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的新安江畔的徽州，曾为战国时代的吴楚两国交界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三不管地带”。就在这片位于吴楚一隅的方寸之地，数百年来，一代代赫一时的名商从这里走出，足迹遍及全国，并带动了整个安徽的经商风气，从而形成了我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商人群体——徽商。几百年以来，徽商的传奇，不但没有被历史淡忘，而且至今依然在不断续写更为灿烂的新篇！
徽州是个古地名，如今已经成为安徽省黄山市的一部分，在北宋末年之前，曾先后被称为新安和歙州。这是一片四面环山的“方寸之地”，崇山峻岭的包围，形成了徽州自成一体的格局。清澈秀美的新安江，发源于徽州的山麓，自皖南的层峦叠嶂中奔流东向，汇入浙江沿海的钱塘江。
在战乱年代，群山封锁、与世隔绝的徽州，成为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历史上，中原百姓曾经三次大规模迁徙到徽州，第一次是在中原战乱迭起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在军阀割据的唐末五代时期，第三次是在两宋之际，金兵南侵的“靖康之乱”前后。
透过新安江的暮霭，依稀浮现出这样的场景：
一群衣着褴褛、面容枯槁的乱世流民在山间踯躅前行，战乱使他们丧失了家园，颠沛流离。“翻过这座山，就有水，走吧！”走在队伍前面的汉子转过头望着大家，嗓音沙哑低沉，但很坚定。
远山对面依稀的水声，是所有人的精神支柱。置身于荒山野岭，一切金银细软皆与粪土等值，随处可见的树叶甚至树皮，便可作为干粮充饥，只有水，才是万金不换的真正财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有水，就能够活下去。
这一行难民翻过山，已是斜眼西下的时分。面对眼前碧波荡漾的激流，众人兴高采烈，全然不顾河畔的碎石划破了手脚。不少人一边喝水，一边发出“感谢老天爷保佑”、“感谢爹娘在天之灵”的呜咽。
“这个地方，总觉得很不一样。”好几个平时领头的壮年难民，此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啊！”一个老者捧着手中的水葫芦四下观望，沉吟良久，“感觉就像又回到了当年，仗还没有打起来的日子……”
这是一个群山环绕的水乡，感受不到任何刀光与烽火的戾气，河水对面的山坳里，依稀升起袅袅炊烟，一片安宁、祥和的气象。河水的下游，隐约现出几个逆流而上的黑点，竟是几艘水乡的渔船。“喂——喂——”“船家——”黄昏群山环绕的河畔，回荡着喜极而泣的呼唤。
这些偏巧来到新安江畔的难民，都是乱世的幸运者。山水环绕的徽州，不啻为世外桃源。热情好客的徽州人，接纳了一批又一批的逃难者，而这些难民在徽州定居下来，又以同样的热情，不断接纳更多的乱世流民。
来自五湖四海的徽州人，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口音，世世代代在这里扎下根，把这片群山闭锁的土地，开辟为皖南地区最兴旺的重镇。宋朝以后，朝廷设立徽州府，下统六个县，即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日后被誉为“商圣”的胡雪岩，祖籍就是绩溪。开创理学的儒家巨子朱熹，则出生于徽州婺源县。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清官包拯，也出生在与徽州一江之隔的合肥。
群山封锁下的徽州虽然是乱世的避难所，但山多田少，地矿贫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与庄园”的民谣，是徽州地貌的写照。随着人口的增长，到了元末明初，很多当地人都已无田可耕。
面对困境，流淌着祖先“移民”血脉的徽州人，再次选择了“走出去”。
徽州的山峦是闭锁的，而江水则是开放的、外向的，天然的环境铸就了徽州人的移民性格，以及勇于闯荡的进取精神。
顺流而下，新安江可以直达杭州。自南宋定都临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后，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沿海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苏湖熟，天下足”。不甘困于群山之间的徽州人穷则思变，或沿江而下，或徒步走出群山，到异地他乡经商谋生。富甲天下的苏杭地区，成为徽州商人的首选。
据史书记载，到明朝中叶的弘治年间，休宁和歙县等地的人口，30%在家乡种田，70%到异地经商。五百多年前的统计数字，如今已无从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徽州人外出经商者，已经占到了当地总人口中的大半以上。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史册上留下了“徽商”这个称谓。
