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
周家华
当时的情景真叫惨。我们赶去宜昌增援的时候，看到山谷中好多尸体，有中国人的，有日本鬼子的。那时候刚刚下了一场雨，一脚踩下去，地面上就留一个深坑，坑里很快就注满了雨水。雨水是红色的，血都把水染红了。
我们还看到日军被烧毁的半截尸体，日军尸体还没有烧完，就逃走了，说明日军逃走得很匆忙。连长说，赶紧追，追得慢了，人家吃肉，咱连汤都喝不上了。我们追到半夜，和一股增援的日军发生了遭遇战，黑灯瞎火的，本来什么都看不清，可是双方打枪放炮，把天空都照红了，对面站个人，头发丝都能够看清楚，你就能想到炮火有多猛烈。天快亮了的时候，我们这边撑不住了，有人向后退，连长说：“后面有人监视，退回去的更要死。”没有人敢退。天亮后，我们这边来了增援部队，就把日军打退了。
你问日军是什么番号？当时漫山遍野，没黑没明地打仗，谁能知道啊。反正仗一直在打，翻过一座山，是战场；再翻过一座山，还是战场。那尸体啊，多得没法数，人摞人。
我们打了好多天，也不知道多少天，没人记日子，最少也有半个月。有一天，抬头一看，看到茫茫一片水，居然打到了长江边上，这才听说日本鬼子逃走了。
熊胜华
上战场前，我们先把灵牌写好。有人说，如果我死了，你以后逢年过节的，就给我烧张纸。事情过去了六七十年，但我总能想到当年的情景。
石牌保卫战的时候，双方的军队在一个名叫王家大包的地方打过几仗，打得很激烈。我主要在这个地方打。我参加过几次敢死队，偷袭日军。我们偷袭都是选择在天快亮的时候，这时候最容易得手，一是日军警戒了一夜，困乏了；二是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最容易潜伏到日军的鼻子底下。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上去，一直摸到距离日军只有几米远的草丛里，然后用刺刀解决了日军的哨兵，他连哼一声都没有。
我和日军面对面拼过刺刀，还是在潜伏途中，被日军发现了，一开始就是肉搏战。一个鬼子站在我后面，端着刺刀捅向我，我一扭腰，他刺了个空。我手臂一摆，手中的枪托就打在了他的脸上，打得他满脸都是血，他吓得哇哇怪叫，逃跑了。
还有一次，也是在潜伏途中，我们见到几个落单的鬼子，打不打？打了就暴露目标，不打就便宜了这几个鬼子。我们头对头凑在一起商量，就决定用刺刀解决，我们跟在这几个鬼子后面，很快就送他们回老家了。
冉宏图
石牌这个地方很重要，群山连绵，江水激荡，地理位置险要，中国军队在这里拼死坚守，所以日军就占不到便宜。
山峰和山峰之间距离很近，日军的飞机一俯冲下来，还来不及升起来，就会碰到对面的山头。所以，日军飞机只能从高空中投弹，而高空投弹又不够准确，对中国军队构成不了多大威胁。这一段的长江江面狭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中国军队在江面上布雷，还在两边的悬崖上构筑防御工事，日军的军舰也很难通过。空军和海军都不行，怎么办呢？日军就想要派遣陆军占领石牌的这个大转弯，然后肃清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军舰就可以逆流而上，打到重庆。
鄂西会战，说到底就是要守住石牌这个大转弯，石牌如果丢失了，形势就很危险。
所以，这场战役就打得非常惨烈，非常惨烈。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打着赤脚赶往石牌，路上听到前方有一个营的中国军人全部阵亡，鬼子来势汹汹，我们不能硬碰硬，就决定诱敌深入，把鬼子诱到深山老林里再歼灭。我们不能距离鬼子太近了，也不能太远了。太近就会被咬死，太远就会带丢了。我们把鬼子一直引诱到了一个叫渔洋关的地方，这里埋伏着兄弟部队，最终将日军消灭了。
冯雪秀
那一天下午，村里的人说前面打仗打得很紧，缺少弹药，动员大家给山上送弹药，我就跟着村里的男人去了。我从小没缠足，所以能和男人一样干体力活。记得我们那几天送弹药的，有五六个女人。仗打到了那个份上，男人都不够用了，女人就要上战场。
那炮声很大，一发炮弹打过去，耳朵边一直嗡嗡响，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响。村里就有人建议说，给炮兵送炮弹的时候，用棉花把耳朵塞住。可是这样也不行，因为你听不到炮弹飞来的声音，反而更危险。有一次，日军一发炮弹打过来，就在前面十多米的地方爆炸了，爆炸的气浪把我掀出了几米远，好在没有受伤。但是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同伴就被埋在了土坑里，我们紧挖慢挖，挖出来的时候，她已经闭气了。
要给山上送炮弹，路非常难走，把人累得趴在地上直喘气，我看到旁边有人嘴里吐着白沫子，眼睛发直。我都以为他起不来了，没想到过会儿他喘过气，又扛着弹药向山上爬。
那些年打仗，不停地打，太可怕了。和平年代多好啊！
1700年后的夷陵之战
1943年春天的阳光照耀在长江三峡的上空，日夜不息的江水默默地流向东方，空气中充满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躁动。
