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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政书

政书,是专门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政书范围极广,它广泛搜集、汇聚历代或者某一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制度方面的文献材料,并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政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献编纂的性质,但由于其内容丰富,编排有序,有时又可以作为查阅某类历史事实的工具书使用。政书与类书虽然都具有对材料搜集和排序的特征,但二者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政书并不像类书那样直接整篇或整章地辑录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骈词丽语等各种现成材料,而是要进行融会贯通的论述。

一、政书概述

我国的政书编纂有着一个漫长的历程。根据各个时期政书的发展状况,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孕育期

我国的先秦时期是政书编纂的孕育时期。由于社会各项事业都处于萌芽阶段,因此,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政书”的名称,也没有出现各种政书的专著。不过,某些文献中已经出现了有关典章制度。比如,在我国档案史上第一部档案文献史编《尚书》中,就出现了反映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制度的《尧典》和《舜典》;《尚书》后的《周礼》和《礼记》中,也出现了诸如《王制》、《月令》等反映先秦时期典章制度的篇章。

(二)萌芽期

从汉代开始,我国的政书编纂进入了萌芽期。秦代以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为了安邦治国,各种典章制度变得异常繁复而具体,统治者也开始重视各种典章制度的编纂,政书开始得以萌芽。司马迁的《史记》成为真正系统记载典制的开端,司马迁以“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记述了上古至汉代的礼乐、律历、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制度规章。班固的《汉书》,则在“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合并、增补而改写成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十志,使记载更为详细。后来的《后汉书》、《续汉书》等也大都在八书的基础上进行增改,以史志反映各种典制。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期的各种志书大都属于断代类,缺乏古今会通之意,要纵观各种制度的因袭变化,往往并不方便。

(三)确立及发展期

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己之子刘秩取《周礼》六官所职,采经史百家之言,将唐代以前的各种文献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进行汇集,并分门别类加以排列,写成《政典》一书。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政书,开创了我国政书体例的先河。自此,我国政书的发展进入了确立期。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政典》的体例并不完备。

继刘秩之后,唐代宰相杜佑得刘秩《政典》,认为其条目未尽,于是在此基础上,加入开元时代所编礼乐书等材料,将其充实修纂为《通典》。全书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天宝,凡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刑、边防等九大门类,专详历代典章制度,奠定了政书的体例。《通典》是我国史学中第一部全面、系统的专详历代典章制度的辉煌巨著,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政书,为后代典志体史书的编写开创了优良的先例,同时也为我们查考古代制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以《通典》的出现为标志,由唐代迄于明清,政书的编纂逐渐引起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政书开始大量出现。主要有:宋代郑樵修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修修纂的《文献通考》,清乾隆年间代为“三通”编修的六部续书———《续通典》、《清朝通典》、《续通志》、《清朝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近代刘锦藻修纂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等等。

二、政书的类型及作用

(一)政书类别

根据政书的时限,可以将其分为通史与断代史两个大类。

所谓通史,是指历述各代典章制度的史书。通史体的政书,以杜佑《通典》为起始,历朝相继编纂或续编,学术领域先后出现了“三通”、“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十通”等各种不同称谓的政书。“三通”即是上文所提到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因三种书皆以“通”字命名,并有“会通”之义,所以后人称其为“三通”。所谓“续三通”是指继“三通”之后,先后出现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续三通”产生于18世纪中叶。当时,清乾隆帝标榜“稽古右文”,命诸臣辑录宋、辽、金、元、明及本朝事迹,参考前“三通”体例,相继推出了《续通典》150卷、《续通志》640卷、《续文献通考》250卷。而“清三卷”是指清朝乾隆年间官修的《清朝通典》100卷、《清朝通志》126卷、《清朝文献通考》300卷。以上各书,也被称为“六通”、“九通”。“六通”是指“三通”加上“续三通”,而“九通”则是在“六通”的基础上再加上“清三通”。到了清朝末年,学者刘锦藻又编出《续清文献通考》400卷,该书下限直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于是,人们又将该书与“九通”归并一起,称为“十通”。

