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全国兴起学习科学的热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了，我也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于1961年毕业分配到人大哲学系工作。
流年似水，自1961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人大校园里。水流云在情谊长。如果说在北大5年的学习，增长了知识和智慧，我对母校和老师怀有一种感恩之情的话，那么在人大工作45年，长期与系友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与同仁切磋琢磨，与同学教学相长，使我对人大哲学系怀有一种真切深厚的感情。
找一个新单位，首先看人家的优点，这是我一贯的态度。我逐步体察出人大哲学系的一些优点、特点。比如重视队伍建设，以我所在的中哲史教研室来说，除了年长的石峻、杨宪邦等老先生外，年轻的就有王俊义、方克立、孙长江、张立文、葛荣晋和我，都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虎虎有生气，有的已崭露头角。由于姓氏名字相同，一时而有“二方”、“三立”之说。又如学风方面，在我看来，相对而言，人大哲学系比较重视理论、现实，而北大哲学系则较重视史料、历史。当时有位老师提出人大、北大两个哲学系不妨做个分工，一个偏于中外哲学史，一个偏于哲学原理。我想自己在北大念书，在人大工作，最好把二者的特点结合起来，在教学和研究中力求体现观点与资料、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我自己实际上没做好，一度教条主义倾向也比较严重。再如强调学术研究，也是人大哲学系的一个鲜明优点。记得中哲史教研室曾专门开会讨论，确定每位老师都要逐步做到能够讲授中国哲学通史，科研工作则要有重点，每人有主攻方向，各个大的历史时段都要有人研究。我当时确定的研究重点是南北朝隋唐哲学，此事决定了我的学术研究的范围、重心，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方向、生涯。
在哲学的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哲学系的同仁都深感开展宗教学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到这是关乎我国国运昌盛的大事。我在佛教研究工作中，也逐步明白佛教在中国历史、文化史、哲学史上的作用，逐步了解佛教的哲学内涵之丰富多彩。印度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论坛上的东方两大体系，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组成部分，是很值得研究，也很需要研究的。当时石峻教授非常重视佛教研究，也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工作。大家在对宗教的认识有所提高的基础上，于1987年成立了宗教学教研室，这是哲学系开创独立的宗教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举措。1991年由石峻教授和我联名上书学校，申请成立宗教研究所，袁宝华校长很快批准了申请，后来和他见面时还嘱咐我们要把宗教研究所的事情办好。
随着宗教教学和研究的展开，我们逐步取得了相应的成绩。1999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决定在全国高校成立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申请成立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2000年7月通过评审。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研究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宗教学研究重要地位的被确认，预示了宗教学研究光明前景的到来。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哲学院，下设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更是从建制上为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从而也为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开辟了更加美好的前景。
人才是学术部门的关键性因素。学校、哲学院、宗教学系都高度重视引进宗教研究专家。学校先后聘请了何光沪、温金玉、何建明、孙毅、魏德东、张文良诸位先生加盟系、所的工作。学校和哲学院表示今后还将适当扩充队伍，聘任优秀年轻学者。作为研究型的大学、系、所，学术研究无疑具有首要的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意义。我们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同仁奉行和谐团结、共赢共荣的团队精神，提倡好学深思、潜心研究、常勤精进、埋头苦干、独立思考、力求创新、不图虚名、多做贡献的学风。
[原载《光明日报》，2006 10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