一天午后，十几架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的上空，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浓密的树林在机翼下东倒西歪，树枝和树叶都在痛苦地挣扎着。石牌村的人四散奔逃，抬起头来，能够看到飞机上的膏药标志，以及日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的面孔。山顶上，中国军队的机枪响了，声音急促地连成一片。日军飞机丢下了几枚炸弹，村头的一个柴火垛着火了，浓烟滚滚，遮没了半个天空。一头耕牛沿着江边乱跑，一声爆炸响过，耕牛倒了下去。
1943年，冯雪秀15岁。那天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上空时，她也跟着村人逃避，她躲避在了一条石缝里，看着日军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黄昏时分，冯雪秀才从石缝里钻出来，回到村子里。村子里哭声一片，中国军队的军人们帮着村人掩埋尸体。就在这天下午，日军飞机炸毁了学校，死了很多学生娃。
时隔不久，村子里的人都搬到了山顶上，因为山顶上视线开阔，日军飞机一从地平线上露面，放哨的人就看到了。更重要的是，山顶上有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和这些穿着军装的自己人在一起，农民们放心。
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山顶上还有人居住，那些躲避敌机的农民，在这里居住已逾三代。
冯雪秀说，日军第一次轰炸是从前一年，也就是1942年的冬至开始的，此后，日军飞机轰炸不断，中国军队的还击炮声也连续不断。日军曾经乘着军舰登上岸来，中国军队又将他们赶下江去。一直到大半年后，日军从这里撤走，才再没有见到有膏药标志的日军飞机。
冯雪秀老人不知道，她所见证的，就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石牌保卫战”的战役。
这场保卫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即将被湮没在漫漫的历史烟尘中，就像那场战争中的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战斗一样。
石牌是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一座村庄，位于长江南岸，北岸是峭壁千仞。长江从重庆流入湖北宜昌，在石牌村外转了一个直角弯，石牌村就在这个直角的弯尖上。稍微懂得军事知识的人，一到石牌村，就知道它的地理位置是何等重要。
石牌位于长江三峡东端，为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是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
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日军占据了首都南京后，如果再占据陪都重庆，中国的抗战形势将发生逆转。
守卫石牌村的，是18军11师师长胡琏。石牌保卫战，让胡琏登上了战争前台。
1700年前，就是在这里，爆发了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蜀国的刘备举全国之力与吴国的孙权一决雌雄，却被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一举击败，史称“夷陵之战”。三国时期有三大决定性的战役，官渡之战让曹操一举平定北方，他的陆军独步天下；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孙权的水军无人能敌；夷陵之战让刘备此后一蹶不振，尽管踞险坚守，蜀国仍然是三国中最先遭到灭亡的。
1700年后，还是在这里，中日双方聚齐精锐，在这里一决雌雄，史称“鄂西会战”。鄂西会战中最关键的就是石牌保卫战。
胡琏会不会成为陆逊？
和陆逊一样，胡琏也是书生出身。
胡琏出生在陕西省华县的一座村庄，距离我的家乡不过百里。
胡琏18岁离开陕西后，就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将星闪烁，是历届黄埔军校中所涌现的杰出人物最多的一届。红军中出自黄埔军校第四期的著名战将有林彪、刘志丹、段德昌等，国军中出自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有：胡琏、张灵甫、陈明仁、李弥、谢晋元等。
1943年，注定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全面抗战已经打了六年，中国的精锐几乎要消耗殆尽。一位“二战”史专家分析说，到这一年，抗日将士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中国军队急需新兵进行补充。那时候，十二三岁的孩子也穿着肥大的军装上战场，他们的个子还没有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高。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18军是正面战场五大主力之一，另外四大主力是：整编74军、5军、新一军、新六军。18军即整编11师，整编11师是18军前期的名称。