所谓断代史,是指专详一朝典章制度的史书。断代典制史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会典和会要。其中,“会典”如《唐六典》、《元典章》、《明会典》、《大清明会典》等;“会要”如宋代王溥编修的《唐会要》,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清代杨晨等修编的《春秋会要》、《秦会要》、《三国会要》、《明会要》等。同作为断代史政书,会要和会典也有显著差别:首先,在编排体例上,会要一般以事类为中心,分门别类地记载一代的典章制度。会典则以官署机构为中心,分门记述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会要一般按材料性质分为食货、官制、宫殿、舆服、历象、学校、仪制、四裔等门类,所记典制史实都隶属于这些门类之下,古称“依类纪事”。会典一般按职官设置分为吏、礼、兵、户、刑、工等门类,所记典章制度及史实分别属于这些机构之下,古称“以官统事”。其次,从内容看,会要所记的多是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但也涉及一般的史实,内容较广,资料较丰富。会典记述制度法令本身,是制度法令的抄录汇编,一般不记载史实。再次,从编者上看,会要多为私人修纂,会典则纯属官修。

此外,还有一类专记一种典章制度的政书,如清代官修《历代职官表》。

(二)政书的作用

古代编纂政书的目的主要是记录前代典章制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状况,作为统治者安邦治国的借鉴。到了现代,利用政书,查检历代典章制度,可以了解我国几千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及其发展演变的情况。

三、重要政书简介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政书数量极多,品类各式各样,这里仅对“十通”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通典》200卷,唐·杜佑撰,1935年商务印书馆“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又有中华书局版、岳麓书社版校点本。

杜佑曾历任地方官、淮南节度使,德宗宪宗时,又两任宰相,他对典章制度有深入的研究,对唐代各种制度沿革更有深刻的了解。大历元年(766),杜佑开始撰写《通典》,“年逾三纪”,直至贞元十七年(801),前后历时35年才最后完成。该书记载了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起自远古黄帝、尧、舜时代,终于唐代天宝末年(肃宗、代宗朝间有沿革的,也附载在其中,若无变化,则略)。其材料主要来自前代的史志部分,但编纂次序和论述详略则与史志有明显区别。全书共分8门,即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门下再分若干子目,如“食货典”再分田制、水利田、屯田、乡党、赋税、历代盛衰户口、丁中、钱币、漕运、盐铁、鬻爵、杂税等目。

该书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有系统、有门类的典章制度专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资料丰富。该书的取材范围除正史外,还涉及经传注疏和汉魏六朝人的文集、奏议等。第二,体例严谨,记述详略得当,确立了通记历代典制体政书的编纂方法及其历史地位。以后的政书,基本上都是遵循着此书以“事类”为中心,按年代顺序系统记述各类典制的沿革及有关史实这一方法,既“分门别类”罗列有关史料,便于查考,又概述其产生发展演变的沿革,便于了解某一典制的历史,同时还介绍有关的史实,便于了解某一典制产生的原委。第三,在内容安排上,重视对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记述。全书以《食货》开始,反映封建礼仪制度的《礼典》约占全书内容的一半,与社会政治、经济有直接关系的《职官》、《兵刑》也写得较为详细。

然而,本书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比如,《兵刑》只谈了历朝的战略、战术,而没有涉及兵制的发展变化,全书也没有文化典籍制度的内容,等等。

《通志》200卷,南宋·郑樵撰,1935年商务印书馆“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又有中华书局1995年王树民《通志二十略》校点本。

