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雪娇和周柏新就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默契关系，李雪娇总是想方设法创造机会和周柏新套近乎。比如她会在课间从教室前排跑到后排找他让他给自己讲数学题，会在中午吃饭时间端着饭盒凑到他旁边把好吃的菜夹到他的饭盒里，甚至有一次我们几个一起到校外饭店吃饭的时候她死皮赖脸要跟着去。对此，周柏新没办法拒绝，更要命的是他甚至感觉越来越受用。我给他泼冷水说，你得小心点，李雪娇这样张扬的女孩会有很多人喜欢，也就是说她还不一定就是你的；而且她也不一定就能一如既往地喜欢你。在陈柏新面前，我竟然表现得像个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谈恋爱方面的老油子。陈柏新对我的话不以为然，说，我有数。或许他认为我是出于嫉妒才这样说的。我捶了他一拳。
但后来还是出了问题。一个周末陈柏新在回家路上被几个青年截住揍了一顿。当他鼻青脸肿地回校时，对我说，李雪娇在职业高中有个同学是吧？他警告我说离李雪娇远点。我问他，你怎么答复他的？他说，我什么也没说，你看看我的脸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知道职高集中了一批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他们的目的就是混文凭，然后靠老子的关系进国营单位捧上一个不错的饭碗。那些家伙因为没有升学压力，整日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喜欢干群架，干完架后就一起下馆子。我说，以后周末我们得一起走……
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是一个瘦子，一副黑框大眼镜架在细长的鼻梁上，轻易看不清他的表情。在询问周柏新受伤原因的时候，周柏新说是摔了一跤。林老师满脸狐疑，显然他并不相信周柏新的解释。他说，有什么事的话，别瞒着，也别擅自处理；要是有必要，就报警。然后他就不再说别的了。
我私下对周柏新说，这种事报了警也毫无结果，这段时间你不要跟李雪娇走得太近了，看看情况再说。周柏新说，若我真的喜欢她，我示弱的话不就太窝囊了，那样连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了……但若这样硬扛下去，我的学业也就完了。我说，所以我才让你离李雪娇远点，你就当是做了一个春梦吧，大丈夫何患无妻，我就没觉得李雪娇哪里好。周柏新脸有点红，笑笑说，其实我很喜欢她的性格。
我想，既然喜欢，就不要轻易放弃。但这话我并没对他说。
吃午饭的时候李雪娇心疼地问周柏新，你的脸是怎么了？周柏新说，没事，不小心摔了一跤。
在课间操的时候我找了个机会对李雪娇说，你职高有个同学是吧？他是不是在追你？若你还在乎周柏新，就让职高那个家伙老实点。李雪娇嘴巴张得老大，问，怎么了？我说，你看看周柏新脸上的伤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李雪娇有点失魂落魄，然后说，他叫李兵，我一定要找那小子算账。
我当然知道她找那家伙算账不会有什么结果，若说效果的话就是促使一场早晚要来的风暴提前一点来而已。我觉得越早越好，所以我才找她说了那些话。她的幼稚和不恰当的自信决定了她的作用是传声筒，相当于通过她对那小子下了战书。我心里某个兴奋点又被点燃了。但我心里还是有点郁闷，因为这次的事又和李雪娇有关。
第三天上午课间操的时候，李雪娇对我说，我昨晚打电话把李兵臭骂了一顿，他已经答应不再找周柏新的麻烦了；我和他是小学时的同学，住在一个大院里，周末回家经常在一起玩，谁知道那个家伙竟然有那种想法……我对李兵一点也没有感觉，你对周柏新解释一下，别让他对我有误会，这几天他老是躲着我，什么话也不愿意和我说。我对她竖了竖大拇指，笑了笑，然后说，放心，我会对他解释的。
对于和李雪娇的谈话内容，我当然什么也没对周柏新说。
周六中午我是和周柏新一起离开学校的。之所以没有把李彬和张克强也卷进来，是因为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我甚至对周柏新也没有提这个中午有可能要发生的事。从教室里出来的时候我从桌洞里掏出一截短棍藏在书包里，周柏新看到了，说，你拿那玩意儿干嘛？我说，防身。他笑了，你也太小心了吧，大白天防什么身？我说，你忘了上周末挨打的事了？他说，我已经不和李雪娇打交道了，还怕什么？我说，一味忍让不是办法，你要记住，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他有点不解，我们主动出击？开玩笑吧！