18军11师在石牌保卫战之前，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淞沪会战中的表现。在淞沪会战中，11师和兄弟部队，与强寇松井石根的第3师团在罗店鏖战一个月，致使日军遗尸两千具。日军将罗店称为“血肉磨坊”。第3师团是日军的甲种师团，日军师团中，排名越靠前的，战斗力越强。当然，大阪商贩们组成的第4师团除外，这个师团的军人上战场前先算经济账，据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胜仗。
此时，当18军11师死守石牌要塞时，另外的四大主力在干什么？王耀武和张灵甫所在的74军此刻在湖南石门阻击日军驰援鄂西。石牌保卫战，是鄂西会战的一部分，几个月后，74军的余程万部则要揭开震惊中外的常德会战的序幕；杜聿明的第5军经历了缅甸惨败，翻越了亘古无人的野人山，一路逶迤败退回国，死伤惨重，此战被杜聿明引为一生之耻辱；孙立人的新一军从缅甸撤入印度，厉兵秣马，立志报仇雪恨；廖耀湘的新六军，那时候还没有从新一军中派生出来。
中国海军的悲壮抗战
胡琏面对的，是实力超过他的海陆空立体作战的日军。
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所以他们历来对海军建设尤为重视，日本的海军，和陆军一样强大。日本航空兵的军事实力，当时也位居世界前列，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抗战一开始就消耗殆尽。
中国军人，只能靠在水面上布雷和架起拦江铁索，来阻挡日本舰队的前进。
冯长明是长江上的一个船夫，他和妻子开着一辆柴油机木船，依靠在长江上摆渡为生，他的爷爷当初就在长江上和中国军队一起布雷。
冯长明小时候听爷爷说，从石牌村向下游，20公里的水域间布满了水雷。水雷是中国军队对付日军舰队的最有力的武器。那一年，长江两岸的很多老百姓都跟着中国军队一起布雷，因为布雷是个技术活，他们干不了，就给军队抬雷，划着舢板送饭。一个水雷少说也有五六十斤重，两个人抬着，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爬，也非常吃力。
由于长江下游已经被日军占领，所以，布雷就危机重重。日军的快艇经常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进行巡逻，一见到可疑目标，就开枪放炮。而从武汉到宜昌的长江两岸，更是布满了日军的炮楼，白天有瞭望哨，夜晚有探照灯，要想在江面上布雷，谈何容易。
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石牌村距离武汉的水路仅有数百公里。而武汉早在四年前的1939年，就已经失守。
为了躲避日军，布雷队只能选择恶劣的天气行动，大风大雨，道路泥泞，夜黑如墨，鬼影憧憧，也只有在这时候，日军的巡逻才会减少，布雷队才会等来时机。每一颗水雷由四个人抬着，两人一组，冒着瓢泼大雨，踩着倾斜湿滑的山路，一步一挪地靠近日军控制的水域，遇到陡峭的山体无法攀缘，他们只能将水雷小心地放在水中，在后面推着浮游，而等到在朦胧的天色中看到山路，又将水雷抬上岸边。水面上，经常会突然驶来日军的巡逻艇，巡逻艇上的探照灯打开，几百米范围内的景物都看得一清二楚。
布雷不能布在岸边，而必须布在水中央。长江三峡，举世闻名，悬崖峭壁，山势陡峭，而三峡最东边就在宜昌段，布雷也在宜昌段。那时候，经常有游击队埋伏在两岸密密实实的丛林和刀砍斧凿一样的山缝中，向过往的日军船只放冷枪打冷炮，所以，日军的船只担心受到游击队的袭扰，在武汉到宜昌段的江面上航行，都会沿着水中央航行。将水雷埋在岸边，徒劳无益。
冯长明的爷爷一直有关节炎，关节炎的毛病陪伴了老人终生，这就是当初布雷时留下的病根。
由于缺少船只，更由于日军防守严密，布雷队只能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沿着岸边走到合适的水域后，才将水雷放进江水中，人在后面边推边浮游。这样的危险性非常大，如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水雷与暗礁相撞，就会引起爆炸。还有，因为在水中不辨方向，无法查看水流，湍急的江水会将水雷和布雷者一起冲往下游，最后雷毁人亡。
1943年的春天，异常寒冷，冯长明的爷爷跟着布雷队下水布雷，患下了终生未愈的关节炎。
小学毕业的冯长明想不明白的是，那时候的日军舰船在长江上巡逻扫荡，日军飞机在天空中轰炸扫射，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哪里？
中国的海军在抗战一开始，就逐舰打光；中国的空军也是在抗战一开始，就逐机打光。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