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一载：“嘉佑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
第一节 “平生自持心无愧”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但他出生在四川，景德四年（１００７），其父欧阳观任绵州（今四川绵阳）军事推官，他就在这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在绵州。江西、四川在宋代均出了很多文化名人，而欧阳修是应该由两地分享其荣耀的。
欧阳修一生经历了北宋两次革新，他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之一，是王安石变法的目睹者。他一生经历了由学西昆体到反西昆体、反太学体的过程，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
在天圣八年（１０３０）二十四岁进士及第以前，欧阳修的生活是比较贫寒的。他“四岁而孤”，大中祥符四年（１０１０），父亲卒于泰州（今属江苏）任上。年仅二十九岁的母亲郑氏，只好带着他投靠担任随州（今属湖北）推官的叔父欧阳晔，遂定居随州。家贫无钱买纸，母亲就以荻画地，教欧阳修读书练字。无钱买书，欧阳修就借书抄诵。当地大姓李氏子好学，修常游其家，在他家觅得韩愈文六卷，读而爱之。他在《记旧本韩文后》（卷七三）中说：
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缪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呜呼！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
可见，欧阳修在十七岁“试于州”以前就爱上了韩文，但为了应试，他不得不学风靡一时的昆体四六。这次应试所作的《左氏失之诬论》，中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之句，就是典型的四六文，“虽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传于时”。其后虽已决心“尽力于斯文”，但在进士及第以前，毕竟“未暇学”韩文。他在《苏氏文集序》（卷四一）中说：“子美（苏舜钦）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相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与其兄才翁（苏舜元）及穆参军伯长（穆修）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这表明当时已有不少人在倡导古文，但昆体之风仍占优势。欧阳修虽已决心致力于古文，但还没有付诸实践。
从天圣九年（１０３１）二十五岁入仕至庆历五年（１０４５）三十九岁知滁州，是他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和诗文革新，并两度被贬的时期。欧阳修一生从事诗文革新有三个高潮。第一次就是在天圣末、明道年间他初入仕途，担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他在《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卷五二）中回忆说：“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说来也巧，这时担任西京留守的“相公”正是西昆体的三大领袖之一的钱惟演，恰恰在他周围集中了一批反西昆体、从事诗文革新的士子，有梅尧臣、谢绛、尹洙、尹源、富弼、王复、杨愈、张先、孙延仲等人。“逢君（梅尧臣）伊水畔，一见已开颜。未暇谒大尹（钱惟演），相携步香山。”欧阳修到西京留守推官任，不是首先去谒见“大尹”钱惟演，而是同梅尧臣去游山玩水，但钱惟演并不以为无礼。钱惟演于府第起双桂楼，命欧阳修、尹洙作记。欧文先成，凡千余言，尹洙仅用五百字，修服其简古，“自此始学为古文”。钱惟演还经常与这群文士或宴于后园，或同访水南隐士。
有时他不能同游，待这群文士归来，还“遣厨传歌妓”迎劳，并“传言曰：“山行良苦，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勿遽归也。”钱相遇诸公之厚如此！”宽容，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当年钱惟演只允许他这群幕僚对他亦步亦趋，只能作昆体诗文，也许北宋诗文革新的胜利，还会推迟若干年。
这是北宋诗文革新史上值得追忆的第一次兴会，其《书怀感事寄梅圣俞》继续回忆说：“君吟倚树立，我醉欹云眠。子聪疑日近，谓若手可攀。共题三醉石，留在八仙坛。”但好景不长：“乐事不可极，酣歌亦为叹。”不久，钱惟演被劾南迁，梅尧臣赴开封应礼部试，欧也秩满还京，被任命为馆阁校勘。当时范仲淹知开封府，每进见，辄论时政得失。景佑三年（１０３６）范仲淹上《百官图》，坐讥刺大臣，落职知饶州。集贤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论范仲淹不当贬，亦坐贬。谏官高若讷诋范仲淹，以为当黜，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卷六七）以责之。此信行文曲折，语言幽默，笔锋犀利，“可以折冲万里”，表现了欧阳修疾恶如仇的精神，颇能代表欧阳修早期散文所取得的成就。高若讷上其书于朝，欧阳修也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令。他在夷陵作《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五二）诗，极写其谪居闲适之乐，并表示绝不因贬谪而失去自己“刚毅”、“劲强”的天性：“微生慕刚毅，劲强早难屈。自从世俗牵，常恐天性失。”表示要利用闲居研究学问：“负薪幸有瘳，旧学颇思述。兴亡阅今古，图籍罗甲乙。鲁册谨会盟，周公彖凶吉。详明左丘辩，驰誉马迁笔。金石互铿，风云生倏忽。豁尔一开卷，慨然时掩帙。浮沉恣其间，适若遂遨佚。吾居谁云陋，得所乃非一。五斗岂须惭，优游岁将毕。”
欧阳修第一次被贬也确实没有磨掉他的不屈个性。康定元年（１０４０）他被召还朝，复馆阁校勘，改集贤校理后，他仍遇事敢言。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契丹遗使求关南地，吕夷简荐富弼报聘，欧阳修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富弼。接着又作《准诏言事上书》（卷四六），极陈时弊，仍不失当年的锋芒。仁宗鉴于对西夏用兵失利和京东、京西两路民变纷起，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为谏官，推行庆历新政。