郑樵不仅博学多识,而且雄才大略,一生著作极富,现在可考者也有近60种。之所以编纂《通志》,旨在发扬孔子编“六经”,子长修《史记》的伟大精神,以一人之力著成一部纵贯古今社会沿革、横通驳杂自然现象的通史。大约绍兴十九年(1149),郑樵开始撰写《通志》,历经千辛万苦,直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该书终于得以完成。此书是一部兼有纪、传、表、志多种体例的纪传体通史,起自上古,终于唐。其中,该书的本纪、列传等的体例并没有多大创新,内容也大多因袭旧史,又欠考订,故罕有读者。尤其是本书的纪传部分更为突出:由于“《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不敢议,故纪传迄隋”(《通志·总序》),于是郑樵不敢任意删节《唐书》《五代史》而把人物纪传止于隋。

《文献通考》348卷,元·马端临撰,1936年商务印书馆“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马端临是宋末丞相马延鸾之子,家富藏书,其父历任史官,故他对宋代的典章制度也非常熟悉。宋亡后,他隐居不任,用了20多年的时间,专心撰写《文献通考》。该书仿《通典》,以事类为中心,记述上起上古,下到南宋嘉定末年的典制史实。全书分为24门(考),即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舆地考、四裔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其中,19门是《通典》旧有的,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则是新立的。该书所有的材料来源,宋代以前的用诸史及《通典》,宋代以后的则采录国史、会要及诸儒的议论。与《通典》相比,此书内容更加丰富,材料更加详瞻,分类也更加详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说:“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按语亦多能贯古穿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瞻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续通典》150卷,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修,1935年商务印书馆“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本书为杜佑《通典》的续书,上起唐肃宗至德元年(756),下至明崇祯年(1644)。其材料来源,自唐天宝以后,取材于《通志》、《文献通考》,而有所增益;宋嘉定以后,取材于《续文献通考》,而有所裁剪。其中以明代史料最为详备。其分门除“兵刑典”分为两门外,余同《通典》。

《清朝通典》100卷,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修,1935年商务印书馆“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该书上续《续通典》,记清代典章制度,自清初至乾隆中叶止。分类同《通典》,唯细目因古今沿革有异,故略有删改。

《续通志》640卷,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修,1935年商务印书馆“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该书是郑樵《通志》的续编,体例仿郑志,分本纪、后妃传、二十略、列传4部分。每部分起讫年代,因郑志迄年不同而不同。纪传郑志至隋,该书自唐至元。二十略郑志至唐,该书自五代至明。

《清朝通志》126卷,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修,1935年商务印书馆“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该书只有二十略,无纪传、年谱等。每略的分目,较郑志略有删补。除了《清朝通典》不收的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略外,其他记述典章制度的略,与《清朝通典》相类似,重复之处极多。

《续文献通考》250卷,清乾隆十二年(1747)敕修,1936年商务印书馆“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该本书前,明·王圻曾撰有《续文献通考》254卷,分30门。除《文献通考》原有24门外,增加了氏族、六书、道统、节义、谥法、方外6门。上接《文献通考》,下至明万历初年。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认为该书有违碍处,将其列为禁书,并下令重修。

清修《续文献通考》便以其为蓝本,又参考了宋元以来的史书、史评等,作了大量修改考订。该书起自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崇祯末,门目仍参考《文献通考》,但将郊社考细分为郊社考和群祀考,宗庙考细分为宗庙考和群庙考,共26门。

《清朝文献通考》300卷,清乾隆十二年(1747)敕修,1936年商务印书馆“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该书上接《续文献通考》,收录清代开国至乾隆年间事迹。体例依循《文献通考》,子目略有删减。

《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刘锦藻撰,1936年商务印书馆“十通”本,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本书上接《清朝文献通考》,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止于宣统三年(1911)。所分门类,在《清朝文献通考》26门的基础上,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4门,合30门。各门子目也根据清代中叶以后的情况作了增补。

以上十种书,合称“十通”,是历代文物典章制度的总汇,内容广博,规模宏大,其系统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发展情况,对于我们了解、研究上起远古时期下至清朝末年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方面的资料,有着重要作用。

