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甚嚣尘上。美国、日本、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先后建议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这些言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再度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5.4.1人民币是否升值
1.人民币升值论的背景。
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具有较为深刻的国际背景。张斌、何帆认为，1995～2002年，美国对外保持了强势美元政策，美元经过贸易比重加权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7%，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4%。持续的美元升值造成了每年超过50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积累使得美国目前的净国际投资头寸达到了3万亿美元，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而美国可持续的净国际投资头寸/GDP比率为30%～35%，如果超过这一警戒线，巨额贸易逆差随时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雪崩。2002年以来，美元开始贬值。截至2003年6月，经过贸易比重加权的美元累计贬值10%～20%，但是，这尚不足以将美元调整到可维持的经常项目赤字水平。美元还需要再贬值10%～15%。根据美联储采用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对美元币值影响程度最大的货币依次为加拿大元、欧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币。加拿大和美国唇齿相依，墨西哥既是美国的近邻，又是稳定拉美金融局势的关键。因此，未来汇率走势集中体现在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博弈上。在2002～2003年初的美元贬值过程中，美元相对欧元贬值很大，但是对日元贬值幅度很小。虽然美国政府一再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反对它干预外汇市场的做法，但是日本经济已焦头烂额，出口部门成为日本唯一有竞争力的部门，因此日本非常担心日元升值对出口带来不利影响。而近年来，中国经济逆风飞扬，出口势头非常迅猛，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外汇储备一再创出新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日本均出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其真实动机都是希望中国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的沉重成本。
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即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目前之所以处于困境，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许多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低价向国外大量销售商品，不仅使商品输入国的经常项目处于逆差地位，而且打压了其国内商品市场的价格，造成物价不断走低，受到通货紧缩的威胁。按此逻辑推理，得出了要求中国对人民币采取升值行动，以缓解通货紧缩威胁的结论。
2.对人民币是否应升值的争议。
既然人民币升值论具有比较复杂的国际背景，那么人民币目前该不该升值呢？对此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张志超认为，对中国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并不是所谓的日本阴谋和美国阴谋，而是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从1950～2000年，人民币大部分时间都被低估了，只有在70年代，有时被低估，有时被高估，两者交替出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出现了高估，在改革时期出现了低估。人民币重新估价是真实经济部门健康发展的需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有利于改革资本账户，尤其对金融改革有利。如果人民币不进行重新估价，不改革现在的制度，中国政府就会不断陷于国际国内的压力之下。当前的政策选择比较而言，温和升值政策最可取。张斌、何帆也认为，人民币升值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将汇率调整到与实际均衡汇率运动趋势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时也意味着得到了与国内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汇率价格。它消除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扭曲，有利于各个产业的平衡发展，有利于长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第二，汇率积极调整把汇率调整的主动权交到了货币管理当局手中，同时也留给货币当局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汇率积极升值提升了人民币购买力，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第四，汇率积极升值等于向市场宣布，中国货币当局是以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狭隘的贸易顺差为政策目标的。第五，汇率积极升值减少了贸易顺差，有助于减少对中国的贸易摩擦。第六，汇率积极升值减少了财政出口补贴的压力，有利于将更多资金用于公共部门经济基本建设。因此，在他们看来，目前人民币升值的收益非常明确，利大于弊。余永定则以《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为题，对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除非升值幅度很大，人民币无论升值与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与这些人的观点不同，贺力平明确提出，现在不是让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趋势，中国出口贸易继续扩大，中国经济维持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所有这些发展都最终会促使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上升。只要中国社会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发展势头，人民币升值从长远看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现在不是让这种汇率水平出现重要变动的时候。主要理由是：首先，目前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关系和水平形成于不到10年，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型经济体来说，10年还是一个太短的时间。