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笑着说，当然是开玩笑。
走出校门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几个陌生的家伙在不远处晃悠，我和周柏新骑上自行车的时候他们也骑上自行车尾随而来，但陈柏新并没有看到那几个家伙。我对陈柏新说，我们到护城河边走走吧，我有点事对你说。我想，城北护城河边地面开阔，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
他们一共四个人，我们两个人。但我的目标是一对四，我知道那些家伙是些什么货色。
我们到了护城河边上的小树林里，不远处有一对情侣靠在树上旁若无人地搂搂抱抱。凉风习习，风声沙沙，远处的草滩一望无际。真是个消闲的好地方。当周柏新发现那四个家伙的时候，赶紧拉着我说，我们得走了，骑上车子，快调头！有事回家再说吧，那几个人就是上星期找我的那几个家伙。
我说，我早看到了；来了就别那么急着走，我和他们说几句话，然后再走。他说，有什么好说的？他们有四个人，我们才两个人。我说，就当是谈判吧，躲终归不是办法。
然后我就把自行车扔到了旁边的空地上。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袁琳说，你有很强的攻击倾向。我说，以前是，现在可能这种攻击性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曾经因为打架给自己和父母都带来不少麻烦，但说实话，在护城河边上那次却做得干干净净，什么后遗症也没留下。
袁琳说，你说服他们了？阻止了一场殴斗？
我说，你觉得可能吗？对于那些趾高气扬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纨绔子弟，说好听的话或者讲道理管用吗？对有些人，动拳头是不合适的，但对有些人，你必须动拳头，而且拳头越硬越好；并且要摸准他们的心理，一击致命；当然所谓“一击致命”并不是杀了他们，而是找准他们心理上的软肋，让他们彻底放弃继续骚扰你的想法，这种思想在后来的日子里曾一度支配过我的生活……但说实话，并不是每次都能收到好的效果，也就是说，我对于某些事件本质的理解有偏差，并因此留下终生遗憾；但在护城河边上那次，我做得确实不错。
其实我并不在乎他们哪个是李兵，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他们四个漫不经心地把自行车放好之后就围了上来，其中两个手插在裤兜里在一边站定，另外两个挽了挽袖子过来站在我旁边对我上下打量，想下手却又心存顾忌。其中一个说，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不想找你的麻烦，希望你也别插手我们的事。我的身高显然对他们形成了压力。
我把书包扔给周柏新，说，你站在边上别动，我只是劝劝他们而已，出不了什么大事。然后我面带微笑很友好地对那两个在我面前犹豫不决的家伙说，我不管你们哪个是李兵，要动手就大胆点，不敢的话就滚回去跟你妈学学再来。周柏新喊了我一声，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紧张，他是想在制止我继续说下去。
我的话终于激怒了我面前那个矮胖的家伙，他掳起袖子露出粗壮的胳膊，胳膊上凸起的肉疙瘩说明他对于健身有狂热爱好，手臂上的龙形刺青和刺眼的三角形疤痕说明他是个打架的老手。他咬紧牙根，目光凶狠地走上前慢吞吞地去抓我的领子，显然，这家伙想用他结实的肌肉和胳膊上那些显眼的标志性的玩意儿镇住我，然后让我乖乖就范。他把我当菜鸟了。但当我很随意地接住他粗短的爪子慢慢用力攥紧的时候他的脸色开始发生变化，露出惊讶的神色，然后他飞快地把手抽回去，抡起胳膊一拳直击我的面门，我用手挡住他的拳头抽身往后一退，同时飞起一脚准确地踢到了他的胸口，在他双手捂住胸口痛苦地弯腰的一瞬间，我的右拳飞出去打在他的下巴上，随着一声闷响，他一个后仰跌在沙地上。我走上前出脚踩住他的脖子，他双手抱住我的脚想把我推开，但结果是我的脚踩得更凶狠，以至于他眼白上翻，呼吸急促，喉咙里发出一阵呼噜声。这个动作有点像杀猪。