四、政书的查检

政书是我们查找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工具书,利用政书查检典章制度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了解历代制度的沿革,主要查“十通”;第二,查一代制度,可以查会要、会典;第三,要将二者结合使用,不能截然分开,如利用“十通”查各类制度的历史因革,可以参考会要、会典,利用会要、会典查一代史实,也可参考“十通”。

(一)利用“十通”查历代制度

“十通”有多种版本,目前较为流行的是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十通”本和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前面已经对“十通”作了简要的介绍,这里不再多作叙述。查检时,辨认好待检对象的年代、所属门类等大体情况后就可直接查阅政书。比如,春秋末期的“初税亩”政策,这是我国历史上田赋政策的重大变革,也是确立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其进行大致判断后,直接翻开《通典》卷四《食货·赋税上》和《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一》,即可查得“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等资料。但需要注意的是,“十通”因其内容广博,篇幅浩繁,如果不了解各书的大体内容和分类情况,直接进行查检会有一定的困难。商务印书馆合印本附有《十通索引》一册,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该索引分四角号码索引和分类索引两个部分。四角号码索引是把“十通”中所记载的制度名物和篇章节目,凡成一名词或可独立为一条目的,都用四角号码法编码排列,下面详细注明其所属书名、页码以及栏次。如查“国子监祭酒”,就按“国”的四角号码检得“国”,再依第二字“子”的一二角数17中检得“国子监祭酒”条,它的著录是:

国子监祭酒

典二一八四中

志七一五四下

考五六一一中

其中,“典”代表“三通典”,“志”代表“三通志”,“考”代表“四通考”。因此,“典二一八四中”就是指“三通典”的2184页中栏,其书是《清朝通典》,这里可见到有关“国子监祭酒”的记载。其余类推。

这种索引是为专查某一特殊事物,或者任何人名、地名而设立的。如果想要知道某种史料的大概,某一种制度的内涵,或者某一时代的人物、地理,则可以使用第二种索引。

第二种索引是分类索引。由于“三通典”、“三通志”和“四通考”内容各异,因此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混合“三通典”的详细目录,按《通典》的原有各门,分为8类,即食货、选举、职官、乐、兵、刑、州郡、边防,以下再分细目;第二编是混合“三通志”的详细目录,按原书的二十略及本纪、列传等,以下再分细目;第三编是混合“四通考”的详细目录,也是按《通考》原有的各门分为28类,以下再分细目。这一索引,是将“十通”中的简单目录化为三种详细的目录。每一编中,各按原书的门类节目,把从各书中所摘出的详细目录,分类排次,注明页数起止。这样,凡是同类的文字,其目录均并列在一处,可以一目了然。

(二)利用会要、会典查一代制度

会要、会典中的材料极为丰富,是重要的史料宝库,对于我们查检典章制度,是较为重要的工具书。使用时,按查找资料的朝代、门类来找。现将一些重要的会要、会典简要情况分列于后,仅作参考。

《春秋会要》4卷,清·姚彦渠撰,中华书局1955年校点本。该书取材于春秋三传及各家注疏,与其他会要体例有所不同,只列2门。一为周、鲁、晋、齐、秦、楚、宋、卫等国世袭,附执政和后夫人妃;二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各分若干子目,以类相从。

《七国考》14卷,明·董说著,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56年中华书局排印本。该书记秦、齐、楚、赵、魏、韩、燕七国的典章制度,分为14门,即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祀、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征。材料以《战国策》、《史记》为主,兼收先秦诸子及杂史。

《西汉会要》70卷,宋·徐天麟编撰,有光绪年间各种版本、中华书局1955年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本和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该书成书于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它仿《唐会要》体例,以类相从,各条都注明出处,共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15门,367目。总的说来,此书取材范围过窄,史料价值不大。

《东汉会要》40卷,宋·徐天麟撰,有清光绪年刊本、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和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该书成书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体例与《西汉会要》相同,分15门384目。但与之相反的是,该书汇集众多史书材料,除范晔《后汉书》外,还引用刘珍等《东观汉记》、华峤《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记》,以及《汉官仪》、《汉杂事》、《汉旧仪》等书。另外,《西汉会要》不加论断,而该书间附按语,也有引用别人的议论。大体说来,《东汉会要》略胜于《西汉会要》。