其次，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经济体制改进的程度尚不足以让中国完全开放外汇交易市场和资本市场，因而汇率水平现在不应当也不能够对资本账户变动做出反应。再次，认为现在让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境况，是一个经济学上难以成立的说法。他指出维持一段较长时期的稳定汇率对中国国内企业的继续成长和中国吸引外资促进加工贸易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加入到中国出口部门的劳动力（其中主要是非熟练劳动力）仅仅是中国国内数量极其庞大的劳动力总供给中的一部分。在已经较低的工资水平下，还有大量劳动力等待着加入到出口产业部门。对这部分社会劳动力来说，由于并不存在一个显著的与出口部门相竞争的国内非农业就业部门，汇率变化可能引起的出口部门产出变化就可能会引起这部分劳动力人口绝对福利水平的变化。这一点，是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中国经济与其他许多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王元龙权衡利弊后，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宜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虽可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偿还外债及购买国外商品时获得一些好处，但人民币汇率升值则使我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而抑制出口。因此，我国政府在一定的国际压力下到底能否采取升值举措，根本上取决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进出口结构状况以及对国际市场商品、货币供求关系的综合判断。他指出，其实，国外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法新社近日发表评论说，中国对自己能够同时实现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外汇管理体制的稳定感到满意，中国无须调整人民币汇率取悦他人。他认为在我国需要继续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在近期内保持稳定将更有利于保持2002年以来较好的外贸出口增长势头，而良好的外贸出口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币币值变动所产生外贸需求弹性尚难测算的情况下，如果贸然调高人民币汇率，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外向需求萎缩风险。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来说，利用调低汇率解决国际收支逆差的较多，而采用调高汇率解决顺差的却不多，就是因为调高汇率对金融市场和出口的负面影响较大，所以常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顺差。王子先以《谨防宏观陷阱——对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批驳》为题，批驳了人民币升值论，他认为，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对我国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两方面带来重大风险乃至危害。
3.对引起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呢？王允贵认为，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它从三条渠道对人民币形成升值压力：一是外汇收支贸易顺差；二是庞大的出口贸易规模；三是外汇收支资本项目顺差。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顺差，加工贸易是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顺差之源，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出口的主导力量。外商持续多年的直接投资改变了中国证券和其他投资外汇净流出的局面，并导致外汇收支项目在多数年份出现盈余，形成外汇储备增加的另一持续来源。外商直接投资正在为人民币升值累积能量。从利用外资趋势看，人民币升值压力不会减弱。只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不减、规模不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不变，则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会一直累积下去，直至无法承担内外压力。因此，解决思路需要上溯至利用外资上。要从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高度，看待人民币升值问题和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外商直接投资是外部失衡的主因，人民币升值则是外部失衡向内部失衡传递的桥梁，如果外部失衡累积到必须依靠人民币大幅升值才能纠正，那么中国经济必将付出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急升等内部失衡的巨大代价。因此，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政策思路要转向适度控制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上来。
如果放任人民币升值，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怎样的呢？李建伟、余明的经验分析表明，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也会产生间接的不利影响。近期人民币有效汇率贬值仅是针对前期汇率大幅度升值的价值回归。从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短期内人民币名义汇率应继续保持相对稳定。
何新华、吴海英、刘仕国借助于结构型宏观经济季度模型就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为减小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渐进式升值优于瞬间大幅调整。不过，即使人民币升值15%，从长期看也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危害，因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大的负面影响仅发生在最初一两年内。
我们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规律来看，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但从世界各国的汇率管理实践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没能放弃对外汇汇率的干预，而其干预的目的就在于符合一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的要求。如同李斯特当年提出的保护幼稚工业学说一样，每一种理论学说都有其所适用的条件。就中国现阶段的国内实际情况来看，人民币大幅升值所带来的好处要小于币值稳定或小幅升值的益处。国内今天的就业压力已经是相当突出，如果由于币值升值过大造成出口企业的萎缩，无疑会给国内的就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5.4.2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抉择