这是北宋诗文革新史上的第二次大聚会。范仲淹《唐异诗序》指责西昆派末流“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在庆历新政期间，他针对“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的时弊，主张“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
与欧阳修同科进士及第，以作反西昆、斥佛老的《怪说》闻名于时的石介，时任国子监直讲，作《庆历圣德颂》歌颂新政，称颂范仲淹、富弼为“一夔一契”；称颂欧阳修、余靖“万里归来，刚气不折”。这时，苏舜钦、梅尧臣亦在京，苏舜钦以范仲淹荐，时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梅尧臣罢湖州监税任，在京待调。欧阳修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卷二）诗中写道：“缅怀京师友，文酒邈高会。其间苏与梅，二子可畏爱。篇章富纵横，声价相摩盖。”同时在欧阳修周围还出现了曾巩、杨辟、李常、张续等新秀，欧阳修为自己无力帮助他们脱颖而出深感遗憾，其《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石介）》（卷二）云：“先生二十年东鲁，能使鲁人皆好学。其间张续与李常，剖琢珉石得天璞。……予惭职谏未能荐，有酒且慰先生酌。”其《送杨辟秀才》（卷二）云：“吾奇曾生（巩）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则一鹗。既又得杨生（辟），群兽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识惭未博。……嗟吾虽得之，气力独何弱！
帝阍启岩岩，欲献前复屈。遽令扁舟下，飘若吹霜箨。世好竞辛酸，古味殊淡泊。否泰理有时，惟穷见其确。”曾巩、杨辟均参加了庆历二年的进士考试而未第，所以欧阳修发出了以上感慨，并鼓励他们不要灰心。欧阳修还有一篇《送曾巩秀才序》（卷四二），对有司以“一法”取人，深表不满：
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材，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虽有魁垒拔出之才，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若取舍非己事者，诿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责，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责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呜呼，有司所操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欧阳修自己也是三试才得第，第一次尽管写出了为人“传诵”的论文，但因“赋逸官韵黜”。因此，他对操“一法”以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十分反感的。后来他主持礼部考试，对杜撰故事的苏轼却置之高第，就是他不以“一法”取人、“思革”其弊并付诸实践的具体表现。
庆历新政前后的文人兴会也未能维持很久。新政的某些措施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他们群起诽谤新政。庆历四年新政反对者以苏舜钦卖拆封废纸钱充伎乐为口实，把苏舜钦削籍为民，参与其宴的王洙、王益柔、吕臻、刁约、宋敏求等亦遭贬。
苏舜钦是宰相杜衍之婿，又为范仲淹所荐，打击苏舜钦，旨在打击新政。庆历五年，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皆罢任。欧阳修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卷一○七），认为杜、范无可罢之罪。反对派又以欧阳修的外甥女失行系狱，诬修品行不端。后虽辨明为诬，但仍贬知滁州。石介虽已病逝，亦诬以逃往契丹，几遭开棺验尸之祸。庆历新政失败，北宋诗文革新的第二次高潮亦随之消逝。
欧阳修从庆历五年（１０４５）三十九岁贬官滁州，到至和元年（１０５４）四十八岁还朝，这十年间一直在任地方官，先后徙知扬州、颍州、应天府。第二次贬官，特别是庆历新政的失败，给欧阳修以很大刺激，使他认识到改革之不易。他在滁州琅琊山建醉翁亭，自号醉翁，其《题滁州醉翁亭》（卷五三）云：“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言？”但事实上，他无法“遗万物”，忘“吾言”。他不能忘记庆历新政为谗人所毁，其《祭资政范公文》（卷五○）云：“举世之善，谁非公徒？谗人岂多，公志不舒。善不胜恶，岂其然乎？
成难毁易，理又然欤！”不能忘记支持庆历新政的杜衍已致仕，《纪德陈情上太傅致政杜相公二首》（卷一二）云：“俭节清名世绝伦，坐令风俗可还淳。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不能忘记石介险遭斫棺，《重读〈徂徕集〉》（卷三）云：“当子病方革，诽谤正腾喧。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也不能忘记苏舜钦被除名为民，《沧浪亭》（卷三）云：“又疑此境（沧浪亭）天乞与，壮士憔悴天应怜。……丈夫身在岂长弃，新诗美酒聊穷年。”更不能忘记自己的被诬，其《啼鸟》诗就是集中表现（详后）。这十年中虽然没有天圣末在西京、庆历中在汴京那样的文人聚会，但在诗文创作上，却是欧阳修一生的丰收时期。诗如《丰乐亭游春》、《食糟民》、《庐山高》等，文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祭尹师鲁文》等，都作于这一时期。
从至和元年（１０４５）四十八岁至治平四年（１０６７）六十一岁，这十余年间欧阳修一直在朝，从翰林学士升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在位既久，遍阅天下之士，均难称意，思富弼、韩琦之贤，复召置二府。当时参加庆历新政的人只有富、韩、欧阳三人在朝。他们吸取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渐趋稳健，既知无不言，又谨慎行事，同心辅政。仁宗无子，东宫久未定。欧阳修主张立宗室子为皇太子，其《上仁宗论水灾》（卷一一○）仍十分尖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