《三国会要》22卷,清·杨晨撰,光绪二十六年(1900)江苏书局刊本,1956年中华书局校点本。本书以《三国志》及注为主,并从150余种书籍中辑录魏、蜀、吴三国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仿徐天麟两汉会要的体例,分类编排。共分为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举、兵、刑、食货、庶政、四夷15门90多目。本书材料广博,极具参考价值。

《南朝宋会要》,清·朱铭盘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该书取材于《宋书》、《南史》和《隋书》等正史,记载了公元420—479年间南朝宋代典章制度。全书共分帝系、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乐、舆服、文学、历数、封建、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方域、蕃夷19类。每类下又设若干子目。

《南朝齐会要》,清·朱铭盘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该书主要取材于《南齐书》、《宋书》、《南史》等书,记载了公元479—502年间南齐王朝的典制。该书体例与《南朝宋会要》相同。

《南朝梁会要》,清·朱铭盘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该书主要取材于《梁书》、《陈书》、《宋书》等,记载了公元502—557年间梁王朝的典制。体例仍然与《南朝宋会要》相同。

《南朝陈会要》,清·朱铭盘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该书主要取材于《陈书》、《梁书》、《南史》、《隋书》等,记载了公元557—589年间陈王朝的典制。体例与《南朝宋会要》相同。

《唐会要》100卷,宋·王溥撰,有清光绪年间各种刊本,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江苏书局本为底本,参以聚珍本和上海图书馆藏的四个抄本,校点出版,并附录《玉海》中的《唐会要》佚文36条,按原目编次。唐德宗时,苏冕撰成《会要》40卷,记唐初至代宗时典故。宣宗时,杨绍复、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记德宗至武宗时故事。至宋代,王溥采择唐宣宗以后故事加以续补,撰成《唐会要》,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正月进呈。《唐会要》共分514目,另在不少条目下有杂录,将与该条有关联又不便另立条目的史事列入。书中所记史事有不少为两《唐书》和《通典》所无。唐起居注、实录已亡佚,部分内容多靠此书保存。《唐会要》所记,以宣宗前的内容较丰富,宣宗以后因编者无所因循,加之唐末历史资料散佚,故所述较为简略。《唐会要》至清代仅存传抄本,脱误颇多。嘉庆年间才以木活字排印并补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所据旧抄本原缺卷七、八、九、十共4卷,后人以《旧唐书》、《册府元龟》、《开元礼》诸书中有关资料辑补。原目卷七封禅、卷八郊议,今卷八补辑的也是封禅,与标目不相应。

《宋会要辑稿》200卷,清·徐松辑,1936年北平图书馆影印辑本,1957年中华书局影印本,精装8册。此书共分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重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17门,往下未分细目,合订成8册,约800万字。该书材料丰富,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参考书。

《明会要》80卷,清·龙文彬撰,清光绪十三年(1887)永怀堂刻本线装20册,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本书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动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等15门,子目为498事,可供检索明代制度资料之用。

《清会要》也正在编修之中,由北大教授、著名明清史学家商鸿逵先生任主编,拟分20门,约300万字。

此外,还有一些专重制度法令的书,如《元典章》、《明会典》、《大清会典》等,这些书资料丰富,也可作为参考。但其大都比较庞大,而且没有索引,查检时有所不便。

除了可以利用“十通”和会要、会典进行相关的查检外,很多时候,还有一些相应的专门论著可供参考,这也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所不能忽视的。如上文提到过的清乾隆年间官修的《历代职官表》72卷,对于了解历代的官制情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该书以清代官制为纲,每类先列表,把上古至明的职官名称排比对照,以便知道清代官职相当于前代何官。表后是考证,援引古书说明历代管制的沿革置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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