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易失于过正，但不过正也难于矫枉，石介对杨亿的猛烈攻击，实际结束了西昆体的统治地位。朱熹云：“有杨亿、刘筠者，……守道尤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后欧、苏主杨大年。”石介卒于庆历五年，可见至迟在庆历年间，学子已“不敢为杨、刘体”。
张方平在欧阳修之前，于庆历六年二月所上《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中，就猛烈批评以石介为代表的太学体：
自景佑元年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后进传效，因是以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今贡院考试诸进士，太学新体，间复有之。其赋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者。以为不合格，则辞理粗通；如是而取之，则上违诏书之意，轻乱旧章，重亏雅俗，驱扇浮薄，忽上所令，岂国家取贤敛材以备治具之意耶？其举人程试，有擅习新体而尤诞漫不合程试者，已准格考落外，窃虑远人未尽详之，伏乞朝廷申明前诏，更于贡院前榜示，使天下之士知循常道。
“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这就是太学体的特点。自庆历六年至嘉佑二年（１０４６-１０５７）已逾十年，但“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直至嘉佑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才给太学体以致命打击。为了纠正古文革新中的上述不良倾向，他在嘉佑二年知贡举时采取了两条有力措施。一方面把“生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苏轼兄弟置之高等，另一方面就是对凡为险怪奇涩之文者皆予废黜，飞声场屋的刘几亦落选。苏轼在进士及第后作的《谢欧阳内翰启》（卷四九）中说：
轼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质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
苏轼这段话很重要。所谓“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即指西昆体。所谓“圣人慨然太息”，“明诏天下”，即欧阳修在《与荆南乐秀才书》（卷四七）中所说的“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仁宗下诏之后，就好的方面讲，诚如欧阳修所说，昆体之风“渐息”；就不好的一面看，又如苏轼所言：“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余风”指西昆体的“靡靡”之风：“新弊”就是“求深”、“务奇”、“怪僻”，“转相摹写”的所谓“古文”。欧阳修这次所打击的正是“号称古文”的“新弊”。苏轼《监试呈诸试官》回忆嘉佑初的文风说：“缅怀嘉佑初，文格变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锦。调和椒桂酽，咀嚼沙砾碜。广眉成半额，学步归踔踸。”又称美欧阳修改变文风之功说：“维时老宗伯，气压群儿凛。蛟龙不世出，鱼鲔初惊淰（鱼骇貌）。至音久乃信，知味犹食椹（桑果）。至令天下士，微管几左袵。”管指管仲，《论语·宪问》：“微（没有）管仲，吾其被发左袵（少数民族服饰）矣。”
这是以管仲喻欧阳修。
苏辙在《祭欧阳少师文》中回忆说：“嗟维此时，文律颓毁。
奇邪谲怪，不可告止。剽剥珠贝，缀饰耳鼻。调和椒葁，毒病唇齿。咀嚼荆棘，弁斥羹胾。号兹古文，不自愧耻。公为宗伯，思复正始。狂词怪论，见者投弃。”苏辙所描绘的当年“文律颓毁”的情况，与苏轼所说完全相同。他所说的“奇邪谲怪”，“狂词怪论”，正是苏轼说的“求深”、“务奇”、“怪僻”；他所说的“剽剥珠贝，缀饰耳鼻”，正是苏轼所说的“转相摹写”。当事者苏轼兄弟都说，当时的太学生把这种以怪僻和剽剥为特征的文章“号兹古文”。正因为它玷辱了古文的称号，古文革新的领袖欧阳修才深恶痛绝，“见者投弃”。
韩琦《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云：“嘉佑初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讟纷纭，而文格终以复故者，公之力也。”史书所载与韩琦、苏轼兄弟所说完全一致，《长编》卷一八五云：“嘉佑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宋史·欧阳修传》：“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文格终以复故”，“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晖文风的改变。刘晖（１０３０-１０６５，《江西通志》卷八五作）原名几，字之道，信州铅山（今江西铅山西南）人。入太学，屡试为第一人，文风险怪，学者争效之。嘉佑二年应试，为欧阳修所黜。四年，改名刘晖再试，文格迥变，欧阳修称赏之，仁宗擢为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河中府节度判官，移建康，便于养亲。
改着作佐郎。祖母卒，力请解官，扶柩归葬。在家设义学，以处四方之从学者。治平二年卒，年三十六。其初文风奇涩，以雕琢相尚，后趋于平易。着有《东归集》十卷，已佚。杨杰《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云：“先是，皇佑、至和间，场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镂相尚，庐陵欧阳公深所疾之。及嘉佑二年知贡举，则力革其弊，时之道亦尝被黜。至是欧阳公预殿廷考校官，得程文一篇，更相激赏，以奏天子。天子称善，乃启其封，即之道之所为也。
由是场屋传诵，辞格一变。议者既推欧阳公有力于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于变也。”沈括讲得更具体更生动：“嘉佑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
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剌，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
是时试《尧舜性之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晖，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刘几、刘晖同一人，两次参加进士考试，文风迥然不同，颇能说明欧阳修知嘉佑二年贡举，严厉打击太学体，对推动北宋古文革新的作用。确实如苏轼所说，“曾未数年”，那些以生涩怪僻闻名一时的人或烟消云散，或“仿其程文而速化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