1.中国汇率机制的选择。
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是盯住单一货币还是盯住货币篮？对此问题的回答，国内主要有两种声音。李婧认为，目前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对促进中国出口增长和外资流入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国还没有走出通货紧缩时期的情况，继续实行盯住美元制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盯住货币篮制度虽然可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但是在主要货币变动的趋势不明确、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国不宜转向盯住货币篮制度。陈炳才认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本质是汇率跟随国际货币浮动，或者根据确定的预期汇率浮动，但这些做法的最后都表现为与美元的关系，故本质上仍是单一盯住汇率，没有必要这样做。他认为如果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根据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来确定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机制是发达国家的，其汇率主要是由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决定的，而不是由贸易来决定的。因此，如将人民币汇率机制锁定在与国际资本流动变化上，而不是本国物质、技术、金融经济的发展上，汇率的确定机制脱离了本国国情，这仅是从国际汇率波动角度考虑了问题。这种货币汇率本身是需要不断计算和确定的，不是真正地依据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深度和广度来决定的汇率机制，汇率波动和调整就完全成为操作行为，而不是市场自由决定的行为。这样，对汇率的预期就转变为对汇率决定的预期，即对美元、欧元、日元变动的预期，这易造成投机者操纵、控制人民币汇率。他认为只有人民币盯住美元才是正确的选择。
与上述观点不同，张斌认为，总的来看，在中国特定的汇率政策目标下，稳定而且有调整空间的汇率水平是目前的最佳选择。与单一盯住美元相比较，盯住一揽子货币在稳定名义有效汇率方面更有优势，它一方面可以更彻底地达到稳定汇率的目的，同时也尽量避免单一盯住美元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一揽子盯住货币的权数选择方面，中国当前的主要目标还是在于稳定名义有效汇率，目标函数中暂时还不需要考虑物价、外债等因素，因此，各种货币的权数性与对应的主要贸易货币、贸易比重保持一致是最好的选择，它最有利于稳定名义有效汇率。鉴于加入WTO以后中国需要更加浮动的汇率水平以对抗国内、国外的各种冲击和保持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货币当局可以考虑在一揽子盯住的基础上加入汇率波动的目标区和爬行盯住，即所谓的一揽子爬行目标区（BBC）汇率制度。王元龙认为，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难以为继，存在着重新选择的必然性。而我国又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因此他认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在市场供求基础上，人民币汇率调控目标可由盯住美元转为盯住一揽子货币。包括美元、日元和欧元三种货币，可根据贸易情况选择适当权数。采取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方式，有助于淡化市场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关注程度，稳定我国对美元区、欧元区和日元区的贸易条件。
2.汇率制度的最优问题。
那么，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上，有没有一个最优的答案呢？就目前来看，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唐建华通过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争论的回顾，指出汇率制度现有的发展趋势似乎可以为每一种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趋势的观点提供支持。对不同汇率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所进行的比较也表明，没有一种汇率制度是最优的。
秦宛顺等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考察了在不同的资本管制程度下和不同的定价方式下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度的优劣，其主要结论是：
（1）就消费者消费的波动程度而言，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虽然固定汇率制度下消费波动的幅度仍然大于根据市场定价下消费的波动，但固定汇率下消费波动的幅度有可能小于国内货币定价下消费波动的程度，这种情况下固定汇率优于浮动汇率。
（2）就期望消费水平而言，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对中国这样占全球经济的比例较小的国家，期望消费水平仍然遵循固定汇率制度＞生产者定价的浮动汇率制度（PCP）＞根据消费者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度（PTM）的次序，但这时有两个新特征：一是资本管制情况下的期望消费水平低于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水平，管制程度越深，则期望消费水平的下降越大，如当n=0.1，相对风险回避系数等于1.25时，对PTM模型而言，低度管制下的消费水平损失2.6%，高度管制下的消费水平损失8.4%。二是本国经济相对规模扩大对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期望消费水平仍然没有影响，但对浮动汇率的PTM定价下的消费水平有促进作用。
（3）从期望效用的角度看，在资本管制情况下，在相对风险回避系数较小的时候，PCP定价下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期望效用高于固定汇率制度的期望效用，一国经济规模越大浮动汇率越好，相对风险回避系数越大固定汇率制度越好。PTM定价的浮动汇率带来的期望效用总是大于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期望效用。但无论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消费者效用水平都比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的效用水平为低，如当n=0.1，相对风险回避系数等于1.25时，就按生产者定价（PCP）的浮动汇率制度而言，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可以提高消费者效用水平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