另外一个戴银色耳坠的家伙犹犹豫豫地想上前撕扯我的胳膊，我把脚从地上那只猪的脖子上移开，同时飞快地把另一只脚对准银耳坠的面门踢出去。在踢出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自己的脚法有点生硬，与许久不曾使用和练习有关系——但仍然在他侧脸躲避的时候命中他了他的耳根，他挂着漂亮耳坠的耳垂与腮帮的连接处裂开了一道口子，血瞬间流了下来，他捂住耳朵，表情痛苦，再也不敢靠前。另外两个家伙见势不妙，迟疑了几秒钟，其中一个从腰间抽出一把十几公分长的刀子，右手握住刀柄拉开架势紧张地踮着脚尖。我回身从脸色苍白的周柏新手里扯过黄书包，从里面抽出那根短棍，指着那个拿刀的家伙，说，我劝你自己掂量一下，你要敢动刀我就废了你！
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说，你是谁，为什么管别人的事？我说，若你认识李雪娇，就应该认识邱建军，这辈子他都不会忘了我的名字；我和他干过一架，我没把他怎么样，只是撕裂了他的嘴唇，打掉了他的门牙。他咽了一口唾沫，定了定神，慢慢收起刀子，揣进怀里，说，好，不打了，我们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然后他回头招呼身后那个呆若木鸡的家伙，搀起躺在地上的同伴，拉一把依然痛苦地捂着耳朵的“银色耳坠”，一言不发，垂头丧气地走了。
周柏新叹了口气说，你不是说劝劝他们吗？这下真的麻烦大了。我说，我当然是劝他们，但是对这些家伙适合用拳脚去劝。
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劝告”方法是有效的，因为从那以后那帮家伙再也没找过周柏新的麻烦。
当然，周柏新最后也没有和李雪娇走到一起，甚至连帮忙考军校的事也泡了汤。因为李雪娇的目标发生了转移。据说在看过一部偶像剧后，她突然觉得自己更喜欢那种风趣幽默、善于用迷离的眼神与女孩子交流的白马王子，木讷寡言皮肤黝黑的周柏新当然算不上白马王子。后来李雪娇考了军校，毕业后去了一个大军区的政治部做秘书，两年里与三个男人谈了几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恋爱，后来大着肚子和一个副团级军官结了婚。
周柏新后来考入了东北的一所师范大学，四年后回来在市里实验高中做了一名教师，他回来后我们给他接风的时候，他说，我最喜欢温柔恬静的女孩。我说，李雪娇算不算温柔恬静？他瞅我一眼，说，当然不算！
这个故事的开始与结局拼凑起来显得很滑稽，我当初的出手相助也已经显得多余。人生就是这样，看似严肃的命题往往会在时光冲刷之后暴露出它的荒诞性。
还有必要说一说李彬和张克强。李彬高中毕业后参了军，在军队里混得不错，学会了开车，后来专职给首长开车，数年后转业到我们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做了警察，但主要任务还是给局领导开车。张克强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九六年回家开起了防腐设备
这时，袁琳问我，你呢？我没听明白她的意思，问她，我？你指的什么？她笑笑，说，你毕业之后做什么了？我说，我什么也没做，但是我却上大学了；我们班那一届总共有十一个人上了大学，其中就有我。
她说，真不可思议。我说，其实很简单。
我将就读的是省城一所二流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专科，学制三年。我可怜的高考分数原本不足以被任何一所学校录取，但我父亲一直幻想多上学和多读书会改变我冷僻、暴戾的性格，所以在高考分数还没有公布的时候，他就找到我所在高中的校长，不惜代价出钱出车托他到省城活动了半个月，最终以“特长生”身份被特招录取，当然，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大学时期的学费要比普通学生高得多。至于当时我的“特长”是什么，我早忘了，因为那原本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特长。或者说，我的“特长”就是父亲兜里的钱。
这件事看起来顺理成章。
真正不可思议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我和刘老师之间那次偶然相遇和我莫名其妙的激情迸发。我想，我真是昏了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