愚盲洪荒之地，土王乃粗野无知之徒，殊不知，竟有大著述家土王田舜年、大义抗倭的土王田世爵、抗英殉国的民族英雄陈连升等一批非凡人物！经检索，除了史料，还没有一部全方位展示他们风貌的文学作品。于是，我将“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定格在这些闪光的历史人物身上，立志在有生之年，创作土家历史“三杰”三部曲，向弘扬土家文化的倡导者作一菲薄的献礼，向有着土家先辈血缘而不愿让祖宗宗庙冷清的人们献上一札忠悃的祭祖篇章。
创作，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我得实打实。先写田舜年，计划两年完成。然而，当我铺开稿纸时，昏花的老眼，看到的是些模糊的方格。几行文字落下，竟然漫漶一片！我不放弃，买副老花镜一框，笔下一切都明白了；没写下万言，高血压又使出令人头昏脑涨的招数。仍不放弃，去医院量量血压，开点药，歇个一天半日，又来它一章；有时激情正浓，烦死人的痛风，又让那膝、踝、趾关节又红又肿，痛得咬碎了牙也撑不住。还是不放弃，打几瓶点滴，压压邪，红肿一消又上阵……就这样，吭哧吭哧，半年功夫，一本20多万字的长篇传记文学《容美土司王田舜年》，便在病魔齐心协力纠缠中杀青。几经修改后寄给原省文联党组书记、作家李传锋，请他提提修改意见并为题序。他大加鼓励，欣然作序，并建议我将作品寄省文联文学院，让他们过细。我欣然照办，决定经文学院的刀砍斧削之后，再作修改。殊不知院长刘书平却非常看好，不等我再笔，便列入其丛书之列，很快出版了（尽管李传锋先生在序中不乏“填补空白”，“具有开创意义”之说，又兼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评论；尽管刘书平先生有若干溢美之词，我仍感这作品远未达到应有的品位）。
没有鲜花、没有美酒、没有掌声、没有……连“老有所为”的那点鼓励也没有。或许，文学应该在默默无闻、远离功利的冷清中才能催生可怜而永生的婴儿……也正因为如此，我从不敢奢求那些五光十色的头衔，我知道，钻天打洞地把自己包装成这“家”那“家”，这“名人”那“名人”，只能给社会留下茶余饭后的笑柄。
远望夕阳晚霞，天空已不那么红了，为一单位编纂部门志又耽误了近两年，“三部曲”还只马马虎虎完成一部呢，来年，我得快马加鞭去创作第二部了。没人要我干，那是自我认定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